在泰山巍峨的盤道上，往來游客的目光常被摩崖石刻與宏偉廟宇所吸引，鮮少有人留意那些默默矗立、承載著歷史記憶的碑石。其中，有一類特殊碑刻——“示禁碑”，作為古代地方官府禁止危害社會行為的公告石碑，以其獨特的方式記錄著百姓日常生活與官府治理細節(jié)。

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立于泰山的“山轎示禁碑”，正是這樣一件珍貴文物，它無聲訴說著明朝時泰山山轎的發(fā)展狀況與轎夫的艱辛，成為歷史的見證。

文|孫曉明

1994年，泰山管理部門在拆除紅門宮附近居民墻基時，偶然挖掘出一方殘碑。這塊石碑現(xiàn)置于紅門北小泰山香社碑林之后，殘高139厘米，寬44厘米，厚15厘米，雖然上段有殘缺，但鐫刻的明代嘉靖年間官府文告仍可辨認。泰山文化學者周郢指出，根據(jù)石碑上鐫刻的內(nèi)容，這是一方官府所立的“示禁碑”。

“示禁碑”的碑文一般是由地方官制定和發(fā)布的地方禁令，而這方泰山示禁碑的特別之處在于，其所示禁的內(nèi)容關(guān)涉到古代泰山獨特的登山工具——山轎。

泰山作為五岳之首，自古以來便是帝王封禪、百姓朝拜的圣地。明代，泰山香火鼎盛，官員祭祀、道士齋醮、香客朝拜活動頻繁，由此催生了一種特殊職業(yè)——山轎夫。他們用被稱為山轎的簡易交通工具，抬送旅客上下山，以此維持生計。

碑文中所說的“登頂”之“轎”，就是山轎，又稱山輿、籃輿，俗呼山轎子、爬山虎，其中，手挽的稱為腰筍，用肩抬的稱為肩輿，都是古人登泰山時常用的交通工具。

一紙訴狀背后的民生艱辛

這方“示禁碑”的碑文開頭寫道：“濟南府泰安州為懇乞恩憐賜豁至苦民情事?！边@一公文式開頭表明，這是一份由泰安州官府發(fā)布的正式文件，目的是懇請上級體恤民情，免除百姓的苦難。這種以碑刻形式公示官方文件的做法，在明代頗為常見，既是為了廣而告之，也是為了永久保存。

碑文的核心內(nèi)容，源自泰山頂路八地方居民張豹等人的聯(lián)名訴狀。這些生活在泰山盤路附近的居民，世代以抬山轎為生，但嘉靖三十二年(1553)后，他們的生計受到了嚴重威脅。

訴狀中回憶了“往年舊規(guī)”：上級主管官員登泰山頂，由當?shù)毓俑沙龉賯渖睫I及所屬“白夫”抬送。只有人力不足時，才會臨時借用沿途居民幫忙。非本地直接管轄的官員，則使用自帶的隨從夫役。負責香稅的官員，由香火店出資雇轎夫接送。這種制度各有所管，相安無事。

然而，嘉靖三十二年，道士陶仲文在泰山舉辦大型打醮儀式，引來了“三察院各道”大批官員隨從，原有的官轎不敷使用，于是開啟了強征民轎的惡例。碑文記載：“雜職其多無轎乘坐，添設(shè)頂路筐轎”，自此一發(fā)不可收拾。

最令百姓不堪重負的是，不僅官員本人乘轎，連“跟隨吏承門廚人等”也“仗勢索用筐轎”。這些吏員、門房、廚子等隨從，仗著官威強征民轎，而“小民畏怕，亦不抗拒”，導(dǎo)致出現(xiàn)“居民逃半”的嚴重局面。

陶仲文與明代嘉靖朝政

泰山示禁碑碑文中提到的“陶真人”即陶仲文，是嘉靖皇帝寵信的道士。他因獻方術(shù)得寵，位極人臣，史載嘉靖皇帝甚至稱其為“師”。嘉靖中后期，皇帝“益求長生”，頻繁派遣陶仲文到泰山舉行齋醮活動。

陶仲文在正史中被描述為“小心慎密，不敢恣肆”，但從碑文記載可見，他赴泰山時的排場極大，竟使“三察院各道親臨”，氣焰之盛，堪比王侯。這反映了嘉靖朝政的一個側(cè)面：道士得寵，權(quán)傾朝野。

隆慶元年(1567)，即立碑后兩年，陶仲文雖已去世，但仍被追責，“奪秩削謚，籍沒家產(chǎn)”，其子陶世恩也因“偽制藥物”下獄論死?？梢姰敃r朝野對陶仲文及其黨羽的不滿已久。

泰山山轎問題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激化的。上級官員的奢華排場，下級隨從的仗勢欺人，加上道士權(quán)貴的特殊地位，使得傳統(tǒng)的山轎管理制度被破壞，百姓負擔加重。

古代行政程序的完整呈現(xiàn)

面對泰山盤路居民的困境，時任泰安知州將訴狀轉(zhuǎn)呈上級，得到了山東巡撫鮑象賢的重視。鮑象賢是嘉靖八年(1529)進士，以正直敢言著稱，其“為人廓達，練事多大略，歷任三十余年，所至有聲，時論稱之”，雖“功大賞薄”，屢遭中傷，但始終“生性耿直，不阿權(quán)貴”。鮑象賢去世后，明廷立歙縣立坊以彰其功（今存)。嘉靖四十三年(1564)，鮑象賢任山東巡撫時，曾奉詔赴泰山致祭，其很可能對濫征山轎導(dǎo)致山民疾苦已有所了解。

鮑象賢在批文中痛斥：“窮民求食于道路，卻被諸色騷擾，反為大害。”他令“分巡濟南道立為定法”，并“出給簡明□(此處碑文殘缺）加禁革，違者重治”，態(tài)度鮮明，措辭嚴厲。

具體執(zhí)行這一命令的是山東按察司副使張任。張任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進士，時人稱其“知數(shù)淵敏，才識明練，正直端重，潔己愛民”。他負責制定具體措施，出告示明令：“今后凡□(此處碑文殘缺）察院并司道府官上頂?shù)侵]”，仍由官府夫役抬送，不足時方可臨時調(diào)用沿途居民；香稅官員用轎，由香火店戶承擔；而各衙門隨從人員“索坐筐轎夫役，盡行裁革”。告示中還賦予百姓直接申訴的權(quán)利：“敢有不行遵依……被害之人徑赴該州稟告，即與申究?！边@篇碑文完整呈現(xiàn)了明代地方行政的運作流程。

“山轎示禁碑”刻立于泰山紅門，明清時期紅門就是山轎的始發(fā)站。如明代馮時可《泰山記》云：“出登封門，至更衣亭（亭在紅門宮內(nèi))，易腰筍而上?！鼻宕鷮W者唐仲冕《岱覽》云：“一天門者……登者乘筍輿始此。”因此，官府特意將“山轎示禁碑”立于此處，以達到防范與警示作用。

千年登山工具的變遷

乘坐山轎登山的形式歷史悠久。清代徐珂《可言》卷十一“肩輿”條曾引用《漢書》中的“輿轎而隃（逾）嶺”，認為乘坐山轎登山由來已久。漢人《封禪儀記》記東漢光武帝封禪泰山時步行登山，說明當時應(yīng)該還沒有山轎。唐代的制度是官吏“不得輒乘擔子”，說明在唐代是禁止乘坐山轎的。

北宋時，君臣登泰山，工具有“輿”與“橫板”?！端纬聦崱肪硎弧秲x注》云：“帝每經(jīng)道險峻，必降輿徒步……至回馬嶺，以天門斗絕，給從官橫板，選親從卒推引而上?！?/p>

宋、元人的泰山游記中開始提到轎子——“肩輿”，比如宋代錢伯言的《游泰岳祠記》中說：“還過雞籠峰，始復(fù)肩輿?！彼未w鼎臣《游山錄》中提到：“余將登山，假輿徒于邑中?！痹硕湃式艿摹稏|平張宣慰登泰山記》道：“具肩輿，輦公而上。”說明宋元時期不僅已經(jīng)有山轎，而且有提供抬轎服務(wù)的專業(yè)人員。

到了明清時期，山轎成為仕宦登泰山最常用的交通工具。明代文學家張岱在《岱志》中描述過泰山山轎的形制：“山樏在戶，樏杠曲起，不長而方，用皮條負肩上，拾山蹬，則橫行如蟹?！鼻迦颂浦倜帷夺酚[》記載更詳：“輿如竹兜，長僅六尺許，穹其坐處若弓，柎置絡(luò)，兩柎間坐之。舁夫以韋懸兩把，負韋握把，側(cè)足橫行磴上，乘者無俯仰之苦?！鼻迦诵扃嬖凇肚灏揞愨n》中詳細描述了泰山山轎的形制：“游泰山者必乘肩輿，其輿與南方絕異，僅有南方轎之上半，而去其下半，故兩足下垂，以一木板托之。坐椅之兩旁，貫以兩木杠，木杠之兩端，系以一皮條，而輿夫之肩此皮條，兩肩不時更替。”

這種特殊的轎子和抬轎方式，是為了適應(yīng)泰山陡峭的山路而設(shè)計的。

泰山盤路上的歷史見證

歷史上，山轎夫忍受著超出常人的生活艱辛，還屢受官吏的盤剝。如明人呂坤《觀日解》中寫道：“時大雪新晴，山風刺骨，輿人（轎夫）至五鼓皆僵，噤不可起，強起之。”

事實上，碑文中提及的弊端，并未在示禁碑立起之后便得以徹底消除，這一積弊在很長的時間內(nèi)屢禁不止。如明末縉紳登岱游記中出現(xiàn)了大量“送輿”的記述。明吳同春《登泰山記》：“至桃花，則泰安賈守所督諸役至，飯已，四力役以山輿來?！碑呑試馈度磐斡洝罚骸皶r青州司理齊公以督稅至……送登山大小肩輿?！边@些人并不是“察院并司道府官”，卻享用了官備山轎，都是違規(guī)的。到了清代，這一弊端更加嚴重，蒲松齡的一則記載就是證明?！读凝S志異》中的《一員官》云：“是時泰安知州張公，人以其木強，號之‘橛子’。凡貴官大僚登岱者，夫馬兜輿之類，需索煩多，州民苦于供億。公一切罷之……大僚亦無奈之。”所謂“兜輿”，據(jù)清人何垠注“上山之輿也”，正是指山轎?！读凝S志異》雖為小說，但這一篇卻是紀實之作。小說中的張公名迎芳，湖北應(yīng)城人，康熙二十一年至二十九年為泰安知州。從《聊齋志異》所寫可知，一直至清初，濫征山轎仍令州民苦累不堪。

清代泰安知縣徐宗干在《山輿行》中對輿夫極力謳贊，稱“我今復(fù)記泰山銘，輿夫之功數(shù)第一”。泰山文化學者周郢對此感嘆道：“徐宗干的贊譽難能可貴，但對其治下輿夫的生活卻無一語敘及。‘示禁碑’的重現(xiàn)，使我們了解到山轎背后的民間痛史?！?/p>

泰山轎夫的艱辛與悲歡、泰山山轎的變遷歷史、明代吏治的特點，均鐫刻于一方石碑之上，成為歷史的見證。

(作者為中國糧食行業(yè)協(xié)會理事、泰安市作協(xié)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