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位西班牙的國際法專家說了段話，挺值得琢磨的。他叫安東尼奧·塞古拉，在接受采訪時，把德國和日本對待歷史的態(tài)度放在一起比較。他說，德國總統(tǒng)最近去了曾被德軍轟炸的西班牙小鎮(zhèn)，坦然承認了歷史罪行，這是一種積極的做法，能給受害者慰藉，也能保證悲劇不再發(fā)生。

但話鋒一轉，他提到了日本。他說，日本從未承認過真相，沒有向受害者提供賠償，而且由于當年美國的政策主導，東京審判并沒有徹底清算日本的戰(zhàn)爭責任。

他最后鄭重地警告：這意味著，上世紀發(fā)生的悲劇，有可能會重演。這話聽起來有點重，但絕不是空穴來風。它指的，正是二戰(zhàn)后那場對日本軍國主義進行清算的東京審判，以及這場審判留下的、至今仍在影響著東亞的巨大陰影。1946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開庭，審判日本的戰(zhàn)爭罪行。

這場審判歷時兩年半，留下了堆積如山的證據(jù)，在法律上確認了侵略戰(zhàn)爭是犯罪，其歷史意義是重大的。但是，它也存在公認的、嚴重的缺陷和遺憾。法庭最終只判處了東條英機等7名甲級戰(zhàn)犯絞刑。而更多手上沾滿鮮血的乙級、丙級戰(zhàn)犯，并沒有被全部追究。

更關鍵的是，像發(fā)動戰(zhàn)爭的核心——日本天皇的戰(zhàn)爭責任，被刻意回避了。一些特別反人類的罪行，比如在中國大規(guī)模實施的細菌戰(zhàn)和化學戰(zhàn)，也沒有在法庭上得到認真的追究和審判。一位研究戰(zhàn)爭的教授就指出，這無疑是審判的一大遺憾。由于冷戰(zhàn)開始，美國對日政策迅速轉變，需要日本成為盟友。

于是，這場審判變得有些“虎頭蛇尾”。一些被判刑的戰(zhàn)犯沒服滿刑期就被提前釋放。更令人不安的是，一部分本該被清算的戰(zhàn)犯，后來竟然重新回到了日本政界和商界的核心位置。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岸信介，這位曾被列為甲級戰(zhàn)犯嫌疑的人，后來居然當上了日本首相。他的政治遺產和思想，至今在日本政壇仍有影響力。

這種結構性的、不徹底的清算，就像一顆危險的種子被埋在了土里。它讓日本作為一個國家，始終沒有完成像德國那樣真正徹底的、全民性的歷史反思。該認的罪沒有全認，該道的歉沒有真道，該承擔的責任被模糊處理了。這為后來的一切，埋下了伏筆。那顆不徹底的種子，幾十年后開始發(fā)芽、生長，形成了一股強大的、錯誤的歷史觀暗流。

這就是日本右翼勢力所鼓吹的“歷史修正主義”。他們的手法有哪些呢？第一是直接否認和美化侵略。比如，對于鐵證如山的南京大屠殺，右翼團體一直試圖將其輕描淡寫為“南京事件”，甚至公然否認遇難者人數(shù)。臭名昭著的731部隊的罪行，也被長期隱瞞和淡化。第二是把自己偽裝成“受害者”。

在廣島、長崎的核爆紀念活動中，日本方面常常只強調自己遭受的核打擊之痛，卻絕口不提自己為何會挨炸，絕口不提自己首先是戰(zhàn)爭的發(fā)動者和加害者。他們試圖在國際上塑造一種“悲情”形象，篡改歷史的因果。

第三是通過政治行動挑釁。日本的一些政客，甚至幾十名國會議員，會公然集體參拜供奉有甲級戰(zhàn)犯的靖國神社。還有政客在公開場合宣稱東京審判是“勝者的審判”，試圖從法理上否定審判的正義性。

有學者一針見血地指出，根本原因就在于戰(zhàn)后日本的軍國主義思想沒有得到徹底清算。一些政客覺得歷史包袱阻礙了日本成為所謂的“正常大國”，所以想方設法要“克服戰(zhàn)后體制”。

而右翼勢力則將攻擊東京審判作為實現(xiàn)這一目標的第一步。長此以往，日本社會，特別是年輕一代，對歷史的認知就會被嚴重誤導和模糊。為什么西班牙專家要把德國和日本放在一起說？

因為這兩條不同的道路，產生了截然不同的結果，對比實在太鮮明了。德國走的是一條 “徹底清算，真誠反思” 的路。從政府到民間，承認納粹的罪行是全民共識。他們立法禁止納粹符號，在各地建立紀念館和紀念碑，教育國民永遠記住那段黑暗歷史。德國領導人多次在受害國下跪道歉。

正因如此，德國才真正贏得了鄰國的諒解，融入了歐洲大家庭。而日本，在某種程度上走的是一條 “曖昧不清，伺機翻案” 的路。就像《解放軍報》一篇評論文章所說的，往往是出于外交壓力，才對外作出一些承認戰(zhàn)爭的表態(tài)；一轉身，就可能用參拜靖國神社等方式去安撫國內的右翼勢力。

政府的態(tài)度搖擺，導致社會無法形成統(tǒng)一的、正確的歷史觀。這扇懺悔與和解的大門，始終沒有真正打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