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街踏盡公卿骨”，晚唐詩人韋莊筆下的黃巢起義，烈火焚城、血染長安，士族門閥幾近滅頂。

在很多人眼中，正是這場席卷天下的風暴，將延續(xù)數(shù)百年的名門望族碾碎，徹底終結了士族的輝煌時代。

其實不然。

黃巢只是摧毀了門閥士族的肉體，給了士族致命一擊，卻并未將其連根拔起；

真正讓這個特權階層徹底退出歷史舞臺的，是宋朝一系列看似溫和卻精準狠辣的“殺招”。

士族并非與生俱來的特權階層，其興起與制度的演變緊密相連。

東漢時，推行的征辟制與察舉制，本意是選拔賢能，可隨著時間推移，薦舉權逐漸被地方豪強勢力掌控。

畢竟當官了，肯定要照顧到自家人，至于賢不賢，能不能，只要面子上過的去就好。

于是他們相互舉薦宗族子弟、門生故吏，權力開始在特定家族中代代相傳，慢慢形成了“累世公卿”的雛形，成為了王朝更替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三國亂世時，世家大族通過聯(lián)姻、舉薦與軍事合作，進一步鞏固了自身地位。

后面曹魏雖然推出了九品官人法，但很快就淪為士族的工具——負責評定人才的“中正官”多由士族擔任，他們優(yōu)先舉薦門第出身，最終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固化格局。

真正的黃金時代在魏晉至唐初降臨。士族構建了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三位一體的壟斷體系，如同一個無懈可擊的鐵三角。

政治上，瑯琊王氏、陳郡謝氏等大族“平流進取，坐至公卿”。東晉時期甚至出現(xiàn)“王與馬，共天下”的奇觀——司馬氏的皇權竟要與王氏士族共享。

南朝的宋、齊、梁、陳，本質(zhì)上都是士族權力博弈的產(chǎn)物。即便是少數(shù)民族建立的政權，也不得不拉攏當?shù)厥孔逡造柟探y(tǒng)治。

經(jīng)濟上，他們占有萬頃良田，蔭庇數(shù)千佃客，形成自給自足的莊園經(jīng)濟。這些莊園“閉門成市”，幾乎獨立于國家體系之外。

文化上，士族壟斷經(jīng)學傳承，以“家學”“門風”構筑身份壁壘。崔氏善禮學，盧氏通經(jīng)術，這些學問只在族內(nèi)傳承，成為他們區(qū)分“士庶天隔”的身份證。

門閥士族并非全然的歷史負面角色。為了維持家族的長久興盛，這些世家大族往往高度重視子弟教育，形成了獨特的家學傳統(tǒng)。

許多士族子弟自幼飽讀詩書，不僅在文學藝術領域成就斐然，在政治治理方面也積累了豐富經(jīng)驗。

他們中的佼佼者如謝安、王導等人，展現(xiàn)出卓越的政治智慧與治國才能，在特定歷史時期確實成為了國家穩(wěn)定的重要支柱。

隨著時間推移，門閥士族的消極影響日益凸顯。他們形成了封閉的特權體系。寒門子弟即便才華橫溢，也難以突破階層壁壘，社會流動性幾乎停滯。

這種固化的社會結構，窒息了國家發(fā)展的活力，加劇了階級矛盾。面對門閥士族的尾大不掉，統(tǒng)治者開始尋求制度性的解決方案。

隋朝楊堅首創(chuàng)科舉制度，試圖打破士族對官場的壟斷，選拔真正有才能的寒門子弟。

這一制度創(chuàng)新在唐朝得到繼承和發(fā)展，李世民、武則天等統(tǒng)治者都將科舉作為打擊士族勢力的重要工具。

科舉制度的推行，確實為寒門子弟提供了一條前所未有的上升通道。但士族的影響力依然強大。

科舉中的等第、拔解、行卷、恩蔭等制度，讓士族子弟在科舉中占有絕對的優(yōu)勢，朝堂的核心權力依然被士族子弟占據(jù)，寒門子弟出頭還是很難。

既然考不進去長安，那就打進去。

黃巢，自幼聰慧，五歲便能作詩，成年后卻屢次科舉落第。當他終于明白自己失敗的原因并非才疏學淺，而是缺乏士族身份時，他對貴族階層懷有刻骨仇恨。

后來他參加起義，并且做到了首領，于是開始拿士族開刀。在轉(zhuǎn)戰(zhàn)全國時，各地的門閥士族成了他明確的、系統(tǒng)性的打擊目標，把很多盤踞當?shù)貛浊甑募易暹B根拔起。

攻破長安后，更是對實施無差別的殺，長安城內(nèi) "五姓七望" 等頂級士族幾乎被屠戮殆盡。

這種全方位、系統(tǒng)性的打擊，使得門閥士族遭受了毀滅性的人口損失和文化斷裂。

但暴力能摧毀建筑，卻滅不了制度；能殺死肉體，卻斬不斷文化根系。

黃巢失敗后，藩鎮(zhèn)割據(jù)進入高潮。五代十國雖亂，卻為士族留下了生存夾縫。

畢竟士族的家學、門風經(jīng)過數(shù)百年的傳承，早已深入骨髓，即便流亡各地，這種文化傳承并未因暴力沖擊而徹底中斷。

士族子弟依然能在各地政權中謀得一官半職，只要制度根基尚存，士族就有卷土重來的可能。

但遭遇這么大打擊，失掉的蛋糕為寒門士人的崛起創(chuàng)造了歷史性機遇。

公元960年，趙匡胤建立宋朝。宋朝統(tǒng)治者吸取了唐末五代以來藩鎮(zhèn)割據(jù)、士族專權的教訓，推出了一系列系統(tǒng)性的制度改革。

這些改革看似溫和，卻精準地擊中了士族的核心命脈，從制度根源上根除了士族的生存土壤。

科舉推行“糊名法”和“謄錄法”——閱卷時遮蓋考生姓名、籍貫，再由專人謄錄試卷，杜絕了考官徇私舞弊的可能，保證了科舉的公平性，讓寒門子弟有了與士族子弟平等競爭的機會；

并且擴大科舉錄取規(guī)?！瞥婆e每次錄取不過數(shù)十人，而宋朝每次錄取可達數(shù)百人，甚至上千人，廣泛吸納寒門才俊，稀釋了士族在官僚體系中的比例。

以前是士族壟斷了文化資源，讓底層沒有機會讀書，可宋朝打破了文化壟斷。宋代印刷術的普及更使得書籍成本大幅降低，知識傳播范圍空前擴大。

加上宋朝大力普及教育，在中央設立國子監(jiān)、太學等官學，在地方設立州學、縣學，同時鼓勵私學發(fā)展，這完全打破了以前士族壟斷教育資源的狀況，讓士族的優(yōu)勢不復存在，也就沒有了存在的土壤了，便徹底消失在了歷史長河里。

從“上品無寒門”的固化格局，到“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流動社會，宋朝的制度改革，才是真正的終結士族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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