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中國”，多數(shù)人直覺是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后的國家名稱。但若翻《史記》會發(fā)現(xiàn)，司馬遷寫“中國錫貢包茅”；看西周青銅器何尊，內(nèi)壁銘文刻著“宅茲中國”——早在三千年前，“中國”二字就已出現(xiàn)。它不是突然蹦出的政治符號，而是順著歷史脈絡(luò)，慢慢從地理概念長成了文化認同，最終沉淀為國家名稱。

一、最早的“中國”：青銅銘文中的中原坐標

1963年陜西寶雞出土的何尊，是“中國”一詞目前已知的最早載體。這件西周早期的青銅酒器，內(nèi)壁122字銘文記錄了周成王對宗族何的告誡：“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于天曰：余其宅茲中國，自之乂民?！边@里的“中國”，指的是洛邑（今洛陽）一帶的中原地區(qū)。

周人滅商后，為鞏固統(tǒng)治，計劃在天下之中的洛邑營建新都。成王提及的“宅茲中國”，就是“住在天下的中心”之意。此時的“中國”，更像一塊地理坐標——古人認為“天圓地方”，洛陽地處黃河中游，被視作“天地之中”，《周禮》里“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的說法，正是對這種認知的注解。

比何尊稍晚的《尚書·梓材》里，有“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的句子，這里的“中國民”指中原地區(qū)的民眾；《詩經(jīng)·大雅·民勞》中“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則將“中國”與“四方”對舉，指向周王直接統(tǒng)治的京城周邊。這些文獻里的“中國”，都還停留在“地理+政治中心”的層面，沒有超出“中原”的范圍。

二、從“中原”到“華夏”：戰(zhàn)國至漢唐的語義擴張

到了戰(zhàn)國時期，“中國”的所指開始突破地理邊界。

《荀子·強國》里說：“中國者，聰明睿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边@里的“中國”不再單指洛陽或關(guān)中，而是泛指華夏族群聚居的核心區(qū)域。這與當時的歷史背景有關(guān)：戰(zhàn)國七雄中，秦、楚、齊等非姬姓諸侯崛起，原本的“中原”概念已無法涵蓋所有華夏政權(quán)。加上諸子百家構(gòu)建“天下觀”，將“中國”與“蠻夷”的區(qū)分標準從“地理位置”轉(zhuǎn)向“文化禮義”——《禮記·王制》稱“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但“中國”因“修文德以來之”被視為文明中心。

漢代大一統(tǒng)后，“中國”的政治內(nèi)涵進一步明確。《漢書·陸賈傳》載陸賈勸劉邦：“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yè)，統(tǒng)理中國?！贝颂幍摹爸袊币汛笣h朝統(tǒng)治的整個華夏區(qū)域，與“四夷”共同構(gòu)成“天下”秩序。東漢班固在《漢書·西域傳》里寫“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愿朝，始和親，然猶是羈縻而已”，將“中國”與匈奴等政權(quán)對舉，說明“中國”已成為一個具有明確政治邊界的文化-政權(quán)復(fù)合體。

唐代孔穎達注《尚書》時，對“中國”的注釋更清晰：“中國，謂京師；四方，謂諸侯國。”但結(jié)合《舊唐書·吐蕃傳》“自古中國無遠夷之法，豈臣愚所能臆度”的語境，可知唐代“中國”已能指代整個唐朝疆域內(nèi)的華夏文化圈——它既是地理上的“中原”，也是政治上的“唐王朝”，更是文化上的“華夏正統(tǒng)”。

三、近代轉(zhuǎn)型：從文化符號到國家名稱

宋代以后，“中國”的文化認同意味愈發(fā)濃厚。朱熹在《四書章句集注》里說：“中國，謂天子所居之畿甸也；夷狄，謂九州之外也?！钡瑫r強調(diào)“中國”的核心是“禮義”，即便少數(shù)民族建立的政權(quán)（如遼、金），若能行“中國之道”，也可被視為“中國”的一部分。這種“文化中國”的觀念，在明清文獻中仍有體現(xiàn)——《明史·外國傳》載：“中國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環(huán)?！边@里的“中國”既指明朝疆域，也暗含“文化中心”的自許。

真正讓“中國”成為現(xiàn)代國家名稱的，是近代以來的民族國家構(gòu)建。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宣言書》明確“國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tǒng)一”，將“中國”從傳統(tǒng)“天下”中的文化符號，轉(zhuǎn)化為指代全體國民的現(xiàn)代國家名稱。但這一轉(zhuǎn)變并非斷裂——此前兩千年的語義積累，已為“中國”承載國家認同鋪好了道路。

比如清末梁啟超在《少年中國說》里寫“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這里的“中國”已帶有“國家”的意味；1909年清廷頒布的《大清國籍條例》中，“中國”正式作為法律術(shù)語指代國家。可以說，1912年的“中華民國”只是給早已存在的“中國”一詞，賦予了現(xiàn)代政治實體的定義。

四、那些被忽略的“中國”：沉默與補證

當然，并非所有歷史時期的“中國”都能被清晰追溯。夏商時期的甲骨文中，常見“中商”“大邑商”等稱呼，卻未見“中國”合用例，這可能與當時“國”的概念尚處萌芽（甲骨文中“國”多寫作“或”，指城邦）有關(guān)。五代十國時期，政權(quán)更迭頻繁，《舊五代史》《新五代史》中“中國”一詞出現(xiàn)頻率驟減，或因當時沙陀、契丹等族建立的政權(quán)與中原傳統(tǒng)“中國”認知存在張力，文獻編纂者有意淡化這一概念。

還有一些“中國”的用法，散見于類書輯佚中。《藝文類聚》引《尚書》佚文“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補充了《尚書·梓材》中“中國民”的語境；《太平御覽》引《左傳》佚文“中國不振旅”，則說明春秋時期“中國”已可指代中原諸侯國的軍事力量。這些輯佚材料雖不如原典直接，卻為我們拼湊出“中國”語義演變的完整圖景提供了線索。

從歷史深處走來的“中國”一詞，像一條緩緩流淌的河：西周時是源頭的一泓清泉（地理坐標），戰(zhàn)國至漢唐時匯入文化與政治的支流（華夏核心區(qū)），唐宋時漫延成包容的文化海洋（文化認同），近代則奔涌成現(xiàn)代國家的浩蕩江河（國家名稱）。它從未被“發(fā)明”，只是在不同時代的需求中，不斷生長出新的內(nèi)涵。當我們翻開何尊的銘文、撫摸《尚書》的刻痕、閱讀近代報紙的社論，其實都是在觸摸這條河流的浪花——原來我們對“中國”的認知，早已在三千年時光里，悄悄寫成了答案。

史料來源

1. 何尊銘文：《殷周金文集成》第6014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中華書局1984年版。

2. 《尚書·梓材》《詩經(jīng)·大雅·民勞》：阮元?？獭妒?jīng)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

3. 《荀子·強國》：《荀子集解》，王先謙撰，中華書局1988年版。

4. 《漢書·陸賈傳》《漢書·西域傳》：中華書局1962年點校本。

5. 《明史·外國傳》：中華書局1974年點校本。

6. 《少年中國說》：《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五，梁啟超著，中華書局1989年版。

7. 《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1960年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