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五六十年代

結構主義

在法國顯赫一時

在法國知識生活史上，結構主義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功成名就，是史無前例的。結構主義贏得了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如此廣泛的支持，以至于在我們所謂的結構主義鼎盛時期，任何微不足道的抵抗和異議都會胎死腹中。如果領悟了當時的語境，那么我們就會更好地理解，何以如此眾多的知識分子陶醉于完全相同的綱要之中。

Histoire du Structuralisme

結構主義之所以能顯赫一時，原因有二。第一，結構主義承諾提供嚴密、精確的方法，并希望在尋求科學性的征程中邁出決定性的一步。更為重要的是，第二，它是思想史上的一個特殊時刻，我們可以將其視為批判意識發(fā)展的關鍵性時刻。結構主義的綱要引起了特別廣泛的狂熱者的關注，包括國家足球隊的教練。在20世紀60年代，這位教練宣稱，為了取得更好的戰(zhàn)績，他對足球隊進行了“結構主義”改組。

因此，結構主義范式的大獲全勝，是特定歷史語境下最早的產物之一，是19世紀末以來，特別是1945年以來，西方一步步地走向列維斯特勞斯所謂的時間冷藏器的日積月累的結果。但同時它還是社會科學顯著成長的產物，它與老態(tài)龍鐘的索邦迎頭相撞，而索邦當時是學術正當性的持有者，也是人文學科的施予者。結構主義綱要真正的無意識策略，就是搬開大權在握的學院主義。它要達到雙重目的：既要大膽競爭，又要反對主流文化。在學術的范圍內，結構主義確立的范式成功地凈化了被禁知識的基礎，這些知識早就被拋之野外，處于正規(guī)機構的邊緣地帶了。

結構主義是對西方歷史上一個特定時刻的抗爭與回應。在一定程度上，它表達了自我仇恨，表達了對傳統(tǒng)西方文化的拒絕，表達了在尋求新模型的過程中對現代主義的渴求。古代的價值觀念不再有口皆碑。與此同時，結構主義展示了極強的感受力，它對在西方文化中遭受壓抑之物心有靈犀。因此，這一時期的兩門主導性科學（人類學和精神分析），都賦予無意識以特權，這絕非偶然。無意識處在顯在意義之下，因為在西方長期遭受壓抑而無人能夠接近。

結構主義也處于這樣一個時代：語言學成了科學的領頭羊，它帶領社會科學一步一步地邁向科學的至境。在這方面，結構主義成了一面大旗，“今派”扛著它與“古派”一決雌雄。作為20世紀后半葉社會思想的覺醒，對于許多具有政治義務感的知識分子而言，結構主義還成了用來完成去意識形態(tài)化使命的工具。這是一個以覺醒為標志的特定的政治時刻，也是一個特定的知識配置，它需要一場革命才能成功地完成一項改革。只有具備了這一切，才能使結構主義成為整整一代人的聚集地。這一代人發(fā)現了隱藏在結構網格下面的世界。

文章內容摘自本書序言

思想文化的擺渡者，在東西方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