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李維漢病重期間，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位委員會委員的溫濟澤專程到醫(yī)院探望他。

根據(jù)溫濟澤的回憶，他在去醫(yī)院的時候，李維漢已經(jīng)病重垂危，鼻孔里插著氧氣，但見他到了以后，吃力的拉著他的手囑咐：

“王實味……問題，……要搞清楚，……要對他……負責，……對他的……家屬……子女……負責?！?br/>

圖|王實味

也正因為如此，在李維漢去世以后，溫濟澤在隨后的幾年時間里，始終不忘收集證據(jù)，為王實味平反一事不遺余力的奔走。

至1991年2月7日，公安部做出了《關(guān)于對王實味同志托派問題的復查決定》：

“經(jīng)復查，王實味同志1930年在滬期間與原北大同學王凡西、陳清晨(均系托派分子)的來往中，接受和同情他們的某些托派觀點，幫助翻譯過托派的文章。在現(xiàn)有王實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對參加托派組織一事反反復復。在復查中沒有查出王實味同志參加托派組織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為“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的結(jié)論予以糾正，王在戰(zhàn)爭環(huán)境中被錯誤處決給予平反昭雪?！?br/>

根據(jù)資料記載，王實味是在1942年延安整風期間受到錯誤批判，1947年7月，在戰(zhàn)爭環(huán)境中被錯誤地處決。

那么，為何一直到50年以后，才給王實味平反呢？

1

最早提出要給王實味平反是在1981年，是李維漢提出的，當時他已經(jīng)85歲高齡

在這件事情上，李維漢是親歷者，所以他自然明白這其中發(fā)生了什么。

李維漢晚年病重期間，一直致力于寫回憶文章，記述了他從1918年到1964年46年的主要革命經(jīng)歷，以寫集體的活動為主，適當?shù)芈?lián)系自己，在寫到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時都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

在李維漢去世后，這些回憶文章結(jié)集出版，這里面有一篇名為《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風運動》，這里面提到了王實味冤案的情況，其中最后一節(jié)“一個冤案”中，李維漢講了自己向中組部提出重新審查王實味案的原因：

一、王實味的問題主要是思想問題，不是敵我矛盾。
二、王實味同托派的關(guān)系是歷史問題，不是現(xiàn)實問題。
三、王實味的問題是個人的問題，而不是組織集團進行反黨活動。

以上三點，博得了昔年親歷過此案，并且還在世的部分老同志的肯定，客觀上構(gòu)成了對王實味平反的根據(jù)。

圖|李維漢

了解王實味生平后，也不難看出，王實味不是一個政治家，也不是一個革命家，他的本質(zhì)只是一個書生。

1906年，王實味出生于河北潢川縣，父親王耔渭（又名王元炳）曾于清同治九年中舉，后來一直在老家從事教育工作，盡管家庭貧窮，但王實味得益于父親的影響，幼年時便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根據(jù)資料記載，他6歲上小學，13歲小學畢業(yè)（當時小學7年制），17歲中學畢業(yè)，整個幼年求學生涯時期均名列前茅，就連老師都夸贊他是“天上的玉麒麟下凡”。

1923年，王實味考上了河南省留學歐美預備學校，可因為家庭經(jīng)濟緣故，被迫改考取郵務，不過即便如此，在1925年，王實味還是考入了北京大學文院預科。

也是在北大求學期間，王實味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

不過很有意思的是，加入黨組織沒多久的王實味便選擇退出。

根據(jù)資料記載，王實味在北大加入黨組織后，很快便與負責學運工作的李芬熱戀，組織上質(zhì)疑王實味不是因為革命加入黨組織，而是因為追求女人，一氣之下，王實味便退出了黨組織。

不久之后，因為經(jīng)濟原因，王實味再次輟學，加之因為政治原因無處容身。

1930年，王實在上海跟李芬的戰(zhàn)友劉瑩結(jié)婚，那時的，王實味一方面對中國前途命運而憂心，另外因為不滿當局，并不見容于各方，整日里憂愁苦悶。

1937年7月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后，王實味意識到自己所學還是要報效國家，于是他奔赴了革命圣地延安。

從這個角度看，王實味確實是一個才華橫溢，并且對革命抱有熱情的知識青年。

可問題就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毛主席1927年《湖南農(nóng)民運動考察報告》），光是對革命抱有熱情還不夠，你還必須要深入的、系統(tǒng)的去研究。

在這一點上，王實味做的就要差很多，客觀上來講，這也是他悲劇的根源所在。

2

我之前看了不少有關(guān)王實味的文章，其中多數(shù)都提到了王實味的性格。比如王實味性格太沖，容易得罪人。

不能否認，王實味是個特別浪漫的人，而這樣一個浪漫的人，在現(xiàn)實社會當中是格格不入的，無論是過去還是在現(xiàn)在。

王實味對世界的認知是非黑即白的，所以在多數(shù)時候，他所展現(xiàn)出來的形象就是嫉惡如仇的憤青。

1925年，王實味發(fā)表的書信體小說《休息》，就曾明確的展現(xiàn)出來這一點：

“我們青年的使命就是要用我們的力去搗毀一切黑暗的淵窟，用我們的熱血去澆滅一切罪惡的魔火，拯救砧危的祖國，改造齷齪的社會，乃是我們應有的唯一的目標與責任。”

王實味不僅是堅持這一觀點，同時在生活中也積極貫徹了這一觀點。

對革命，王實味是抱有美好的想象的，這與當時去延安的絕大部分知識青年都一樣，正如我們在生活中，對美好事物的期待，可真正我們接觸到的時候，才發(fā)現(xiàn)我們所期待的美好事物并不是真正的完美。

也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的那樣：

“革命不是詩人想象的那么美好，也有污濁的東西?！?br/>

王實味初到延安，被安排在魯迅藝術(shù)學院任教，不久調(diào)入馬列學院編譯室，翻譯了《馬恩論叢》中的《價格、價值和利潤》與《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以及《列寧選集》的部分篇章。短短四年時間，他就個人（或同他人合作）翻譯了近200萬字的著作。

盡管在延安期間，王實味因為性格原因，與很多人關(guān)系都談不上好，但總的來看無傷大雅。

不過，隨著在延安生活日久，王實味漸漸發(fā)現(xiàn)，延安并不是那么“完美無缺”。

1941年7月，馬列學院改組為中央研究院，王實味被調(diào)至中國文藝研究室，因其文學與翻譯成就，被任命為特別研究員。

也幾乎就是在同時，延安以及各個抗日根據(jù)地開展了整風運動。

毛主席之所以要發(fā)起整風運動，主要是有兩點：

一、徹底杜絕王明“左”傾教條主義思想以及抗戰(zhàn)時期“右”傾錯誤對黨的工作的影響；
二、皖南事變的發(fā)生，毛澤東開始思考如何盡快改變與共產(chǎn)國際的關(guān)系，從思想根源上破除將共產(chǎn)國際指示神圣化和教條化的氛圍。

也是在這段時間里，王實味用他敏銳的筆觸和批判的精神，發(fā)表了一系列引發(fā)爭議的文章。

1942年4月17日，王實味在在《谷雨》雜志上發(fā)表了題為《政治家、藝術(shù)家》的雜文，提出藝術(shù)家應揭露社會陰暗面，與政治家的職責形成對立。

同年3月13日和23日，王實味又在《解放日報》副刊發(fā)表了總題為《野百合花》的四篇雜文，以犀利的語言批評延安的一些現(xiàn)象。

應該指出的是，王實味當時對延安一些現(xiàn)象的批評，并不是無的放矢，我們應允許批評，客觀分析?？蓡栴}就是，王實味對一些小范圍內(nèi)的客觀現(xiàn)象，故意采取夸大事實的描述形容，這么一來也就使得事實失去了客觀性。

圖|溫濟澤

溫濟澤后來回憶這段往事時也稱：

延安不是沒有缺點，對缺點是可以而且應當批評的。但是王實味從極端民主、絕對平均主義的觀點出發(fā)，用夸大事實、冷嘲熱諷的語言把某些機關(guān)在節(jié)假日組織的文娛晚會，說成是延安“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升平氣象”，與“當前的現(xiàn)實”“不太和諧”。把干部待遇上的某些差別，夸大成“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說成有個“干部服小廚房階層”；把在戰(zhàn)爭環(huán)境極端困難情況下偶爾發(fā)生的事情，說成“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湯”；把個別干部的某些官僚主義，說成“到處烏鴉一般黑”，“下對上感覺他們是異類”，在延安生活里缺少“人對人的同情心”；還把政治家和藝術(shù)家對立起來，說什么藝術(shù)家的主要任務是“揭露一切骯臟和黑暗”

嚴格意義上講，延安確實存在王實味文章里所說的情況，但都有不同程度的夸大。

王實味的文章猶如一枚重磅炸彈，在當時的延安引起了轟動，引起了一批來延安的知識分子的共鳴，這些人后來也陸續(xù)寫了一些文章，揭露了延安存在的種種情況。

像丁玲在1942年3月9日刊登在延安《解放日報》第4版的《“三八節(jié)”有感》，就談到了當時延安的兩起“陳世美”式的離婚案件，為丈夫做出了巨大犧牲的妻子被丈夫以“落后”為由將其離異，另結(jié)新歡。諷刺紅軍老干部找老婆，諷刺高級女性干部配有保姆，還去跳交際舞，諷刺男性對女性評頭論足。

客觀來講，《“三八節(jié)”有感》這篇文章本質(zhì)上是立足現(xiàn)實，是講要對女性充滿人文關(guān)懷，然而因為文章中一些具體事例，指向性特別明確，在當時觸動了不少人的敏感神經(jīng)。

圖|李維漢《回憶與研究》

1942年3月18日，中央研究院召開了全院整風動員大會，時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李維漢（當時代管研究院）親自主持了會議。

李維漢在這次會議上重點強調(diào)了風與檢查工作的重要性，提出領導作風與個人思想并重、自我解剖等原則。

可在會議期間，王實味認為整風應重點針對領導人，提出“絕對民主”，甚至要求全體整風委員會成員由民主選舉產(chǎn)生。

王實味后來在研究院墻報《矢與的》上發(fā)表《我對羅邁同志在整風檢工動員大會上發(fā)言的批評》和《零感兩則》等文章。他的這些言論不僅引起了研究院的轟動，也引發(fā)了延安的轟動。

不僅如此，國民黨當局特務機關(guān)還利用王實味的文章作為攻擊中國共產(chǎn)黨和陜甘寧邊區(qū)的宣傳材料。

“中共……歌贊延安是革命的圣地……然而……在陜北，貪污，腐化，首長路線，派系交哄，‘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情形之下，使為了抗日號召跑向陜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許多老共產(chǎn)黨員感到前途沒落的悲愁?！?br/>

王實味的文章雖然針砭時弊，有振聾發(fā)聵的作用，但在當時卻是忽略實際的。

中國那時正處于內(nèi)憂外患之際，在強調(diào)團結(jié)為基礎的環(huán)境下（毛主席發(fā)起整風運動，目的也是為了同統(tǒng)一思想，強調(diào)團結(jié)），王實味公然挑起了對立的情緒，引發(fā)各方面的爭執(zhí)，是不利于團結(jié)的。

當時在延安，隨著王實味的文章發(fā)表，部分老干部與知識分子之間對立現(xiàn)象愈發(fā)嚴重，知識分子嫌老干部沒文化，作風不民主，對上卑躬屈膝，對下頤指氣使，老干部嫌知識分子嬌氣，吃不了苦。

據(jù)說毛主席提著馬燈，花了一個晚上的時間看了王實味發(fā)表在《失與的》的板報，意味深長的說了一句：

“思想斗爭有了目標了?！?br/>

毛主席后來還授意胡喬木給王實味寫信，指出他的《野百合花》的錯誤。

延安的《解放日報》為改版一事召開會議，當時從晉綏前線回來的賀老總也參加了會議，還在會上說了一句很重的話：

“我們軍人在外面浴血奮戰(zhàn)保衛(wèi)延安，結(jié)果你們文人卻將延安批得一文不值，這也黑那也黑，那我們還保衛(wèi)個什么勁？”

也是在這次會議上，賀老總、王震還專門批評了丁玲的《“三八節(jié)”有感》，據(jù)胡喬木回憶，賀老總對丁玲說：

“丁玲，你是我的老鄉(xiāng)啊，你怎么寫出這樣的文章？跳舞有什么妨礙？值得這樣挖苦？”

一時間，丁玲被推到風口浪尖上，后來不得不作出檢討：

“這篇文章是篇壞文章......主要不對的地方是立場和思想，我只站在一部分人身上說話，而沒有站在全黨的立場上說話。文章里說的一些，并不占主要的缺點，又是片面地看問題，直指出某些黑點，而忘記肯定光明的前途......我知道，這最多也是一個正確認識的開端，我應該牢牢拿住這鑰匙一步一步地腳踏實地地走，前邊還有九九八十一難在等著我呢！”

不過即便如此，因為《“三八節(jié)”有感》所造成的風波仍沒結(jié)束，甚至波及了丁玲的后半生，這也就都是后話了。

3

1942年5月27日，為了糾正王實味文章造成的不良影響，中央研究院召開座談會主題是“黨的民主與紀律”，目的是糾正極端民主化偏向，把整風引向正軌。座談會到6月11日結(jié)束，一共開了16天，其間開了14次大會。

根據(jù)溫濟澤文章稱：

“從會議開始，康生就插了手。更準確地說，是抓了領導權(quán)?！?br/>

康生原來在中共駐共產(chǎn)國際工作，1937年回國1939年起擔任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中共中央情報部部長等職。

整風運動期間，康生任指導整風運動的中央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兼中央直屬機關(guān)總學習委員會主任。

一開始，給王實味的定性還只是思想上有問題，可隨著康生介入以后，事情便急轉(zhuǎn)直下了，說王實味“不單是思想的錯誤，還是政治上的嚴重錯誤”。

會議開到第六天，有部分同志揭發(fā)稱，王實味說過托派理論有些地方是正確的，“蘇聯(lián)對于季諾維埃夫叛國案的審判是可懷疑的”，“中國大革命的失敗，共產(chǎn)國際應負責”，“斯大林的人性不可愛”等等。還有人說王實味1930年在上海曾與托派分子王凡西、陳清晨（陳其昌）有過來往，幫助他們翻譯過托洛茨基《自傳》中的兩章等等（這是王實味自己向黨組織交代過的）。

會議開到第九天，王實味就被扣上了“托洛茨基分子”的帽子。

應該指出的是，當時主持會議的李維漢已經(jīng)察覺到了不對勁兒，認為對王實味的定性有些過，于是在會議最后一天說了一些婉轉(zhuǎn)的話：

“王實味還有最后的機會從反革命的茅坑里爬出來?！?br/>

李維漢的話是響應毛主席對整風運動的主旨、方針——“懲前毖后，治病救人”。

可李維漢的話不管用，因為康生已經(jīng)下定了決心，要“擴大戰(zhàn)果”，使“斗爭深入”。

1942年七八月間，康生采取迂回的辦法，要求中央研究室追查成全（陳傳綱）、王里（王汝淇）夫婦與王實味的關(guān)系。

本來幾人之間僅有普通的往來關(guān)系，被康生這么一攪和，就此變了味兒。

王實味、潘芳、宗錚、成全（陳傳綱）、王里（王汝淇）被打成了“反黨五人集團”。

1942年10月23日，中央研究院黨委會決定開除王實味的黨籍，并認定他是“隱藏在黨內(nèi)的反革命分子”，從1929年開始就參加了托派活動，而且始終未停止。

對于這個結(jié)論，王實味表示強烈的反對。期間王實味曾失蹤，第二天被人發(fā)現(xiàn)在中組部，他跪在地上，哭訴自己沒有參加過托派。

三天后，即10月26日，王實味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并遞交了書面檢查，承認自己過去一直以來就“有濃厚虛無主義傾向”，“小資產(chǎn)階級病態(tài)的憂郁性”和“極端頑強的自以為是”。

王實味還在檢討中提出，希望能把開除黨籍的處分改為“停止黨籍半年”，“保證今后一定會改造自己成為一個較好的黨員”，也希望組織上幫助他“能夠早日恢復黨籍”。

不過，在康生影響下，王實味的這一想法沒能實現(xiàn)。

康生從1937年回國后，就一直以“反托洛茨基英雄”自居，按他的說法稱“托匪和敵特（日本特務）、國特（國民黨特務）是三位一體的奸細”。

1943年4月，康生下令將王實味逮捕，并查出王實味1927年在國民黨中央黨部當過3個月文書，于是王實味又被扣上了一頂“帽子”——“暗藏的國民黨特務”

此后，王實味被長期關(guān)押并繼續(xù)接受審問。

1947年2月，胡宗南大舉進攻延安，在這樣一個環(huán)境下，部分在延安的干部陸續(xù)撤離延安，當時王實味也跟隨中央社會部組成的一個大隊撤到了晉西北的興縣，被關(guān)在晉綏公安總局審訊科。

同年六七月間，國民黨軍兩次派飛機轟炸興縣，晉綏公安總局審訊科被炸塌，大部隊撤離之前，為了減輕負擔，晉綏公安總局經(jīng)請示康生同意后，當天晚上將王實味處決。

4

對王實味被處決這一情況，毛主席是很不滿的，后來甚至還說過：

“你還我一個王實味。”

王實味被處決，也違背了毛主席“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則。

毛主席雖然認為，王實味的文章說了一些很過分的話，但充其量就是思想上有問題“個別比較嚴重的就是王實味這個同志，他的思想是比較成系統(tǒng)的，似乎壞的東西比較更深一些”，一開始毛主席在政治局開會期間，也只是把王實味稱為“落后分子”。

一直到后來，王實味“托派”的身份“被坐實”，毛主席才明確在中央會議上贊同意見：

“現(xiàn)在看來，王實味的有系統(tǒng)不是偶然的，這個人多半是有組織的進行托派活動，抓住時機，利用矛盾，進行托派活動，向黨的進攻?！?br/>

不過，在1950年7月，毛主席在給陳傳綱復信時，又明確指出：

“五人反黨集團問題并無具體證據(jù)，似應予以平反?！?br/>

很遺憾，當時毛主席的這個指示并未落實下來。

應該指出的是，當時在延安也有不少人認為，對王實味的定性太重。

圖|李維漢與毛主席

比如時任延安中央研究院黨委書記的李言，他始終認為王實味發(fā)表了一些有錯誤的文章，說了一些錯話，是思想問題。

也因為這個原因，李言后來參加中央社會部的一個會議時，還被康生狠狠批評：

“什么‘熱情’？是反革命的‘熱情’！你的無產(chǎn)階級立場哪里去了？”

溫濟澤在去延安之前，有過好幾年的地下黨工作經(jīng)驗，在復旦大學任共青團支部書記時還曾被捕過，按他的說法，他怎么看王實味，都不像是一個壞人，但由于組織上已經(jīng)做出了決定，無奈只好按服從組織的原則相信了康生的話。

一直到后來，康生的真實面目被揭穿以后（1980年），才有人提出要為王實味平反。

李維漢當年在中央研究院是領導了反王實味斗爭，然而也因為說了一些客觀公正的話，引起了康生的不滿，后來他就沒有再介入其中。

對李維漢來說，王實味的問題一直是他的一塊心病。

1981年7月，在京的原延安中央研究院的老同志在北京召開延安中央研究院創(chuàng)建40周年的座談會，會上有人提出應該對王實味的問題進行復查，立刻得到了與會的李維漢響應。

事實上，在此之前，李維漢就寫了份建議遞交給中央組織部（就是開頭我們提到的那部分），提出了復查王實味問題。

1982年2月，中組部在接到李維漢的建議后，作出了《關(guān)于潘芳、宗錚、陳傳綱、王汝琪等四同志所謂“五人反黨集團”問題的平反決定》：

“毛主席1950年7月在陳傳綱同志的信上曾明確批示：“五人反黨集團問題并無具體證據(jù)，似應予以平反?！钡茨芫唧w落實?！拔幕蟾锩敝?，他們幾個人受到?jīng)_擊和迫害?，F(xiàn)決定對潘芳、宗錚、陳傳綱、王汝琪四位同志參加所謂“五人反黨集團”的問題，予以正式平反，推倒強加他們的一切不實之詞，撤銷對潘芳、宗錚兩同志的處分，恢復名譽?！?br/>

按說“五人反黨集團”的問題已經(jīng)被否定，給王實味的平反也應該進入議事日程，可隨后的一個意外卻打亂了這個安排。

1980年，王凡西（中共托派老一輩兒領導人）在他的回憶錄《雙山回憶錄》中寫了這樣一句話：

“在中共統(tǒng)治區(qū)內(nèi)，一些自動前去參加工作的托派（例如王實味等），遭到了無情的斗爭，并最后被殺害了?！?br/>

王凡西這句話，無疑坐實了王實味“托派分子”的帽子，導致了為王實味平反的工作陷于停滯。

一直到1985年，王凡西在香港《九十年代》月刊上發(fā)表了題為《談王實味的“王實味問題”》一文，對他和王實味的關(guān)系進行了說明，這其中也包括了對他的回憶錄中“參加工作的托派（例如王實味等）”做的注解：

“這句話說得不甚確切?！鯇嵨杜c陳其昌和我有過長期較密切的關(guān)系，雖然他思想上受過托洛茨基某些意見（特別是文學方面的見解）的影響，但他始終不曾參加過中國托派的組織。我們可以說王實味曾經(jīng)是托派的一個同情者，卻不能說他是托派分子?！?br/>

王凡西的文章，客觀上消除了對王實味平反的障礙。

1986年8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會編輯出版了《毛澤東著作選讀》(上下兩冊)，書中《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的講話》中有個地方提到了“王實味”，當時編輯人員在廣泛調(diào)查后，還向溫濟澤征求建議，并最終做出如下注釋：

“王實味(1906～1947)，河南潢川人。翻譯家，還寫過一些文學評論和雜文。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藝研究室任特別研究員。關(guān)于他是暗藏的國民黨探子、特務一事，據(jù)查，不能成立?！?br/>

1988年3月4日，溫濟澤再次給中央寫了報告，要求為王實味平反，當時中組部將這份報告批轉(zhuǎn)給了公安部，并與公安部配合密切調(diào)查了王實味生平，期間還同溫濟澤有過接觸，前后歷時數(shù)年。

1991年2月7日，公安部正式做出《關(guān)于對王實味同志托派問題的復查決定》，為王實味平反。

王實味獲得平反后，公安部還派了兩人將《復查決定》送到了他的夫人劉瑩手中，劉瑩那時已經(jīng)是85歲高齡，在聽到消息后，激動地熱淚盈眶，還把公安部給予她的慰問金全部捐給了湖北省十堰市文聯(liá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