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胡適留學美國期間，經他的同鄉(xiāng)好友許怡蓀的介紹和大力推薦，胡適結識了上海亞東圖書館的老板汪孟鄒，汪孟鄒數次代陳獨秀和章士釗向胡適約稿，胡適也寄了幾篇文稿回來，但都因為各種原因沒有發(fā)表。這樣的情形，一般人會耐心等待或者繼續(xù)努力寫作，提高寫作水平或者繼續(xù)投稿。胡適不是這樣，而是在1916年的2月3日給陳獨秀寫了一封信，信寄出后不久，又給汪孟鄒寄去了自己翻譯的俄國作家泰來夏甫的小說《決斗》。

胡適在給陳獨秀的信中袒露了自己的志向是:今日欲為祖國造新文學，宜從輸入歐西名著入手，使國中士人有所取法，有所觀摩，然后乃有自己創(chuàng)造之新文學可言也……

然后，話鋒一轉，劍鋒直指當時在《青年雜志》上連載的由女作家薛琪瑛翻譯的王爾德的劇本《意中人》，這部作品首次發(fā)表是在1915年秋，文體是很流暢的純白話文，比胡適的文言文版《文學改良芻議》的發(fā)表早了近兩年。也就是說，在胡適還在美國思考文學改良的那段時間里，薛琪瑛就已經開始用白話文創(chuàng)作了，一步到位，而且水平很高。更值得指出的是，這位薛女士是中國第一位在《青年雜志》發(fā)表作品的女作家，也是第一位在《青年雜志》發(fā)表白話文的作家。

這樣的一個女作家，這樣的白話文作品，不正符合胡適所提倡的文學改良的方向嗎？同樣是新文學，同樣是輸入歐西名著，按理說，胡適應該趁勢大加贊賞、大加鼓勵、結伴而行才對，這不是妥妥的一個白話文的先驅和同道中人嗎？

但結果是，胡適開炮了，批評薛琪瑛的翻譯有失真和不準確的問題，糟蹋了王爾德的名作。而且不合時宜，不合時宜的理由是《意中人》雖然是優(yōu)秀的作品，但恐怕當時中國的讀書人不能領會其中的妙處，這話就有點扯淡了，薛琪瑛的《意中人》中國人不能領會，那他自己翻譯的《決斗》國人就能領會了嗎？而且，這件事的可疑之處在于胡適寄出這封信之后就發(fā)出了自己的翻譯作品，顯然是有備而來。前后聯系一下，我們不得不懷疑胡適是存心打壓薛女士，雞蛋里挑骨頭，然后為自己的作品開辟道路掃除障礙。因為在白話文這件事上薛女士搶先了一步，把胡適想做的事先做了，占盡了先機，有搶了胡適風頭的嫌疑。

還有一個情況，就是胡適在1915年5月10日寫給母親的家信中提到:上海有友人辦一報，欲適為寄稿，適已允之，尚未與言定付筆資若干。如有所得，即令瑞生和轉寄來家為家用……

這封家信告訴我們，胡適需要錢，家里需要錢，所以，胡適必須全力以赴而去謀求。

1916年的8月21日，由于胡適寄出的信和翻譯作品很長時間沒有得到回應，胡適有點著急，就給陳獨秀寫了第二封信。

這次，胡適炮轟的是學者謝無量，謝無量在《青年雜志》上發(fā)表了一首五言長詩《寄會稽山人八十四韻》，陳獨秀對薛琪瑛和謝無量的作品都大加贊賞，并都作了序言。但胡適指出，《青年雜志》的主旨既然是弘揚新文化就不應該發(fā)表古典詩詞，這和《青年雜志》的初衷自相矛盾。而且謝無量的詩也有問題，有很多錯誤的地方。再就是，用典太多，他認為，用典就是沒有本事，是沒有創(chuàng)造力的表現，他這話實在荒謬，一首詩詞的好賴不在于用不用典，而在于作品的整體水平和內涵，唐宋的詩詞大家用典的比比皆是，名作也是繁如星斗，拿這個貶低謝無量就有點太小兒科了。

但問題是，他這兩炮都出乎意料的成功了，胡適賭贏了。一心宣揚新文化的陳獨秀竟然接受了他的兩份投名狀，其結果就是薛琪瑛和謝無量從此就被踢出了《青年雜志》，再也沒有在《青年雜志》及后來的《新青年》發(fā)表過任何作品。

還需要指出的的是，謝無量所著的《中國哲學史》出版于1916年，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哲學史。而當時，胡適的博士論文《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才剛剛開始撰寫，有學者指出這篇論文大量抄襲了謝無量的《中國哲學史》，而由這篇論文修改而成的《中國哲學史大綱》，胡適竟然自詡為是中國哲學史的開山之作，那問題來了，謝無量的《中國哲學史》又算是什么呢？開胡適之作嗎？

1917年7月，胡適回國，經陳獨秀的推薦，進入北大任教授。這里面有個問題，就是胡適這個時候并沒有獲得博士學位，但他卻謊稱自己拿到了博士學位。而他能夠進入北大任教授，主要的功勞就是這個博士頭銜，如果沒有這個頭銜，他是不可能被聘為教授的。比如魯迅先生，就因為沒有這個博士頭銜，所以進入北大也只能是講一個鐘頭課的講師。而胡適先生這個自由加冕的假博士帽竟然冒充了十年，直到1927年，才在他的老師杜威的幫助下拿到真正的博士頭銜。

假博士帽戴上了，真教授當上了，但并不是就從此萬事大吉了，下面面臨的問題就是，進來了當上了只是開始，能不能立得住才是根本。

胡適的學生唐德剛總結說胡適最善借物，這說法不假。打入《新青年》借的是打壓別人，進入北大借的是美國名校的博士頭銜，入北大而得以立足則是借學生之力。學生之力怎么借？當時的北大，開放之風很濃烈，學生的力量也很大，看哪個老師教授不順眼，學生們就可以運用一切手段將其冷落甚至趕走，何況一個剛從美國回來的留學生呢？而北大的那些教授們，大多都是國內知名的大學問家，管理很嚴厲，對學生也是嚴格，講課也是按照自己的一套，也不管學生是否消化得了是否聽得懂，一副高高在上不可侵犯的派頭。而胡適不同，他用白話文講課，學生都聽得懂，而且他的課程并不按照別的教授的程序來，自己自創(chuàng)一套，既降低了難度又別具一格，顯得與眾不同。他不擺教授的架子，和學生們稱兄道弟打成一團，自然受歡迎，雖然他的學問比不上其他的教授，但他的人設很成功，口才又好，自然就被擁護。當時身為學生領袖的傅斯年聽了他的課，就對他的同學們說:這個人書雖然讀的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胡適走的什么路？當然是投機取巧取悅學生的路。

所以，當他和被孫中山譽為當時中國唯有的三個半英語最好的人之一的辜鴻銘發(fā)生矛盾的時候，他就能利用學生的力量將辜鴻銘趕走，后來主掌北大文學院，又把幾個學問高于他的文科教授比如黃侃等逼得自動辭職，掃除異己。再利用蔡元培和陳獨秀的信任，破除了校長、學長獨裁制，提倡教授治校制，從而變相的架空了蔡元培，使自己一步一步走上了學術權威的寶座。這都是他善于“假借于物”而謀私利的成果。

更有甚者，當新文化運動被突然爆發(fā)的五四運動打斷時，原本沒有參加五四運動的胡適，硬是在蔡元培被驅趕，陳獨秀被捕入獄的情況下，把新文化運動及自己和五四運動牢牢地捆綁在了一起，把自己打造成了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旗手，從此一發(fā)而不可收拾，躍為民國最知名的文化界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