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嘉婧

如同舞臺表演，博物館在陳列之時，有著C位和群像的排序。那些端莊、嚴肅、巧奪天工的神作總是會得到“鎮(zhèn)館之寶”的美名，和隨之而來的打卡目光。

可那些躺在角落里的“小”文物們，在被鍛造的那一天，賦予它們生命的能工巧匠是否會對它們說，“你們只是配角，小配角?！币虼斯室饬袅藥追至?，隨意對待呢？

當一群人的目光，開始從C位移開，落到了這些邊角后，發(fā)現這些小配角們用盡全力發(fā)射“比心”信號；露出不止八顆牙的標準微笑；還有的因為過了千年終于有人注意到自己，忍不住委屈起來…

當敦煌石窟中，畫師的閑筆終于被千年后的人們看到時，我們穿越時空與那一個真實的人開始對話…有些文物是負責傳頌震撼文明的“國之重器”，而有些文物則是不受時間限制的“穿越式嘮嗑”。

當山西博物院金代磚雕上的雜劇演員在八百年后隔著展柜對我們比出“略略略，歪比巴卜”的鬼臉時，一種奇妙的電流貫穿古今。在中央電視臺紀錄頻道熱播的紀錄片《館藏“顯眼包”》的鏡頭里，那些曾蜷縮于歷史角落、被莊嚴敘事所遮蔽的文物配角們——委屈了千年的唐代俳優(yōu)、被調侃大肚子的唐代魔術師、敦煌壁畫里摸魚的畫師——驟然抖落塵埃，鮮活地站到了聚光燈下。

關注“顯眼包”

是一種自信

長久以來，對“國之重器”的頂禮膜拜，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文化安全感的尋求——我們需要通過那些象征權力、技藝巔峰與宏大敘事的“肌肉”型文物，來確認自身文明的輝煌與分量。這固然是文化自信的一部分，但絕非全部。

《館藏“顯眼包”》的走紅，恰恰昭示著一種更為成熟、松弛的文化自信正在生長：我們不再僅僅需要通過展示歷史的“肌肉”來證明自己，而是擁有了足夠的底氣去欣賞歷史的“表情”，去聆聽那些被宏大樂章掩蓋的、穿越時空的溫情絮語。

我們欣然擁抱那些“顯眼包”，那些帶著生活褶皺、甚至有些“潦草”的配角——比如山西博物院里那個做著鬼臉、只為博君一笑的金代雜劇演員。他的價值不在于材質是否名貴、工藝是否登峰造極，而在于他凝固了一個人類最樸素也最永恒的愿望：傳遞快樂，連接彼此。關注他，就是關注歷史中活生生的人性溫度，是對“人”本身價值的再次確認。

這份自信，更在于我們能夠以平等的、甚至帶點幽默的姿態(tài)，與歷史進行一場溫情對話。紀錄片中，亞丑鉞不再是高高在上、令人敬畏的“王權象征”，而是被親切地調侃為“老天爺追著喂飯的流量圣體”，是“撞臉”的尷尬選手。

這種解構，并非褻瀆其歷史地位，而是剝離了附加其上的沉重符號，還原了它作為一個被古人創(chuàng)造、寄托了某種情感、威嚴的“物”的本質。

我們與之對話的語言，不再是畢恭畢敬的學術腔，而是“老鐵們”、“家人們”般的熟稔，是“比心”、“社恐打工人”這樣的時代共情。

這種關注重心的轉移,從“秀肌肉”到“顯溫情”，從仰望神性到平視人性,本身就是文化自信的升華。它意味著我們不再焦慮于證明“我們曾有多么偉大”，而是從容地欣賞“我們如何生動地存在過”。

“顯眼包”共鳴“顯眼包”

敦煌莫高窟的千年華彩之下，一個近乎殘酷的真相被輕輕揭開：煌煌壁畫，萬千氣象，卻只在角落里吝嗇地留下12處疑似畫工的名字。那些將信仰、技藝與生命時光傾注于冰冷石壁的創(chuàng)造者，絕大多數成為了歷史宏大敘事中沉默的背景板。

《館藏“顯眼包”》的主要創(chuàng)作者是來自中國傳媒大學的一群00后，他們追尋著這些被淹沒的微光：捕捉壁畫邊緣打盹的馬夫、就地擺爛的倔驢、挨了先生板子的“摸魚”學生。這些看似潦草隨意的涂鴉，不再是神圣藝術的“瑕疵”，而是被壓抑的個體生命在縫隙中頑強呼吸的證據，是畫師們“忙里偷閑”時，對自身存在最本能的確認。

這一代年輕的創(chuàng)作者選擇凝視這些“無名者”，本身便是一種宣言，一種屬于“顯眼包”才懂“顯眼包”的深刻共情。成長于信息爆炸、個體意識空前覺醒時代的00后，對“被看見”、“被命名”有著天然的渴望與焦慮。他們反抗標簽化的歸類，珍視獨特個體價值的彰顯。因此，當他們回望歷史，目光便自然而然地越過了那些已被加冕的“主角”和鐫刻著帝王將相名字的重器，敏銳地捕捉到那些同樣閃耀著智慧與生命力的“配角”：那些沒有名字的校書吏、被甲方限制署名的畫師、設計出巧奪天工卻不知姓名的燈匠、捏塑出委屈俳優(yōu)的陶工。

關注這些被宏大歷史敘事忽略的“小人物”與“小創(chuàng)作”，不僅是在打撈歷史的溫情碎片，更是在歷史的鏡像中，尋找自身作為“創(chuàng)造者”與“個體”的價值回響。他們在那些穿越時空的“顯眼包”身上，認出了同樣渴望表達、渴望被理解的自己。原來，每一代人里，都藏著不甘沉默的“顯眼包”。

這種聚焦，揭示了一個更為恢弘的真相：歷史的璀璨星河，從來不是由孤星照亮，而是無數無名微光的共聚。

無論是敦煌壁上那些未被署名的靈動線條，還是西晉墓中那對專注校對的青瓷俑所凝固的工匠巧思，抑或是西漢銅釭燈里暗藏的環(huán)保智慧，都清晰地表明：每一代人，都有其獨特的創(chuàng)造力、幽默感與生活智慧在勃發(fā)。

那些留下姓名的“大家”固然值得銘記，但真正推動文明肌理細膩生長、賦予歷史以溫度和呼吸感的，往往是那些匯入集體長河的、未被單獨命名的創(chuàng)造瞬間。是無數普通人在各自的崗位上、在生活的夾縫中，以其“顯眼包”般的奇思妙想、笨拙堅守或靈光一現，共同編織了文明那無比豐富、充滿褶皺的真實圖景。

當我們在博物館的展柜前，與那個做著鬼臉的金代演員、那個比著愛心的西漢銅燈、那只眼神慌亂的獬豸“社恐打工人”相視而笑時，完成的不僅僅是一次對古物的欣賞。這是一場跨越時空的“顯眼包”同盟的暗號對接。

愛當“顯眼包”的

心眼都不會太差

回望那些賦予文物“顯眼包”特質的無名創(chuàng)造者們，他們的“顯眼”，本質上是一種蓬勃的生命力外溢。

在規(guī)則森嚴、等級分明的古代社會，在莊嚴肅穆的宗教場所，在冰冷沉重的青銅禮器領域，這些創(chuàng)作者依然選擇留下一個狡黠的鬼臉、一幅生動的涂鴉、一盞憨態(tài)可掬的燈。這絕非漫不經心，而是在有限空間里，對生活情趣的極致追求，對人性溫度的頑固留存，是對“活著”本身最樸素也最珍貴的慶祝。他們的“顯眼”，是心靈未被塵埃完全覆蓋的閃光，是對世界報以溫柔凝視而非冰冷俯視的證明。

這份源自歷史深處的幽默感與生活熱情，被《館藏“顯眼包”》的學生創(chuàng)作團隊精準捕捉并大膽激活。他們采用的后現代解構語態(tài)：讓獬豸神獸自嘲“這么多兼職，可忙死我了”，把西晉校書吏定義為“面對面的同事”?？此剖钦Z言的戲謔與符號的拆解，其內核卻絕非輕佻的冒犯，而是一種充滿善意與共鳴的“再認領”與“再創(chuàng)造”。這種解構，是后世對前世創(chuàng)造者心意的溫柔回應，是用當代的幽默密碼去解鎖古人的幽默基因，是隔著時空對先輩們那份“心眼明亮”的遙遙擊掌。

在《館藏“顯眼包》中，歷史不再僅僅是教科書上冰冷的年份和事件，它顯露出其最富有人情味的一面：那是由無數充滿想象力、熱愛生活、偶爾“皮一下很開心”的普通人共同創(chuàng)造的、熱氣騰騰的文明進程。

后現代的解構在此刻，完成了它最深情的使命。它并非割裂傳統(tǒng)，而是用新的語言，向歷史深處那些同樣熱愛“顯眼”、心眼明亮的創(chuàng)造者們，致以最深切的致意和最活潑的繼承。這種講述方式本身，就是00后團隊對歷史創(chuàng)造精神最生動的續(xù)寫：用屬于自己時代的“顯眼包”方式，證明著幽默、想象力與對生活的熱愛，是穿越時空、永不褪色的文明之光。

“顯眼包”擊掌“顯眼包”，是歷史溫情的回響，是“顯眼包”們跨越代際的心照不宣，更是文明長河中，那份永不熄滅的、明亮而溫暖的光。

編輯：芷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