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的一天夜里，您看——要不要在這上面添點麥穗？”周恩來的聲音在燈光下顯得格外平和。

燈火堆在圖紙上，紅藍鉛線交錯，梁思成揉了揉酸脹的眼睛，林徽因卻忽地直起腰，似被點中了穴位，輕聲答道：“這主意好！”一句對話，后來成為定稿的關鍵引線。

彼時北平剛復名北京不到兩個月，開國大典的禮炮仍在人們耳畔回響，城樓卻少了一件“正裝”——國徽。政協公開征集的稿件上千幅，全軍覆沒，政務院要求新徽必須在1950年國慶前亮相，任務壓得人透不過氣。張仃、鐘靈先行出手，在天安門、齒輪與星光之間反復調試，卻總覺“像，又不像”。周恩來一句“再請幾位懂得中國味道的專家”把清華夫婦拉進戰(zhàn)場。

從1937年到1945年的南渡北歸，林徽因與梁思成早已把半條命交給了古建筑。狹窄的船艙、霧雨中的李莊、燒毀的手稿，皆是他們?yōu)楸４嫖幕z產付出的學費。那時林徽因肺病纏身，1947年動刀摘除半腎，醫(yī)生告誡“靜養(yǎng)為先”，她卻用薄薄的身體繼續(xù)伏案，一畫就是半宿。朋友心疼，她笑：“國要用的東西，哪敢拖延？”

1949年10月23日，清華小組提交第一版方案。五星套玉璧，紅綬穿瑗，象征大團結與江山一統，審定會上獲得“有新意，但未盡如人意”的評語。央美小組則祭出天安門主圖，雍容莊重卻在配色和節(jié)奏上顯得單調。兩稿皆被留中調整。林徽因沒說一句廢話，回去立即拆圖重拼，把天安門與五星對接，但仍覺得缺少一種能讓北方老漢與南方稻農都點頭的符號。

11月的夜談正好補上這最后一環(huán)。周恩來回憶起1942年在重慶宋慶齡公館看到的一對白花花稻穗——“稻谷對咱老百姓比金子值錢”。他說，天安門托著星空固然莊嚴，但若讓稻麥環(huán)繞，便有了土地的溫度，老鄉(xiāng)一抬頭能看見種子、工人一抬頭能看見齒輪，這才是人民的徽章。林徽因順手把麥穗稻穗畫進外圍，粗細、長短、弧度迅速成形，只一刻功夫，滿室人都覺得“像開了燈”。

之后的兩個月，清華與央美徹底合流。梁思成負責比例，張仃主抓色彩，林徽因坐鎮(zhèn)整體意象。幾番爭論火藥味十足——有人要厚重，有人要輕盈；有人推崇蘇式對稱，有人堅守中式留白。林徽因常以極輕的語調壓住戰(zhàn)局：“別吵，先把它放進人民的視線里想想?！币痪湓捔喑隽撕诵摹獓帐紫仁墙o十四萬萬人看的，而非給設計師自己看的。

1950年6月23日傍晚，中南海華仁堂燈火通明。毛澤東提議起立表決，贊成聲浪幾乎蓋過屋外知了。方案過關后便交到雕塑家高莊手里做立體化。高莊發(fā)現平面圖轉三維時，星與齒輪的層次易顯突兀，直接寫信給毛澤東說明隱患。毛的批示只有八字：“放手去做，如有不妥再議?！庇谑驱X輪厚度、星角俯仰都被重新雕琢，保證遠觀平面、近看立體，同樣舒朗。

1950年9月底，第一枚直徑1.5米、重達23.5公斤的金屬國徽在前門外新華藝廠完工。安裝那天細雨將停未停，工人爬上腳手架，梁思成在地面緊盯水平儀，林徽因撐傘仰望，卻因咳嗽急促被梁再冰攙住。雨絲落在她灰黑的呢子外套上，她只說一句：“這比我二十歲寫的詩更好看?！辈贿h處的周恩來聽見，笑而不語。

新徽掛上城樓后不到兩年，林徽因病情惡化。1955年春夜，她短暫清醒，想起那枚徽章：“思成看得到它，我就放心了?！痹捯袈?，便沉入長眠。梁思成后來寫給友人的信里提到：“徽因參與的最后一道工序，是給底座涂了一層極薄的紅色，她說那是‘血染的顏色’。”讀到此句，許多人紅了眼眶。

倘若今日站在廣場抬頭，你會發(fā)現稻麥穗環(huán)繞的五角星依舊熠熠生輝。那一圈金色，不只是象征豐收，更記錄著一個冬夜里周恩來的靈光閃動與林徽因的“眼前一亮”。七十余年風雨過去，它依舊穩(wěn)穩(wěn)地貼在城樓正中，也穩(wěn)穩(wěn)貼在每一位建設者的心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