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惠斌

畫家張大千早年以善畫工筆仕女和菩薩法相的佛教人物而著稱，這與他曾經(jīng)在敦煌潛心臨摹歷代壁畫有著不可或缺的關系。

1941年3月，張大千偕兒子張心智、侄子張心德和工匠等數(shù)人，風塵仆仆來到向往已久的大漠風沙中的敦煌，在莫高窟中開始了歷時兩年多的臨摹歷代壁畫生涯。1943年3月，留法畫家常書鴻回國后受命籌建“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一行六人風雨兼程趕往敦煌。張大千聞訊，特意派兒子和侄子專程迎接。

1943年，張大千（右14）與常書鴻（右12）等在榆林窟合影

此時，張大千的臨摹工作已接近尾聲，他為常書鴻安排好住處，還親自下廚，為遠道而來的常書鴻接風洗塵。兩個月后，張大千行將離開敦煌，毫不吝嗇地將自己搜集、整理的有關敦煌的調(diào)查資料、考察記錄和研究成果留了下來，供常書鴻后續(xù)開展工作時參考。臨別時，張大千握住常書鴻的手，半開玩笑地說：“我們走了，你還要在這里無窮無盡行使研究和保護之責，書鴻，這可是一個長期的甚至是無期的徒刑呀！”隨后，將一幅“藏寶圖”，悄悄交到常書鴻手里，叮囑他等自己離開了再打開。

大漠孤煙中，望著張大千一行漸行漸遠的背影，常書鴻好奇地打開紙卷，原來是張大千親筆手繪的一幅《莫高窟月牙泉蘑菇分布圖》，上面還詳細標明了采摘蘑菇的地點、時間和數(shù)量。常書鴻細細看完，不禁一陣感動，因為地處戈壁的莫高窟，食物特別匱乏，蔬菜極為罕見，張大千將自己發(fā)現(xiàn)的蘑菇分布方位，以示意圖的形式告知常書鴻，就是讓他們能得以改善伙食。對于張大千的貼心饋贈，常書鴻很是感動——張大千留給他的不啻是一幅沙漠“藏寶圖”。

常書鴻后來按圖索驥，尋找到了蘑菇，從此隔三差五地吃上蘑菇，心生感激地說：“我常常思念贈送給我蘑菇圖的張大千先生。我也從此喜愛畫蘑菇，并賦打油詩一首：敦煌苦，孤燈夜讀草蘑菇。人間樂，西出陽關故人多?！?/p>

1944年1月1日，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正式成立，常書鴻擔任首任所長，從此開始了長達四五十年保護敦煌的漫漫歲月。

因為敦煌，張大千和常書鴻相識、相交，并結(jié)下了深厚情誼。張大千雖然離開了敦煌，但他對敦煌的感情、對常書鴻的關心，卻并未因此而減弱。1947年，張大千聽說常書鴻在敦煌研究中缺少參考文獻，便委托“師妹”李承仙（其二伯父李瑞清是張大千的恩師），將一套自己心愛的、日本學者松本榮一所著的《敦煌畫研究》，轉(zhuǎn)交給常書鴻和他的研究所。常書鴻收到后，看到張大千在書上用朱筆寫滿了密密麻麻的批注，感佩不已。常書鴻與李承仙結(jié)婚時，張大千又精心創(chuàng)作一幅《嘉藕圖》，祝賀他們的秦晉之好。

1948年7月，甘肅省參議會控告張大千“借名罔利，破壞敦煌古跡”，甚至有參議員要求嚴辦張大千，以儆效尤。他們列出“張大千十大罪狀”，其中包括“破壞壁畫、大量竊取、買賣壁畫”等內(nèi)容，并將這些“罪狀”以通告發(fā)送至敦煌研究所，要求他們將張大千在敦煌的“犯罪事實”如實上報。

常書鴻收讀后，拍案而起，挺身而出，親自為張大千作證。面對時任教育部長朱家驊的責問，常書鴻仗義執(zhí)言：“說什么‘張大千破壞了敦煌壁畫’，純屬子虛烏有，我是毫不曉得！”并寫了一篇《沙漠中寂寞的工作者——張大千是何許人也》的文章，聯(lián)系報社，為張大千一一澄清。在常書鴻等人的作證下，張大千的“十大罪狀”最終被全部推翻，相關部門經(jīng)過詳細調(diào)查，亦作出了“張大千在莫高窟并無損毀壁畫情事”的結(jié)案結(jié)論。

1980年，常書鴻從德國訪問回國后寓居北京，給僑居海外的張大千專門寫了一封信，托張心智（字亞夫）赴美后轉(zhuǎn)交給張大千。信中寫道：“敦煌告別已匆匆卅七年矣……回首當年不勝依依懷舊之情……老兄忠于繪事老而彌篤，聞之深為欣慰……看到壽辰與你的彩色照片，看到你長發(fā)美須氣象萬千，故友無恙不勝欣慰……昨天，亞夫弟自西北來京，知有美利堅之行，父子團聚三十余年久別之后，聞之不勝雀躍。因托帶此信，希以大陸藝壇事業(yè)為重，早日耑返……”隨信還附呈了他們夫婦的書作《敦煌的藝術》一冊、敦煌彩塑敦煌畫片五套，表達了自己對身在異國的張大千的思念之情，以及盛邀他回國的殷殷期望。

編輯/張嚴涵

排版/王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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