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期文章中咱們介紹了龐炳勛的第40軍在1937年9月對日首戰(zhàn)的彈藥消耗情況，而這支部隊的特殊性也引起了讀者們的關注。

簡而言之，第40軍雖然是一個軍的番號，可本部卻只有一個師。

而且當時還給了龐炳勛第3軍團長的職務，雖然該部名義上可以指揮編入的其他部隊，但前提是有部隊編入才行，而且因為不屬于本部，指揮時還得商量著來。

所以龐炳勛當時對其部下說道：我們是天下第一，一個軍團管一個軍，一個軍管一個師。

那么龐炳勛部的這種特殊情況是如何形成的呢？本文咱們就來聊聊該部的建制情況。

首先龐炳勛這個人，在當時的地方軍系中，屬于年紀較大的統(tǒng)軍者，比馮玉祥還大三歲，比老蔣大八歲，比閻錫山也大四歲。

之所以以如此“高齡”統(tǒng)軍，跟其特殊的軍旅經(jīng)歷相關，進而也便影響了其部隊的編制狀態(tài)。

龐炳勛1879年出生，河北新河人，早年間在北洋陸軍第3鎮(zhèn)當兵，并結識了孫岳，其之后在軍隊的發(fā)跡便跟孫岳有著莫大的關系。

1911年辛亥革命后，孫岳參與策劃了灤州起義，但因被告密，所以起義前孫岳便被革職，隨后南下投奔革命軍；而龐炳勛則因為跟孫岳的關系，被迫離開軍隊，回家經(jīng)商。

直到多年后，已40來歲的龐炳勛在石家莊以南的高邑運糧食時，偶然遇到了到直系軍閥曹錕部任軍官教育團團長的孫岳，就此開始了二次參軍之路，當了孫岳的副官。

1920年直皖戰(zhàn)爭爆發(fā)，孫岳受命組建義勇軍，該部后改番號為第15混成旅，龐炳勛先后任旅部副官長、少校營副；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zhàn)爭爆發(fā)，龐炳勛率一個步兵營參戰(zhàn)，并被奉軍的炮彈炸傷一條腿，故而日后得名龐瘸子。

此戰(zhàn)之后，孫岳將龐炳勛提拔為第15混成旅參謀長；但此時龐炳勛并沒有自己的基本部隊，只能說是孫岳系統(tǒng)內(nèi)的一員干將而已。

但在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戰(zhàn)爭中，直軍一方的馮玉祥、胡景翼、孫岳聯(lián)合發(fā)動政變，此后三方部隊組成國民軍，分別為第1軍、第2軍和第3軍。

孫岳所部由此大為擴充，龐炳勛就任新編成的補充團團長，繼而又擴充為了第2混成旅，就此擁有了自己的基本部隊。

在此后的連年混戰(zhàn)中，龐炳勛部先后投靠吳佩孚、靳云鶚、唐生智等部，所部番號也是一變再變，但一直是幾千人槍的實力。

1927年，龐炳勛率部再投馮玉祥，因為有著之前國民軍的關系，所以這次投奔比較順利，龐部又成了馮玉祥西北軍的第20軍，所部下轄第58師、第59師，另有騎兵團、炮兵團。

當然，這些番號只是架子大，龐部最初的兵力仍不到5000人。

不過龐炳勛的部隊在作戰(zhàn)中戰(zhàn)斗力不錯，故而規(guī)模在隨后有所擴充，在編遣整編時授予暫編第14師番號，下轄有第113旅、第114旅，以及一個補充團和直屬部隊，這就是實編部隊了，總計已有上萬人的兵力了。

而到1930年中原大戰(zhàn)西北軍失敗后，龐炳勛部實力保存尚不錯，仍有近萬人的兵員。

當時老蔣讓張學良負責整編退往山西的西北軍部隊，龐炳勛部先是被臨時改編為了第1師，后來正式按南京國軍的序列改番號為第39師。

之后為了照顧龐炳勛的地位，又給了其第40軍的番號，但當時該軍只有第39師一個師。

按照當時南京方面給的編制，這是個二旅四團制師，初轄第115旅和第116旅，而除此之外該部還有個補充團，此外騎兵、炮兵似乎亦稱為團。

按照國軍在1935年的統(tǒng)計，第40軍總計有官佐705人、士兵13548人。

而在1937年全面抗戰(zhàn)前，龐炳勛自請將所部的6個團，改為2旅4團制調(diào)整師；此處不知龐炳勛所言的6個團具體都指哪些，但其所部確實進行了調(diào)整。

因此出現(xiàn)在1937年全面抗戰(zhàn)時的第40軍陣容，就成了軍部直轄有特務營和學生隊，其余各部均歸第39師所轄。

其中第115旅轄第229團和第230團，第116旅番號改為第117旅，轄第233團和第234團，另外還有個補充團，總計有5個戰(zhàn)斗團。

原炮兵團改稱為營，此外還有工兵營、輜重營、通信營；原騎兵團改稱為連，另外師部也有一個特務連。

經(jīng)過編制調(diào)整后，該部編制計有官佐754人，此外有額外官96人，士兵員額則為12730人，總計13580人。

如果考慮到部分缺額的因素，該軍與其參謀長在文史資料中所提及的約13000人之數(shù)吻合。

以上即為第40軍的部隊來源，以及到全面抗戰(zhàn)初期的編制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