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祥經(jīng)里”葉圣陶寓所,沿四川北路步行3分鐘,便到了東寶興路138號《僑聲報》員工宿舍臧克家、鄭曼的蝸居。
臧克家和汪曾祺相差十五歲,先后師從聞一多,都為“聞師”所欣賞??箲?zhàn)“復員”到上海,向無交集的二人竟有一段特殊因緣。臧克家是汪曾祺的學生家長,比臧克家晚到上海一個月的汪曾祺則是臧克家主編的刊物《文訊》的作者。
臧克家留在山東老家的兩位公子來滬投奔父親,也經(jīng)李健吾介紹就讀于致遠中學(后來索性借住校內(nèi)),做了汪曾祺的學生。繼歷史學家顧頡剛、白壽彝之后,臧克家接編《文訊》月刊,1947年11月15日七卷五期推出首個“文藝專號”,將汪曾祺小說《落魄》排在目錄顯要位置。正如鳳子主編的《人世間》隆重推出汪曾祺小說《囚犯》,《文訊》也用類似方式將汪曾祺歸入“色彩”“態(tài)度”與“我們”保持一致的進步作家行列。
1940年代以后臧汪交往還有待研究。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逝世,5月28日遺體告別儀式在八寶山舉行,送花圈的前輩作家除了巴金、冰心,還有臧克家。
李健吾、尤淑芬夫婦1947年10月搬出西摩路(今陜西北路)華業(yè)公寓,遷入與四川北路相交的東寶興路173弄9號菜場附近一間寓所,與鳳子、葉圣陶、臧克家毗鄰而居,過從甚密。這幾位聚在一起時很可能會談到“汪曾祺先生”,盡管在他們主編或參與編輯的《文藝復興》《人世間》《國文月刊》《文訊》等雜志上,汪曾祺僅亮相一次或數(shù)次,但這位學于西南聯(lián)大、執(zhí)教致遠中學的青年作家已經(jīng)顯示了超凡的實力與不羈的才華。
1982年3月至5月李健吾主動致信汪曾祺,請他幫忙一起回憶四十年代后半期《文藝復興》的有關(guān)細節(jié)。汪曾祺在回信中再次感謝李健吾當年在上海對他的照顧和提攜。汪曾祺“復出”之后十分忙碌,他萬沒料到李健吾會遽然離世。隔了三十四年終于恢復通信聯(lián)系,且同在北京,最終卻未能再見一面,誠為憾事。
離開臧克家、鄭曼蝸居和李健吾的新寓所,沿四川北路繼續(xù)步行1公里,右拐至狄思威路719號(今溧陽路1269號)一座花園洋房,便是郭沫若家(1946年5月至1947年11月)。據(jù)說這是由馬思南路中共和談代表辦事處(上海周公館)出金條為郭“頂”下的。郭宅也是當時上海進步文化人士經(jīng)常聚集的場所,許多重要活動都在此舉行。
郭沫若、汪曾祺同在上海一年零四個月,尚無證據(jù)說明二人有私下接觸,但不能說他們毫無關(guān)聯(lián),至少曾多次在同刊同期發(fā)表過作品?!度耸篱g》1947年10月1日二卷一期刊載汪曾祺小說《囚犯》,也發(fā)表了郭沫若長文《一封信的問題》。汪曾祺小說《落魄》發(fā)表于1947年11月15日《文訊》“文藝專號”,郭沫若《再談郁達夫》則是該刊該期的頭條文章。
因為看到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說創(chuàng)作社故意遺失羅曼·羅蘭致魯迅的信,郭沫若不得不寫《一封信的問題》有所辯證?!对僬動暨_夫》則是駁斥巴人(王任叔)的《記郁達夫》。巴人說郁達夫親口告訴他,在日本郁的名聲遠高于郭,因此郁經(jīng)常遭到郭的嫉妒。郭沫若這兩篇文章絕非“漫與”之作,乃是認真嚴肅地梳理他和魯迅、郁達夫的交往始末,澄清事實,駁斥誤傳和謠傳。郭沫若一定很關(guān)心發(fā)表這兩篇重要文章的《人世間》和《文訊》,或許也會因此留意到同刊同期青年作家汪曾祺筆致特別、才氣撼人的《囚犯》《落魄》這兩篇小說吧?
1947年7月15日汪曾祺致信沈從文,希望有人推介黃永玉的木刻。汪一口氣想到林徽因、費孝通、老舍、梁宗岱、西南聯(lián)大學長王遜甚至已故的聞一多。但他覺得這些人都不大合適,最后認為與其讓李健吾、鄭振鐸、葉圣陶說些“‘線條遒勁,表現(xiàn)富戰(zhàn)斗性’之類的空話來,那倒不如還是郭沫若來一首七言八句?!?948年3月郭沫若在香港發(fā)表《斥反動文藝》,猛烈批判沈從文、蕭乾、朱光潛等京派作家,孰料在此之前為了黃永玉的事,汪曾祺還曾對這位文壇祭酒寄托過美好愿望。
走出郭宅,沿四川北路步行9分鐘,就到了茅盾和范泉的家。1946年5月下旬茅盾夫婦回滬,發(fā)現(xiàn)他們1933年至1935年居住的山陰路156弄29號已換了主人,只好另租山陰路132弄6號,跟《文藝春秋》主編范泉住上下樓。巧的是和汪曾祺一樣,抗戰(zhàn)勝利后茅盾在上海也逗留了一年零七個月(中間三個半月訪蘇)?!段乃嚧呵铩废群蟀l(fā)表汪曾祺兩篇風格迥異、被作家無名氏(卜乃夫)視為汪曾祺前期最好的兩篇小說《綠貓》和《雞鴨名家》,顯示了范泉不俗的眼光與氣度。但這很可能也得力于鄰居茅盾(以及范泉同樣十分敬重的葉圣陶、鄭振鐸、李健吾等文壇前輩)的指點。
私立致遠中學絕佳的交通和地理位置確實帶給汪曾祺極大的方便。課余時間他不用擠公交,也不必花錢雇人力車,理論上步行便可拜訪滬上幾乎全部師友,或聯(lián)絡(luò)與他有關(guān)的重要文化單位。筆者對此做了一點簡單梳理,掛漏在所難免。
據(jù)說“‘汪學’時代已經(jīng)到來。”追溯汪曾祺1940年代后半期跟上海的親緣關(guān)系,或許既能填補“汪學”的某些空白,也可從文學地理學的角度豐富現(xiàn)代上海文學的內(nèi)涵與外延。
原標題:《夜讀 | 臧克家·李健吾·郭沫若·范泉·茅盾——“汪曾祺在上?!敝恕?/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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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fā)稿編輯:劉 芳
來源:作者:郜元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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