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百年，列夫·托爾斯泰在中國從沒冷落過，卻也從沒被正確解讀過——他是思想家、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俄羅斯的良心、不朽的人，偏偏不是小說家。

“現在俄羅斯適合正直人的唯一地方就是監(jiān)獄”；“人生不是一種享樂，而是一樁十分沉重的工作”；“所有幸福的家庭都一樣，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這樣的話，人人耳熟能詳，可多少人真正啃完了他的三大代表作——《復活》《安娜·卡列尼娜》《戰(zhàn)爭與和平》？

列夫·托爾斯泰在中國的接受史，其實就是一部誤讀史，一次次功利性地開發(fā)，讓我們一次次與小說之美擦肩而過。

1900年，上海廣學會出版《俄國政俗通考》，首次推薦了“劉都斯篤依”(即列夫·托爾斯泰)：“時年23歲。投筆從戎，入卡利米亞(即克里米亞)軍營效力。1856年，戰(zhàn)爭方止，離營返里，以著作自娛。生平得意之書，為《戰(zhàn)和紀略》(即《戰(zhàn)爭與和平》)一編，備載1812年間拿破侖伐俄之事。俄人傳誦之，紙為之貴。”

▲油畫中的1812年俄法戰(zhàn)爭，托爾斯泰出生于這場戰(zhàn)爭的10年后（1828年）9月9日

1906年，托爾斯泰作品有了中文版，即《托氏宗教小說》，由6個文學價值不高的短篇組成，出版理由是“中國小說，怪誕荒唐，蕩人心志”，而“泰西小說，或詠言，或寄意，可以蒙開學，瀹民智……雖曰小說，實是大道也”。

當時西學東漸正在潮頭，國人不明取舍，揀選只看名頭，托爾斯泰因此被夾帶而來，赫然成了啟蒙家。李大釗的《介紹哲人托爾斯泰》、王國維的《托爾斯泰之近世科學評》、天貺的《宗教改革偉人托爾斯泰之與馬丁路德》、蔣夢麟的《托爾斯泰人生觀》，均脫離具體文本，抽象地去談托爾斯泰的“思想”。

中國第一次“托爾斯泰熱”在“五四”前后，此時他長篇小說還沒譯成中文，除了“思想”，人們無從下嘴。那一代文人更喜歡匕首與投槍，既然靠短篇小說與雜文也能贏得知名度，也能兌現出現實利益，那么，誰還肯去操練高風險的鴻篇巨制?

短，則空間狹窄，只有把問題簡單化，變成黑與白、正與邪的二元對立，才有審美快感。于是，陳獨秀贊托爾斯泰“尊人道，惡強權”，郭沫若稱其為向舊秩序挑戰(zhàn)的“真正的匪徒”，魯迅則說“不單是破壞，而且是掃除，是大呼猛進，將礙腳的舊軌道……一掃而空”。就這樣，托爾斯泰穿上了“二十世紀的革命家”、“社會主義之實行家”的馬甲。

▲晚年托爾斯泰與他的愛馬

百余年來，國人看西方，往往是只讀了只言片語，便將胸中塊壘寄托于茲，貌似在學習，其實在撒嬌，無非是給自己被壓抑的理想找個權威注釋而已，所以錢鐘書先生說“外國一切好東西，到中國沒有不走樣的”，托爾斯泰亦不例外。

1928年，托爾斯泰一百周年誕辰，再度被國人熱炒，而此時他的代表作(長篇小說)相繼譯成中文，革命家們失望地發(fā)現，它們遠沒有想象中的“戰(zhàn)斗性”，而列寧曾批評托爾斯泰是“一個頹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憐蟲”，此時已被中國作家們知曉，所以馮乃超怒斥托爾斯泰是“卑污的說教人”，茅盾、周立波、魯迅等也開始“客觀”地看問題，一面承認托爾斯泰的“寫作才華”，一面又批評其“不抵抗主義”。

可什么是“寫作才華”？這其中包含了一個巨大的誤會，以為小說能人為地拆分成“思想”和“技術”兩個部分，分別修煉完成。而這“技術”又可以被無限拆分成結構、描寫、造句、組詞……

無限拆分的結果，就是殺死小說，這種所謂的“技術”，其實是一套精致的媚俗手段，打著觀察生活、反映生活的旗號，作家們成了故事工人，其創(chuàng)造力被合法閹割。

問題的關鍵在于，當我們意識到托爾斯泰并非“思想家”，只是一名小說家時，我們心中充滿了困惑：一個思想不正確的人，為什么會在西方擁有那么大的影響力？為什么他會走向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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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畫《農夫·耕地的托爾斯泰》

通過對托爾斯泰的文本分析，中國文學發(fā)展出一整套話語體系，比如“現實主義塌陷”、“小說本然邏輯背叛了作家的主觀意愿”等等，除了行內人自己覺得很形象外，普通讀者只能一頭霧水。

總之，在我們看來，世界上原本就存在著小說的完美模板，誰寫得最接近它，誰就不朽。而在實際操作層面，這個模板就是：語言高度民間化，出場人物越多越好，故事多線索推進，不厭其煩的細節(jié)描寫，對話與敘述穿插，主題與時代結合……

可現實是，樹立了絕對完美的標桿，創(chuàng)新空間就會被壓抑。中國小說家們確實寫出了一大堆偽托爾斯泰，卻誰也沒能不朽，這就可以理解，為什么一句“中國的托爾斯泰”的阿諛，連見多識廣的楊沫也會把持不住。托爾斯泰是不朽的后門，人人都想從這里擠進去。

上世紀60年代，托爾斯泰大部分譯作被禁止出版，只有晚年“反帝”的內容可以公開傳播，他再一次成了“思想家”和“良心”。直到動蕩年代結束后，中國讀者才突然發(fā)現，托爾斯泰那痛苦而深沉的內省，以及對人生終極價值永不停息的追問，竟有如此感人的力量。

當“我”終于從“我們”中剝離出來，當雙眼自縫隙中望見自由，托爾斯泰的寫作猶如燈塔，照亮了每一次不肯屈服的跋涉。我是人，我應該是萬物中最主動的過客，我應該配得上曾經的那些苦難。

▲油畫《林中休息的托爾斯泰》

對于生命，托爾斯泰其實沒有給出答案，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他甚至選擇了投降。他寫道，人所要的，不就是幸福嗎？那就去追求幸福唄，為何追問永恒？他為此感到釋然，甚至歡快，但他終于會知道，幸福依然只是一帖麻醉劑。

也許，只有放在人類小說藝術發(fā)展的長河中，托爾斯泰的價值才能更真實地展現出來，可知小說家的命運不完全由實力決定，只要寫作，就會被誤讀，關鍵看誤讀后的東西，是否湊巧觸到了時代的痛點。

當人們抱著特殊的價值取向去讀書時，讀就不再是書，而是把書工具化、武器化了，這是書的悲哀，更是讀書人的悲哀。托爾斯泰在中國的命運，反映的是中國曾經的問題，而與真實的托爾斯泰毫不相關，甚至與托爾斯泰的作品也不相關。

托爾斯泰的文學作品毫無疑問是偉大的，堪稱人類文化史上的里程碑。但其偉大之處，只有當讀者放下自身功利性的目和因所受教育而產生的固有偏見去閱讀時，才可能真正體會得到——就如托馬斯·曼說的那樣，在托爾斯泰的作品中發(fā)現“ 那種荷馬的素質，故事仿佛綿延不絕，藝術與自然合而為一，純真、宏偉、實在、客觀、永生不死的健康，永生不死的現實主義！”

為此，店長薦書特別推薦“列夫·托爾斯泰文集”：《復活》《安娜·卡列尼娜》《戰(zhàn)爭與和平》，重讀托爾斯泰，感受文學的原初的魅力。

羅馬·羅蘭說，“《復活》是人間贊頌慈悲的唯美詩篇、誠摯詩篇”；《安娜·卡列尼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心中的完美杰作；《戰(zhàn)爭與和平》是描繪俄羅斯歷史的絢麗畫卷，是勾勒俄羅斯性格的真實名片，不僅為俄國文學增添了光彩，而且為托爾斯泰贏得了世界文豪的聲譽。

偉大的著作需要優(yōu)秀的翻譯，否則就是暴殄天物。這套書依據蘇聯國家文學出版社權威版本全面校訂，譯文完整、準確。中國著名俄語文學翻譯家草嬰，耕耘二十載，獨自完成列夫·托爾斯泰所有小說翻譯。草嬰感言：“我無愧于幾十年的翻譯生涯，也無愧于讀者?！?br/>

此外，這套書采用大開本布面精裝，80克純質紙，排版唯美，四色印刷，翻看舒適，非常適合收藏和深度閱讀。長按下圖，識別圖中的二維碼，即可收藏：

來源 | 本文轉載自2014年10月24日《北京青年報》B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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