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荷

湘西苗疆的開辟經略，最初始于明朝時期，隨著明王朝對湘西以西廣大苗嶺的封建征服統(tǒng)治，朝廷與苗民的沖突愈演愈烈，明嘉靖時期，為反抗明王朝的封建統(tǒng)治，湘西及黔東北屢生苗民起義，義軍曾攻陷思南、石阡等府，貴州巡撫劉大直、巡按宿應麟上疏道“貴州鎮(zhèn)守總兵，原為保障一省而設。先以承平，沿駐省城，遙鎮(zhèn)全省。近多苗患，移駐鎮(zhèn)遠。但銅仁邊辛，實鎮(zhèn)筸諸夷出入之咽喉，思、石、辰、沅府、衛(wèi)要隘之門戶，若鎮(zhèn)壓得人，鋼仁有待，則湖、貴要路無恐矣"。要求將貴州總兵官府移鎮(zhèn)銅仁，后因天啟奢安之役，省會貴陽危急才移往貴陽，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為平紅苗開辟湘西苗疆，又設正大營，以同知駐扎鎮(zhèn)守，雍正八年（1730年），開辟湘西苗疆以后，移正大營同知為松桃理苗同知，移銅仁協同駐松桃，增設巡檢廳。

同時明王朝決定修筑“苗疆長城”，用于鎮(zhèn)苗、防苗。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始筑邊墻，最終竣工于明天啟三年（1622年），北至吉首的喜鵲營，南至銅仁交界的亭子關，全長達四百三十余里，其目將湘西苗疆南北隔離起來，隔絕邊墻內外生苗與熟苗的聯絡，沿途設有汛堡、碉樓、屯卡、哨臺、炮臺、關門、關廂組成的關卡對苗民進行彈壓打擊。

明朝萬歷時期，播州局勢愈發(fā)緊張，明朝為平播戰(zhàn)爭而設置的“偏沅巡撫”，“偏沅巡撫”全名為“偏橋暨沅州巡撫衙門”的簡稱，由偏橋鎮(zhèn)(在今貴州省施秉縣)和沅州(今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縣)共署的軍政一體的管理機構，目的在于對與楊應龍已聯合的苗嶺苗兵進行牽制彈壓，并起到湖廣運糧進入貴州中轉站的作用，可以說就是單純?yōu)榱随?zhèn)苗戰(zhàn)爭而設置的一行政機構，播州之役后尋廢。明朝后期貴州大亂，出于對湘西及以西的苗嶺控制考慮，天啟二年(1622年)，復設偏沅巡撫，崇禎二年(1629年)，又增設辰沅兵備道，以備以后應付更大的鎮(zhèn)苗戰(zhàn)爭作準備。

皇清職貢圖所繪銅仁紅苗

明末清初，苗民義軍將明代苗疆長城夷為平地，清王朝見勢對湘西苗疆的開辟經略迅速提上日程，順治三年（1646年）,于五寨設鎮(zhèn)竿協副將，康熙三年（1664年）,設辰沅永靖道治，康熙三十九年,又將沅州鎮(zhèn)總兵官移駐五寨，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命湖廣總督喻成龍、偏沅巡撫趙申喬、尚書席爾達同副都統(tǒng)圖思海、徐九如率荊州八旗兵及廣西、貴州、湖南三省清兵開赴湘西苗疆征伐苗民，于銅仁設立正大營廳，添設銅仁府同知一員、巡檢一員，“專理苗務” 裁石阡府屬苗民長官司，設為苗民里，銅仁復設的加理苗銜同知分駐正大營。是年十二月，湖南提督俞謨發(fā)布《戒苗條約》：“如有執(zhí)刀行走者，即系逆苗，拿獲定行誅戮。”如內外發(fā)生糾紛，“爾殺我內地一人者，我定要爾兩苗低命；爾搶我內地一人者，我定要爾全家償還。”。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清軍先期開辟下四里苗疆及筸子坪苗區(qū)，設立鳳凰廳和乾州廳，歸辰州府管轄，雍正八年(1730年)湖南巡撫趙弘恩親率官兵，遣保靖游擊王進昌、彝陵鎮(zhèn)總兵周一德、辰永沅靖道兼副將王柔、永順古丈坪同知李詢等，武力開辟六里苗疆，移正大營同知為松桃理苗同知，移銅仁協駐松桃，設副將營于吉多坪，賜名永綏協，設六里同知一員，李淘任之，治吉多坪，歸辰州府管轄。雍正九年(1731),復設永綏協，置副將一員，歸鎮(zhèn)算鎮(zhèn)統(tǒng)轄，最終得以開辟梅臘爾山苗疆。

來源：嚴如熤著《苗防備覽一》所繪松桃廳全圖。

（雍正時期移正大營同知設為松桃理苗同知，毗鄰明清苗民起義中心苗王城。）

乾隆初期，朝廷為穩(wěn)定控制湘西苗疆，政治上扶持苗民上層，設置百戶，協助清官員管理苗疆，軍事上設置關隘，駐扎游擊、守備、千總、把總等帶兵防守，這一基層關隘在鳳凰廳中有七十五處，永綏廳有五十余處，乾州廳有四十余處，嚴密檢視苗民一舉一動。但平靜之下依然波濤洶涌，在外來客民豪強的沖擊下，湘西苗疆土地兼并日益嚴重，官府對客民豪強的偏袒逐漸產生對官府的仇恨。據《苗疆屯防實錄》記載：“漢民原不準擅入苗地,自乾隆二十九年……漢奸出入,始則以貿易而利其貨,繼則以賬債而占其地,客民侵占日見其多,而歷任大小官吏聽任客民欺凌苗人，以致苗民田地日益落入客民手中。”，導致后來很多無業(yè)苗民和周邊窮困百姓都參與起義。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湘西永綏廳勾補寨苗民石滿宜被百戶誣陷，說是偷藏了販牛商的牛，并借此向全寨勒索。石滿宜隨即起義，慘遭官吏鎮(zhèn)壓，清軍火燒勾補寨，被俘、被捕的苗民達一百三十三人。苗民性直剛烈易結世仇，地方官員不按苗例處理案件，加之清軍毀滅性的打擊勾補寨引起同宗族的石三保、石鄧柳的對官府客民的仇恨，提出“乾隆五十二年我們勾補寨的人被官兵殺得不少，要報仇”的口號開展復仇舉事。乾隆五十九年（1795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乾州廳坪垅的吳八月與松桃廳大塘汛大寨營的石柳鄧，永綏廳黃瓜寨的石三保，鳳凰廳蘇麻寨的吳半生，三岔坪的吳廷舉等人一起聚集在鳳凰廳鴨保寨副百戶的吳隴登家中，共商舉義，提出“逐客民，復故地”的口號發(fā)動起義。

來源：嚴如熤著《苗防備覽一》所繪銅仁府全圖。

(明時貴州總兵府曾長駐銅仁七十三年，用于鎮(zhèn)守紅苗，后設為參將鎮(zhèn)守。)

乾嘉黔湘苗民起義軍在吳八月、石三保、石柳鄧率領下，連續(xù)攻克乾州、鳳凰，花垣、古丈、保靖、松桃、瀘溪、辰溪、浦市、沅陵、麻陽、銅仁、秀山、酉陽等地，抗擊七省清軍十八萬人。首戰(zhàn)雅酉一役，擊斃鎮(zhèn)筸鎮(zhèn)總兵明安圖、副將伊薩納、同知彭鳳堯等官佐，全殲清軍近兩千人；滾牛坡一役，擊斃游擊永舒、都司班第共，清軍損失十之八九。松桃正大營一役，直接困死貴州提督彭廷棟；丈坪戰(zhàn)役（今湖南古丈縣城），自古丈坪抵達楊柳塘，副讓軍參領定杞勒、游擊額爾登、都司葉攀鳳、守備聶世榮、郴麟游擊趙得功、馬登朝等俱帶傷陣亡，弄州協領觀音保因追剿義軍落河而死；乾州三岔坪吳廷舉也同時響應攻陷乾州廳城，同知宋如椿、巡檢江瑤戰(zhàn)死；狗爬巖一役，就消滅清兵六千多人，湖廣總督福寧僅以身免。

起義期間義軍共擊斃都司以上中高級文武官員二百余名，云貴總督?？蛋?、四川總督鈕祜祿·和琳、吏部尚書孫士毅先后暴斃營中，貴州提督花蓮布、貴州提督彭廷棟被擊斃，清朝廷共計耗費白銀二千萬兩，軍米一百萬石。同時，在湘黔苗民義軍的影響下，清朝廷云貴兵力都被調往湘西，貴州其他苗民看準時機，從而相續(xù)爆發(fā)了錦屏亮司苗民起義；清鎮(zhèn)、平壩陳大鵬領導的苗民起義；廣順、長寨楊文泰領導的苗民起義；廣西隆林苗沖苗民起義及南籠王囊仙、韋朝元領導的布依族起義，時貴州巡撫馮光熊上疏道：“云貴皆調兵征鎮(zhèn)筸紅苗，不可即赴”。

來源：嚴如熤著《苗防備覽一》所繪永綏廳全圖。

(今花垣縣，古六里苗疆。)

乾嘉湘黔苗族起義相比以往的苗族起義，對朝廷官兵有了初步的認識，起義首領均為當地見識多廣的上層頭人，開展了具體的起義計劃和作戰(zhàn)綱領，經過長期有預謀的準備去收集武器、彈藥和糧草，不過仍然沒有擺脫過去農民起義的局限性。

起義以族宗血親為紐帶具有強烈的排他性，吳天半作為蘇麻河一帶三十余寨的宗族勢力代表領袖，吳八月作為社塘坡一帶三十余寨的宗族勢力代表領袖，并均曾任百戶一職，將吳國順、吳國有、吳延梅、吳學仁等其他苗族地主及宗族勢力領袖均誅殺，所有苗弁百戶無一幸免，引起鎮(zhèn)筸巴斗山苗族領袖滕家瓚等其他苗族宗族勢力領袖的敵對，再后來乾州義軍石上進、石大貴、吳廷舉和永綏義軍張廷仲父子相繼內訌的叛變，義軍內部分化嚴重，在義軍摧毀降軍平郎寨、楊二寨，圍攻鴨堡寨、三岔坪后進一步激化內部矛盾，清軍利用義軍矛盾分化義軍勢力，義軍不僅要對外與清兵作戰(zhàn)，而且還要對內與苗族降軍的血親宗族勢力作戰(zhàn)，而失敗告終，乾嘉黔湘苗族起義起初利用族宗勢力起義，最后敗于族宗勢力的分化，正所謂“成也蕭何敗蕭何”。

清朝利用苗族宗親敵對關系，使苗民在相互廝殺中內耗，極力開展“以苗制苗”的鎮(zhèn)壓策略，培養(yǎng)了一批效力于清朝廷的“苗兵”，以隴八月、隴保二等為首的苗守備在鎮(zhèn)壓起義過程中極大的解決清軍對地勢、人文不熟悉的劣勢。在石柳鄧、吳八月、石三保等主要起義領導人相續(xù)犧牲后，嘉慶三年（1798年），先裁苗兵三萬七千人；義軍余部在石宗四、石貴銀的帶領繼續(xù)與清軍作斗爭，時鳳凰廳同知傅鼐作為鎮(zhèn)苗大臣，后因平苗之功官升至按察使，其一面利用苗兵堅持“以苗攻苗”策略，派歸順苗民刺探義軍情報，同時讓苗兵授清軍練勇苗槍、苗技等山地戰(zhàn)術去圍剿義軍。一面“屯田養(yǎng)兵、設卡防苗”，期間建成修復苗疆長城三百馀里，汛堡卡碉一千二百余座，有哨臺以守望，炮臺以御敵，在鳳凰、乾州、 瀘溪、 古丈、 永綏、 保靖、 麻陽等地，逐漸收緊包圍圈的方式清剿義軍，對苗疆形成合圍之勢。嘉慶九年攻破苗寨半數余后，再裁苗兵五千，時留九千九百三十六名；嘉慶十一年(1806年)湘黔苗民起義鎮(zhèn)壓結束后，于鳳凰、乾州、永綏、保靖、古丈等地確立苗弁制度,設苗守備、苗千把總、苗把總等五百余名。

來源：嚴如熤著《苗防備覽一》所繪鳳凰廳全圖。

(明嘉靖年間鎮(zhèn)筸參將移駐始,便成為西南軍事重鎮(zhèn)。)

清朝廷在戰(zhàn)爭前后收繳苗田用于屯丁不下十二萬畝，收繳苗寨兵器四萬馀件，十年來鎮(zhèn)壓義軍攻下苗寨數以百記，譬如鳳凰廳，一直作為交戰(zhàn)中心，人口傷亡流離之大，僅存之前十之三四，《苗防備覽·卷三 村寨考下》載道：“自邊徼有事，流離日久，廳城中數十年滋生之戶口，存者十僅三四，他村更無論也”?！睹绶纻溆[》嚴如煜記載鎮(zhèn)壓起義前，乾州廳苗族村寨“剿撫之所及，不下四五百寨”，鳳凰廳苗族村寨“然誠知之今日苗寨千余”，鳳凰、水綏、乾州、永順、保靖等共計苗寨“四千數”，松桃“約有一千七百余寨”，酉陽、秀山、麻陽等雖未詳載，但也均有苗寨數百寨，在清軍腥風血雨的鎮(zhèn)壓下，《乾州廳志》記載乾州苗寨僅剩一百三十余寨，《鳳凰廳志》記載鳳凰苗寨僅剩五百二十九寨，《苗疆屯防實錄》記載湘西苗疆周圍一千里地僅剩二千余寨。

據史料悉知，嘉慶前湘西苗民約有四十余萬人口,到乾嘉苗民起義完全平定后，嘉慶中期湘西苗民僅剩約十余萬人口，湘西千里苗疆人口損失達三分之二以上。戰(zhàn)爭結束為善后，清朝廷制定《苗疆善后章程十六條》，強調要清厘苗、民界址，按“苗地歸苗”、 “民地歸民”之則，以保護苗民的土地為出發(fā)點， 其中第一條就規(guī)定“苗疆田畝必應清厘界址，勿許漢民侵占以杜爭競也。”。

來源：馮寧繪《平定苗疆得勝圖》。描繪乾嘉期間鎮(zhèn)壓湘黔苗民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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