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民族抗戰(zhàn)的烽火歲月中，華東師范大學的前身大夏大學與光華大學，始終秉持“教育救國”的崇高信念。從大夏大學“三苦”精神到光華大學“學術救國”理念的弦歌不輟，隨著相關研究不斷深入，這些浸潤著家國情懷的厚重歷史，也成為新時代華東師大傳承精神薪火、踐行育人使命的深厚滋養(yǎng)。

記者：作為華東師范大學前身的大夏大學和光華大學，在抗戰(zhàn)時期有哪些令人難忘的堅守？

湯濤：這兩所學校在抗日烽火中都以“教育救國”為信念，書寫了動人篇章。1937年淞滬會戰(zhàn)中，大夏大學中山路校園的群英齋、群力齋、科學館等建筑均被炸毀，教職員集資建設的30余幢大夏新村住宅大部分毀于炮火，直接損失超國幣29億元；1944年黔南事變中，又遭直接損失超2600萬元，間接損失1500萬元。

1937年11月，光華大學男生宿舍被炸毀前后對比照片。

光華大學則在1937年淞滬會戰(zhàn)校舍全毀后，大西路校園的大禮堂、教學樓等14處建筑化為廢墟，圖書館珍藏付之一炬，直接損失超國幣30億元，間接損失達8000萬元。時任校長張壽鏞遙望火海時破涕而笑：“我校為抗戰(zhàn)而犧牲，自當隨抗戰(zhàn)勝利而復興也！”他一方面在上海租界堅持辦學，另一方面委托副校長謝霖在四川成都設立分校，形成“東南學子育于滬，西南學子育于川”的格局，讓教育火種在大后方延續(xù)。

光華大學在“八一三事變”中的財產(chǎn)直接損失超30億元

“九一八”事變后，大夏學生在上海高校中首倡向政府請愿，要求對日宣戰(zhàn)。

記者：兩校同在教育救國的理念下，有哪些具體的辦學實踐？

湯濤：大夏大學以“三苦”精神著稱——教師苦教、員工苦干、學生苦學。光華大學則鮮明提出“學術救國”。張壽鏞在1933年《光華年刊》序言中明確號召學生“設張舉措，維匡調(diào)娛，以求實踐”，將口號轉(zhuǎn)化為行動。1939年他再強調(diào)，戰(zhàn)時教育需“歷史政治之變化合于時代，土木工程之建設精其技能”，要求各學科都為抗戰(zhàn)服務。比如商學院對接經(jīng)濟需求，理學院強化理化研究，讓知識真正成為救國力量。

兩校還注重培養(yǎng)實用人才。大夏大學1941年在香港辦分校時，受交通部委托開設電訊專修班，招收40余名學員訓練電務技術，支援內(nèi)地抗戰(zhàn)急需；1943年，大夏大學受財政部鹽務署所托，開辦鹽務專修科班，為國家培養(yǎng)鹽務人才。光華大學成都分部則針對性培養(yǎng)西南地區(qū)急需的人才，校董張仲銘捐贈60畝良田作校基，校園后擴大至100余畝，十年間培養(yǎng)學生2352人，川籍學生占80%以上，有力促進了西南教育和經(jīng)濟發(fā)展。

值得一提的是，兩校在戰(zhàn)時還積極投身難童保育。大夏大學校長夫人保志寧擔任中國戰(zhàn)時兒童保育會貴州分會理事長四年，建立貴陽青巖、遵義桃溪等四處保育院，收養(yǎng)難童1000余名；光華大學成都分部1939年接收保育會難童200名，由謝霖副校長夫人張慧卿照料六年，助其完成高中學業(yè)，用行動守護民族未來。

記者：師生們在抗戰(zhàn)中如何以實際行動愛國救亡？

湯濤：師生們用各種方式投身抗戰(zhàn)。大夏大學在九一八事變后首倡向政府請愿要求對日宣戰(zhàn)，1931年11月出版《大夏抗日周刊》宣傳抗日，學生募捐隊還曾遭日軍兇毆逮捕。大夏教授田漢和聶耳創(chuàng)作《義勇軍進行曲》，作為電影《風云兒女》的主題曲傳遍大江南北，在當時風雨飄搖的中華大地喚醒了千千萬萬的中華兒女。大批學生“投筆從戎舍身殺敵，或以筆當槍”，校友郭大力和吳亮平就是典型代表。郭大力全文翻譯《資本論》、吳亮平首譯《反杜林論》，廣泛傳播馬克思主義，深刻認識到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zhì)，鼓舞了知識界和文化界的抗戰(zhàn)士氣。

1935年12月，光華大學組織成立學生救國會。圖為學生救國會執(zhí)行委員會成員合影。

光華師生的愛國行動同樣感人。九一八事變后，光華學子成立抗日救國會，出版《抗日旬刊》，畢業(yè)生陳黃光創(chuàng)作《奮起救國》歌曲激發(fā)民氣。1935年反對“華北五省自治”時，又組織學生救國會敦促政府保主權。錢基博教授1931年參與無錫各界抗日救國會，1936年受邀在無錫“暑假學術學堂”演講反法西斯、國共合作等議題，推動當?shù)鼐韧鲞\動高潮。1935年他與馬相伯、鄒韜奮等280位文化名流聯(lián)名發(fā)表《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呼吁“組織民眾，拿鐵和血與敵人作殊死戰(zhàn)”。

更令人動容的是師生們的犧牲精神。光華大學教授劉湛恩擔任上海各界救亡協(xié)會理事，1938年被日偽暗殺，1985年被追認為革命烈士；大夏大學保險學教授張似旭因宣傳抗戰(zhàn)，1940年遭日偽暗殺。學生中，大夏大學的丁基1944年在晉綏軍區(qū)前線采訪時犧牲，肖炳焜1942年在日軍掃蕩中犧牲；光華大學的歐陽弼1942年在太行山被俘犧牲，用生命踐行了愛國誓言。

記者：這段歷史對今天的華東師范大學有何精神滋養(yǎng)？

湯濤：大夏大學的“自強不息”校訓，“三苦”精神和“師生合作”辦學理念與光華大學的“知行合一”校訓和“學術救國”理念，共同熔鑄了華東師大“求實創(chuàng)造、為人師表”校訓的基因。兩校在戰(zhàn)火中“守教育火種不滅、護文化命脈不斷”的堅守，彰顯了大學的家國情懷。從大夏大學西遷時的艱難跋涉與巨額損失，到光華大學抵制日偽的氣節(jié)風骨；從師生們的浴血抗爭，到對難童的守護，這些故事始終提醒師生：教育不僅是知識傳遞，更是精神傳承；大學不僅要培養(yǎng)人才，更要守護民族的文化根脈與精神火種。這種在危難中奮進、與國家同呼吸的傳統(tǒng)，正是兩校留給華東師大最寶貴的財富。

【“數(shù)”說歷史】

◇據(jù)1945年統(tǒng)計，淞滬會戰(zhàn)后，大夏大學中山路校園毀于炮火，直接損失超國幣29億元；1944年黔南事變中，又遭直接損失超2600萬元，間接損失1500萬元。光華大學大西路校園化為廢墟，圖書館珍藏付之一炬，直接損失超國幣30億元，間接損失達8000萬元。

◇從辦學至抗戰(zhàn)勝利后的一段時期，大夏大學培養(yǎng)學生近20000人，其中畢業(yè)生達6000余人。光華大學先后入校學生達14000余人，完成大學學業(yè)并獲得學位者400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