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人參文化源遠流長，從兩漢時期開始，人參就被記載到中醫(yī)經(jīng)典論著中，成為滋補圣品。

此后，人參受到歷代統(tǒng)治者、貴族乃至平民百姓的推崇，成為日常藥用乃至外交聘禮的佳品。

但是，到了明清時期，由于長期采參導致了人參資源的匱乏，明清政府都面臨著嚴峻的人參問題。

明朝政府的人參來源主要是后金（清朝）所在的東北地區(qū)，對人參的高度需求，使得大量白銀流入東北，壯大了滿族實力，最終加速了明朝的滅亡。

清朝的人參依舊出自東北，但是，為了保障統(tǒng)治階級能夠享用人參，清朝采取了國營政策，卻未曾想到，這種政策反而加劇了人參危機，弄巧成拙。

諸如此類的問題，暴露了封建王朝體制的致命缺陷——即官僚制度的利己性與階級劃分。

中國古代人參文化與人參采摘業(yè)的變遷

1. 對人參的崇拜長盛不衰

早在秦漢時期成書的《神農(nóng)百草經(jīng)》中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人參藥用價值的記載，《神農(nóng)百草經(jīng)》記載，“人參味甘……除邪氣，明目開心益智……延年益壽”。

此后，人參的奇特功效更是深入到各個社會階層。

在統(tǒng)治階層看來，人參是珍貴的藥材，適合作為外交禮物贈送和收取。

唐朝之時，渤海國（環(huán)渤海地區(qū)，包括今日的東北部分地區(qū)）將人參作為必備的貢品之一。據(jù)《渤海國記》記載，渤海國屢屢將人參作為珍貴貢品進貢給唐朝。

除此之外，渤海國還將人參作為外交禮物送給日本，由此可見，人參價值在東亞文化圈內(nèi)廣為人知。

在中國本土貴族眼中，人參也是不可多得的珍品。

據(jù)《晉書》記載，慕容皝曾經(jīng)在咸和八年（333）派遣使節(jié)與東晉尚書令顧和交好，在他手寫的書信中，他寫道“今致人參十斤”。由此可見，人參是頗為貴重的禮品，即使是送給一國重臣也毫不寒酸。

當時不少文人墨客更是動筆寫下了不少謳歌人參的文字，講述了人參的神奇之處。

例如，《西溪叢語》中說道“下有人參，上有紫氣”，紫氣是中國文化中頗為重要的一種祥瑞景觀，將其與人參聯(lián)系在一起，突出了人參本身具備天地造化的特色。

不僅如此，在諸多精怪故事中，人參也逐漸作為重要食物登場。

《隋書》中記載，隋朝時上黨有一戶人家，每天都能聽到宅子周邊有人呼叫，但卻見不到人。

有一天，他們循著聲音找人，終于在宅子一里左右的地方看到一株人參，原來，那是人參在呼叫，“（人參）枝葉繁茂，具體人狀”，儼然成為了一個草木精靈。

這種傳奇故事為人參蒙上了一層神秘色彩，暗示了人參在普羅大眾乃至知識分子心中的神奇作用。

2. 人參的采摘與匱乏

中國的人參主要分為兩大類，一是上黨參，主要生長在太行山山脈，二是遼東參，主要生長在長白山等地。

在宋代以前，中國境內(nèi)流行的主要是上黨參。這主要是由于太行山靠近中華早期文明的中心，開采較為便利。

可是，經(jīng)過上千年的開采，時至宋代，上黨參的資源已經(jīng)瀕臨枯竭。《夢溪筆談》中記載，“王荊公（王安石）病喘，藥用紫團山（在太行山山脈）人參不可得”。

即便是貴如王安石，想要得到上黨參也遍尋不得，由此可見，上黨參已經(jīng)接近絕跡。

于是，宋人不得不趕赴遼東開采遼東參，與契丹、女真等北靠東北地區(qū)的少數(shù)民族政權進行交易時，遼東參成為必備物品之一。

正如《契丹國志》所言“寧江榷場，以人參為市”。

寧江指寧江州，地處現(xiàn)代吉林省松原市，是宋朝和契丹、女真等少數(shù)民族交換物資的重要貿(mào)易城市。在寧江榷場中，人參迅速成為主要貨物之一。

隨著上黨參的退出，宋代以降，遼東參迅速成為中國境內(nèi)流行的主要人參品種。

明清兩朝的人參困境與應對措施

1. 明朝的互市

明朝早期，東北地區(qū)的少數(shù)民族大多服從明朝統(tǒng)治，遼東參的來源較為豐富，據(jù)《明憲宗實錄》記載，明朝的佟家江附近盛產(chǎn)人參，這一地區(qū)的少數(shù)民族將人參作為貢品常年上貢給明朝。

但是，隨著明朝國力的衰落，滿族的崛起，這些盛產(chǎn)人參的地區(qū)相繼被滿族人占據(jù)，明朝只能通過互市的形式獲得人參。

當時，滿族人為了獨占人參利益，往往嚴格禁止外人進入山區(qū)采摘人參，在明朝史料中，有關邊境軍民私自進入滿族勢力范圍采摘人參被殺害的史料屢見不鮮。

正因如此，人參的價格水漲船高，一度成為明朝士紳享用的奢侈品。

與此同時，人參價格的飛漲導致了明朝大量物資和白銀流入東北地區(qū)，增強了努爾哈赤領導的滿族勢力的經(jīng)濟實力。

不少明朝的有識之士看到了這一點，紛紛向明朝政府建議中止互市，在萬歷三十七年（1609），在熊廷弼的主導下，明朝中止了與滿族人的互市關系，據(jù)日本學者稻葉君山統(tǒng)計，短短一年時間內(nèi)，滿族人手中滯銷的人參就多達30多萬斤。

這種做法短時間內(nèi)打擊了滿族人的經(jīng)濟收入，但是，在經(jīng)過短期調(diào)整后，努爾哈赤使用了蒸煮曬干的做法，將新鮮的人參制作成其他產(chǎn)品進行售賣，反而獲得了更大的利潤。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明朝的做法起到了完全相反的作用。

2. 清朝的國營策略

時至清朝，人參問題本來應該得到解決，因為，眾所周知，東北地區(qū)完全是清朝人的老家，想要開采人參不是輕輕松松的事情嗎？

然而，清朝時期的人參產(chǎn)業(yè)也遇到了問題。

經(jīng)過漫長時間的開采，再加上人參生長周期較長（普遍在20-30年間），遼東的人參也面臨著資源危機，時至清朝，開采區(qū)域已經(jīng)逐步向北移動。

隨之而來的是盜采人參人數(shù)的暴增。據(jù)《柳邊紀略》記載，“凡走山者，山東、山西人居多，大略皆偷采者……歲不下萬人”。

如此多人對人參趨之若鶩，無疑又進一步加劇了人參的資源危機。

面對這種情況，清朝政府出臺了一系列保護人參資源的措施，其中，最為重要的莫過于將人參產(chǎn)業(yè)經(jīng)營收歸國有。

滿清將人參采摘權收歸政府，列入會典，由盛京中的工部侍郎負責統(tǒng)一管理，在烏喇設置捕牲總管衙門專門負責此事，并設置了專門采人參的丁戶，每年就負責采人參。

同時，為了滿足清朝貴族對人參的需求，清朝設立了八旗參山制度，八旗王公按照旗色分配山林，這些山林中的人參專供這一旗的王公貴族。

不僅如此，清朝還嚴禁普通百姓進入?yún)⑸讲烧?，?jù)《清史稿》記載，康熙曾下令“私向禁地盜采人參者，為首擬斬監(jiān)候”。由此可見，清朝政府對盜采行為的嚴厲處罰。

時至康熙年間，人參山制度已經(jīng)無法滿足人參需求。由于人參山制度管控了人參的出產(chǎn)量和銷售渠道，反而使得人參自由市場迅速惡化，人參價格迅速上漲，最終導致人參供不應求。

原本為了解決滿人需求的制度反而使得滿人得不到人參，這種方法的結果與明朝可謂是如出一轍。

所以，在康熙二十一年以后，清朝政府開始實行人參票制度，所有采摘人參的人都要憑借領取的票據(jù)入山采人參，由各處卡倫進行核驗，每票進山人數(shù)在3-4人之間。

到了乾隆時代，政府更是直接在盛京戶部下開設官參局專門處理人參事務，劃定各地參場，放票采參。

政府對放票采參的監(jiān)督頗為嚴厲，《清實錄》記載，“每年放票刨參，俱派員嚴查，并設卡倫”。

即便如此，私自采摘人參的情況也還是屢禁不止，而且，不少人私下里隨意買賣人參票，或是買通看守人員，加大采參力度。

換言之，清朝的國營政策依舊沒有解決人參資源緊張的問題。清朝政府也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清朝官方發(fā)放的采人參票據(jù)逐年銳減，在康熙年間，一般一年可以領取一萬多張票據(jù)，而到了乾隆中期，每年發(fā)票依舊不足5千張。

除此之外，清朝還實行了“歇山輪采”政策，在一定時間內(nèi)關閉了一些人參場，以此保護人參資源。

無論清朝政府如何努力，清朝政府的地方吏治都依舊不可避免地走向敗壞，一旦人參采摘脫離了自由市場，這種人參產(chǎn)業(yè)就陷入了利益集團控制，由此，人參問題終究無法解決。

小結

從漢朝開始，人參就是養(yǎng)生佳品，長久以來，普羅大眾乃至上層貴族對人參的崇拜有增無減。

隨著人們對人參越發(fā)推崇，在漢朝開始流行的上黨人參資源逐漸被發(fā)掘殆盡，時至北宋，即使是達官顯貴，想要獲得上黨人參也并非易事。

所以，從北宋開始，產(chǎn)于遼東地區(qū)的遼東人參開始成為中國境內(nèi)流行的主要人參品種。

時至明朝，遼東人參資源被滿族人壟斷，為了切斷明朝向滿族流入了大量白銀，明朝政府一度限制遼東人參流入明朝境內(nèi)，但是，明朝政府的體制畢竟日益腐朽，這種限制并未起到預期效果。

清朝政府也對人參采取的限制采摘政策，但清朝政府的出發(fā)點是人參資源的匱乏。

清朝政府開設專門政府機構，發(fā)放采參票據(jù)，以此控制人參采摘，可惜的是，清朝官員內(nèi)部也是腐敗從事，這種收歸國有的政策不僅沒有很好地控制人參市場，反而刺激了人參價格的進一步走高。

明清兩朝都搞不定的人參問題暴露了封建專制體制的本質(zhì)弊端，即官僚機制不可避免的腐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