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秋風送爽卻又滿含凝重的9月12日，整個華夏大地的目光都聚焦于一場跨越山海的“重逢”——第十二批在韓中國人民志愿軍烈士遺骸歸國。

韓方將志愿軍烈士遺骸棺槨運送至仁川國際機場并移交給中方，再次向我國移交30位志愿軍烈士遺骸及267件相關遺物。

（圖片來源：人民日報）

中方在仁川國際機場舉行莊嚴悼念儀式，唱響激昂雄壯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中國駐韓國大使為志愿軍烈士棺槨一一覆蓋國旗，全體人員向志愿軍烈士遺骸行三鞠躬禮，中國人民解放軍儀仗司禮大隊禮兵手持國旗引路，懷抱烈士棺槨登上解放軍空軍“運-20”專機，烈士英靈在國歌聲中回到祖國和人民懷抱。

飛機起飛前，運-20機組人員通過機內廣播，向志愿軍忠烈致敬。運-20專機降落沈陽桃仙國際機場后，機場以“過水門”最高禮遇，迎接英雄回家。

離家尚是少年之身，歸來已是報國之軀。

在志愿軍烈士遺骸歸國的特殊時刻，翻開《我家有烈士》，一段段塵封的歷史記憶撲面而來。其中有這樣一個故事，明知參加抗美援朝長津湖戰(zhàn)役的弟弟大概率已犧牲、成為英烈，哥哥卻始終揣著一絲渺茫的希望。他不忍將可能的噩耗告知年邁父母，便獨自扛下這份牽掛，年復一年堅持尋找，唯一的心愿，就是盼著弟弟能“回家”，讓這份跨越歲月的思念有處安放。

以下內容節(jié)選自書中篇章《長津湖畔》。

1950年的國慶節(jié)，我才收到了銘祥弟弟的第一封回信。原來，春節(jié)后他所在的部隊奉命進行武裝泅渡和搶占灘涂演練。

當時，部隊的作戰(zhàn)訓練是秘密的，指戰(zhàn)員的書信也受到了紀律約束。所以直到結束演練轉移到山東泰安后，部隊才允許給家里寫信。我什么都顧不上了，急忙給小弟寫了一封回信，可這次卻沒有上一次那么幸運。

一個多月后的11月7日，《人民日報》首次公開報道了中國軍隊入朝鮮作戰(zhàn)的消息。這條僅有34個字的新聞，我不知讀了多少遍，越讀越緊張，連忙照著上封信留下的地址，又給小弟去了一封信，詢問今后的動向。但我哪里知道，此時的他早已隨部隊跨過鴨綠江進入了朝鮮戰(zhàn)場。

烈士孫銘祥的哥哥孫文祥和其子孫波沙

我的學員中有一位是縣兵役局局長，有一次他告訴我認識一個參加過抗美援朝的兵，那人不僅榮立特等功，還和小弟是同一批參軍的戰(zhàn)友，同在27軍80師240團。我只覺是老天眷顧我，趕緊打聽了這個人的名字。

這個志愿軍戰(zhàn)士叫孫明芝。我得知他春節(jié)要回家探親，一直找人守著他的消息，他回來的第一時間，我就找到他了解小弟的情況。

孫明芝說，本來備戰(zhàn)解放臺灣的戰(zhàn)士們心早已飛向寶島，恨不得早一點推進祖國統(tǒng)一，但1950年11月1日的夜里，部隊臨近泰安火車站的營地，突然加了雙警衛(wèi)，只準進不準出。大家已經隱隱約約感受到臨戰(zhàn)前的緊張氣氛。

從上海北上山東時，小弟的衛(wèi)生班帶了一些醫(yī)治血吸蟲的石灰膏。自1950年夏天開始，因為天天武裝泅渡，部隊大范圍感染了血吸蟲。得了血吸蟲病的人，肚子像西瓜，脖子像絲瓜，手臂像黃瓜，有氣無力，苦不堪言，更不用說武裝訓練了。

小弟帶著衛(wèi)生班不分白天黑夜，硬是用火燒燎殺的方法，將訓練場的釘螺滅得一干二凈。石灰膏很沉，一人背一袋也很吃力，僅有的馬匹馱輜重都緊張，那時的營地一片忙亂，后勤股長一時找不見個人。小弟只好去請示四處檢查的團長。只見團長擺擺手，他當即意識到，部隊這是要去朝鮮了。

果然這天會后，部隊緊急集合奉命趕往火車站，只說要去演練，至于去哪里誰也不知道。240團離開山東泰安后，一路越來越冷，大家才知道車在一路北上，他們的目的地是寒冷的朝鮮。

11月4日夜里，部隊由遼寧安東（今丹東）入朝后，徒步向朝鮮蓋馬高原腹地長津湖方向前進。誰也沒有想到，一股50年不遇的西伯利亞強寒流也進入了朝鮮北部，將整個蓋馬高原凍成了一個巨大的冰坨。長津湖地區(qū)是朝鮮北部最為苦寒的地區(qū)，海拔在1000米以上，林木茂密，人煙稀少，夜間最低溫度接近零下40攝氏度。240團以每天近60公里的速度，在冰天雪地里連續(xù)徒步行軍400多公里，于11月22日到達了長津湖以北的作戰(zhàn)區(qū)域。

此時，蓋馬高原的最低溫度降到了零下50多度，27軍出國的第一天就有700余人凍傷。小弟率領衛(wèi)生班下到了前線連隊，去宣傳防凍知識，保護好手腳才能保證基本的作戰(zhàn)能力。衛(wèi)生班告訴戰(zhàn)士們，宿營時絕不能用熱水洗手、洗腳，不能烤火，要相互把手腳伸進對方的棉衣里取暖。

堅持到11月27日夜里，震驚世界的長津湖戰(zhàn)役打響了。

這次志愿軍面對的敵人，是美軍戰(zhàn)斗力最強的陸戰(zhàn)1師和享有“滴漏器師”之稱的美7師。銘祥弟所在部隊的240團2個營，負責攻打1個美軍加強營駐守的內峙洞。孫明芝是8連的重機槍班班長，在內峙洞戰(zhàn)斗中，8連只剩了他和另一位指導員。

追擊敵人的路上，扛著馬克沁重機槍的孫明芝還遇見了小弟。小弟叮囑他，說美國佬的飛機和大炮專打重火力點，不能老在一個位置打，到時多換幾個位置打，還送了他幾支卷好了的旱煙。

當時的志愿軍27軍，每個師有一個衛(wèi)生連，每個團有一個衛(wèi)生排，而且大都分配到了基層連隊擔任戰(zhàn)地救護。說是救護，其實就是往下背傷員，因為在平均零下40多度的極寒天氣里，志愿軍戰(zhàn)士的傷口不出幾分鐘就被凍住，幾乎不用止血。

經過幾天的激戰(zhàn)，240團只剩下了殘缺不全的警衛(wèi)班、通訊班、衛(wèi)生班和炊事班。這些看似班的編制，其實并不普通，實際相當于軍干部大隊和師的教導隊，是240團的“種子”和“骨干”。

可養(yǎng)兵千日用兵一時。這時，天已經大亮，鵝毛大雪仍在下著，而四面被圍的“北極熊團”仍在孤注一擲地抵抗。起初，240團于春圃團長只是命令警衛(wèi)班、通訊班、衛(wèi)生班追擊，可眼見美軍要跑，沒有配槍的炊事班也掄著菜刀、鐵鏟和扁擔跟了上去。這是240團對新興里“北極熊團”的最后一擊。

到12月2日夜里12點，240團又接到了越過冰封的湖面繼續(xù)追擊的命令。離開戰(zhàn)場前，后勤部隊立即打掃戰(zhàn)場，但直到12月24日長津湖戰(zhàn)役結束，也沒有發(fā)現(xiàn)小弟。

活不見人，死不見尸，部隊只好將小弟列為失蹤人員。當時，失蹤志愿軍無非三個結局，要么犧牲，要么被俘，要么當了逃兵。這三個結局，都是我們承擔不起的。

看我神色大變，孫明芝又說，小弟十有八九是犧牲了，只是沒有找到尸體而已。他相信那個硬骨頭的年輕人絕不會被俘，更不會當逃兵。

這一刻我不知該希望自己的親弟弟是死，還是希望他活。誰會想要自己的兄弟死呢，但活著又只剩一個可能，即成為叛徒，背上了永遠都洗不掉的恥辱。

這樣的消息要是告訴爹娘，只能讓他們更加心焦。更何況這些只是推斷，母親已經哭瞎了一只眼睛，難道我還要讓她把兩只眼睛都哭瞎才心靜嗎？我不能。

我只能把從孫明芝這里了解的疑慮和擔憂藏在心里。爹娘問起來，我只說小弟的部隊還在朝鮮打仗，他才19歲，遲兩年回家娶親也不晚。

幾年里，兄弟姐妹們陸續(xù)都成了家，那個年代做軍屬是異常光榮的事情，我的兩個妹妹不約而同都嫁給了軍人，成了名副其實的軍嫂。只有大姐夫和我一樣是平凡的教書匠。

妹夫們也積極幫忙四處打聽小弟的消息，每次母親看到他們，都會問起小弟的下落。二妹夫張文煥所在的26軍也參加了長津湖戰(zhàn)役，1955年春節(jié)跟二妹結婚時，他已是一名大尉軍官了。父親見了做軍官的女婿只顧得樂了。可心細的母親卻將我叫到一邊問：“26軍都回國了，那你弟的27軍怎么還不回國？”

我還沒想好詞。母親又問：“二姑爺這么大的官都回來了，你弟不就是個班長嘛，還留在朝鮮干啥呢？”

我只好編理由搪塞說，倆人不是一個部隊，小弟的部隊留在朝鮮還有任務。實際上，早在1953年7月27日，朝鮮停戰(zhàn)協(xié)定已經簽訂，歷時2年零9個月的抗美援朝戰(zhàn)爭早已宣告結束了。

兩年后三妹也結婚了，三妹夫是新中國的第一代海軍軍官，爹娘見一身雪白軍裝的三妹夫更高興了。母親高興之余又回過神來問我：“海上的部隊都回來了，你弟弟那個地上的部隊怎么還沒信呢？”

“海軍沒有參加抗美援朝?！蔽矣忠淮魏诉^去。

三妹婚禮時，我特意把倆妹夫叫到一旁，把孫明芝的話從頭到尾復述了一遍，想看看他們有沒有什么門道能幫忙打聽打聽。他們憑著多年的從軍經驗分析說，小弟十有八九是犧牲了，除非他當了俘虜去了臺灣。

我想起了在新華社總部工作的同學，連忙去信給對方，求他幫忙聯(lián)系解放軍分社的同事，看能否打聽一下小弟的下落。對方在回信中說，依據當時情況看，長津湖戰(zhàn)役慘烈異常，連美軍的“北極熊團”都只逃出了300多人，能在這場戰(zhàn)斗中保住性命就謝天謝地了，比起被俘，小弟犧牲的可能性更大。

1958年的3月12日的這一天，《人民日報》發(fā)表了志愿軍總部撤離朝鮮的公告，志愿軍年內將分三批全部從朝鮮回國。

當年臘月里的一天，縣兵役局的兩名干部神色沉重走進了家里。正在搓苞米的爹娘，一時沒反應過來，直到兵役局的人恭恭敬敬地掏出了烈士證書。兩位老人不認字，兵役局的人只好捧起烈士證書來讀。當聽清小兒子孫銘祥犧牲的確切消息后，母親當場哭倒在地。父親則是一言不發(fā)，蹲在角落里一個勁地吸著旱煙。

我知道我弟是硬漢子，不會當逃兵，更不會當叛徒，但我過去一直都不敢想，那個一路跟著我的男孩是不是真的不在了，直到今天，我心里的石頭才重重地落了：我弟真的永遠不會回來了。

當我騎著縣里通訊員的自行車趕回家時，看到本來視力就弱的母親仍在撕心裂肺地哭，哭小弟15歲離家，哭他死之前也沒成個親，哭我騙了她這么多年。

到了1958年3月，志愿軍全面撤軍之前，繼續(xù)留下來的人員曾再次進入長津湖地區(qū)。一個朝鮮老鄉(xiāng)來報告說，在一個山溝里發(fā)現(xiàn)了不少尸體的痕跡，留守的部隊派人趕過去查看了一番，終于在還沒腐爛的“光榮條”上看到了小弟的名字，這才確定了他的烈士身份。

1959年春節(jié)的大年三十，又到了送光榮牌的時候，不過這一次，連續(xù)送了15年的紅色“軍屬光榮”牌，卻變成了紅底黑字的“烈屬光榮”。

那年我除了用平常節(jié)約的飯票買了1斤豬肉和50斤地瓜干，還專門請人畫了兩張小弟的畫像：一張頭戴大檐帽，一張騎著高頭大馬。那是畫家憑著我的描述并參考27軍入朝前的照片，為小弟畫了這兩張遺像。快二十年沒見的親人，再見面卻成了畫中人。

母親雙手摸索著小弟的畫像，禁不住又哭出了聲來。父親把畫像掛在屋里最顯眼的地方，他終于把兒子盼“回家”了。

（口述人：孫文祥 記錄者：孫波沙）

透過這段往事，我們能更深刻地理解烈士的英勇無畏，以及烈屬們深埋心底的奉獻與犧牲。銘記歷史，緬懷先烈。那些回不了家的英烈，祖國從未忘記，人民從未忘記。

《我家有烈士》記錄了淞滬會戰(zhàn)、血戰(zhàn)臺兒莊、偃師抗戰(zhàn)、淮海戰(zhàn)役、長津湖之戰(zhàn)犧牲的先烈，這些親屬珍貴口述，是家事，更是國史！

感謝張翎、徐劍、范穩(wěn)、余戈、關河五十州、南香紅六位老師的聯(lián)袂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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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凌小凡

初審及文稿：袁子茵

復審：羅明鋼

終審：李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