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鳳瀚、鄭克晟、王敦書、史樹青、馮承柏、傅同欽、黃春雨及南開學生

鄭天挺先生不幸因病逝世，這不僅使史學界失去一位道德高尚、誨人不倦的師長，同時也使我們的家庭中失去了一位循循善誘、和藹慈祥的父親。自他老人家去世后，我們思緒萬千，不時潸然淚下。回憶起他多年對我們的教誨，深感有負他對我們的企望，每思及此，真是慚愧萬分。在這里，我們僅就他對博物館事業(yè)及檔案工作的關懷中的幾個片段寫在下面，以表達對他的懷念。

一、關懷博物館事業(yè)

早在四十年代后期鄭先生任北大史學系主任時期，他就對博物館學科的設置有著濃厚的興趣。當時恰值韓壽萱教授由美歸來，在北大史學系任教。韓在美十七年，專門從事博物館學的研究。當時北大曾設置博物館籌備委員會，由韓壽萱主持，成員有胡適、湯用彤、向達等人。一九四八年五月四日，史學系學生曾組織一次“五四史料展覽”,并由當時《平明日報》出版特刊，廣泛宣傳。鄭先生對此展覽非常支持，并為特刊書寫題簽。

一九五○年春，在鄭先生主持下，北大曾舉辦明末農(nóng)民起義史料展覽，公布了校內(nèi)所藏之有關明清檔案的文獻。當時前來參觀的人很多，收到了預期的效果。同年夏，史學系設立博物館學專修科，由韓壽萱主持其事，此外尚有胡先晉、陰法魯、裴文中(兼任)、啟功(兼任)諸位先生。暑假開始招收第一班學生，次年繼續(xù)招生，直至一九五二年院系調(diào)整，?？瞥蜂N為止。

一九五二年鄭先生來南開后，就特別強調(diào)歷史系的學生，除課堂學習外，應到歷史博物館、故宮博物院等處多見識見識文物，看看祖先給我們留下的豐富多彩的物質(zhì)財富，以及為人類社會發(fā)展所作出的卓越貢獻。這不僅可以獲得很多知識，同時還可以激發(fā)學生的自豪感，更加熱愛自己的祖國。于是在一九五三年以后，南開歷史系的師生每年都要利用暑假或其他時間，到北京各博物館參觀一周，以廣見聞。開始幾次，總是鄭先生親自帶隊，并向博物院中的著名學者沈從文等教授虛心請教。一九八二年沈先生還念及過此事。他說，從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我“不斷呼吁全國各大學歷史系中學文物的學生”,應該到北京的歷博及故宮等處“實地學習”。當時“贊賞我這一呼吁的”,有南開鄭天挺、吳廷璆等教授。沈先生并自謙地說，南開師生每次來，我都是“說明員”。

一九六○年春，歷史系決定先成立博物館專門化，然后逐步再發(fā)展成為博物館專業(yè)。為了做好這一工作，他特地向全體同學作了動員報告，闡述其重要性。

他首先強調(diào)了設立博物館專門化是為了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繼而又列舉世界各國對博物館事業(yè)的重視。接著他談到我們祖先對文物的重視。他說：“博者即多聞，博物即是博識，即多聞于物?！薄蹲髠鳌?“晉侯聞子產(chǎn)之言曰：博物君子也”,就是說子產(chǎn)知道的東西多。晉時張華著有《博物志》?！稌x書·張華傳》說，“華強記默識，四海之內(nèi)，若指諸掌?！嫷爻蓤D，左右屬目。”晉惠帝元康五年(二九五年),“武庫火，華懼因此變作，列兵固守，然后救之，故累代之寶及漢高斬蛇劍、王莽頭、孔子屐等盡焚焉”?？梢姰敃r“武庫”不僅收藏武器，同時還包括文物。武庫之役，始自漢高帝?！稘h書》說，蕭何治未央宮，立武庫太倉。想來武庫本藏新兵器，后來將古兵器也藏其中，如斬蛇劍等。再后又把古物紀念物也收藏其中，如孔子履、王莽頭等。當然，這些僅僅是收藏，表明古代對文物的重視，而并非陳列。這與博物館還不同。

他還談到了國家對文物的保護和重視。如一九四二年，八路軍在山西趙城從日本侵略者手中搶救出“金藏”(金朝時刻的佛經(jīng))四千三百多卷，移至山洞，得以保存。解放以后，又修繕了“趙州橋”、“景州塔”、“云崗石佛”、“龍門”、“麥積山”、“故宮”、蘇州“留園”等等。而博物館的事業(yè)亦在迅速發(fā)展?！棒斞腹示印?、“孫中山故居”都設了紀念館。其中尤以定陵地下博物館及天安門廣場東新建的中國歷史博物館，更是宏偉、壯觀，世界仰慕。目前全國各地的出土文物如此之多，為歷年所未見，但多不能整理、展出。而各方面的人才卻如此之少，這是一個多么急迫的問題!因此，培養(yǎng)博物館的人才，已成為當前刻不容緩的重要任務。

他最后說，博物館學包括陳列、保管、考古三方面。這些我都不懂。但我覺得博物館專門化應當開設博物館學、古器物學(包括石器、青銅器、甲骨、磁器、書畫、藝術、錢幣、印銖)、古文字學(包括殷墟書契、篆、隸、六書、音義)、古文獻學(包括史諱學、譜系學、版本學、?？睂W、度量衡學)、歷史檔案學、目錄學、中國藝術史、世界博物館介紹，等等。這些課程，或設系統(tǒng)講座，或開正式課程，視情況而定。

但是，由于種種原因，博物館學專門化沒有維持多久就下馬了。

一九八○年，南開歷史系又成立了博物館學專業(yè)，八四年暑假有了第一批畢業(yè)生，他們已經(jīng)走向不同地區(qū)的工作崗位。目前這個專業(yè)已擁有四個年級學生，并與國家文物局合辦了一個文博專修班。國內(nèi)外的專家學者紛紛為這里的同學講課、作學術報告，全國各省市的博物館，也對這個專業(yè)給予很大的支持。如果說，這個專業(yè)有著一點點成績的話，那我們更應當懷念這個專業(yè)的倡議者——鄭天挺教授。

二、熱愛明清檔案工作

鄭老一貫關心檔案工作，尤其是對明清檔案有著深厚的感情。

早在一九二二年夏天他做北大國學門研究生時，就首先參加了整理明清檔案的工作。記得一九五○年暑假，克晟拿到了家中有一本一九二二年商務印書館印的日記本，其中所記不多，不過一兩頁。他看到了其中的一頁，感到十分珍貴，就對克晟說：“這頁日記要好好保存下來?！笨岁纱饝?。日記是這一年(民國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陰歷壬戌年六月初三)星期三所寫。現(xiàn)將全文抄錄如下：

上牛至北京大學整理檔案也。

民國成立，前清內(nèi)閣檔案移至教育部歷史博物館，近復移至大學整理。大學因設專員司之，余與其列。今日余整者為雍正題本，即奏摺也。有可記者數(shù)事：

一、題本皆白摺無格，前漢文(多小楷或宋體字)后滿文。本至內(nèi)閣，摘由粘于后，而后進呈?；噬蟿t朱批或蘭墨批于首。

二、朱批諸字字體整齊，近趙孟頻，亦有甚劣者。

三、滿洲諸臣題本亦皆稱臣(如刑部尚書德明等),與舊聞概稱奴才者不同。

四、京中各部均方印，總兵亦方印，而巡撫反長方印。

更有一事最有趣者：今日見一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云南提督蔡成貴，奏賀雍正即位表文中云：“近奉到即位恩詔”云云。按雍正在位止十三年，此表到日恐帝崩久矣。但不知賀表何竟遲至是時方發(fā)，而即位詔何至是而至也。

這確實是有關整理明清檔案的較早記錄。今天我們讀到它，還會感到鄭老對明清檔案感情之淳樸而深厚。真是，時間已經(jīng)整整過去六十個年頭了。

鄭老所整理的這部分明清檔案，就是他老人家在《明末農(nóng)民起義史料序》(已載入《探微集》)中所說的，即“幾經(jīng)交涉，七月(引者按：指一九二二年)這批檔案才由歷史博物館陸續(xù)移運到校，共計六十二箱又一千五百零二麻袋”。從這以后，因為鄭老多年在北京大學任教，講授明清史，又兼任過文科研究所明清史料整理室的負責人，因此這部分檔案總是和他的教學、研究工作分不開。

解放以后，鄭老以馬克思主義作指導，繼續(xù)對檔案進行整理。五十年代初期，北大文科研究所先后整理出《明末農(nóng)民起義史料》、《宋景詩起義史料》等書，都是利用當時在北大存放的明清檔案，在他的帶領下，與其他年輕同志一起，經(jīng)過精心整理編纂而成的。他在《明末農(nóng)民起義史料序》中又寫道：“北京解放以后，文科研究所羅常培所長深深感到，我們所藏這些已整理出來的寶貴檔案必須趕快公開，沒有整理出來的檔案必須加緊整理，以供大家利用，要使它從滿足少數(shù)人的研究愿望，進入公開的隨意廣泛利用?！庇终f：“一九五○年五月四日，我們將所中收存的檔案舉行了一次小型的明末農(nóng)民起義史料展覽，承觀眾給我們很多的寶貴意見和鼓勵，并且建議我們將展覽的史料全部印行。”這些話，充分表達了鄭老愿意把檔案盡快整理出來，以供研究者充分利用的迫切心情。這種大公無私、處處為別人著想的精神，是多么難能可貴呀!

一九五二年高等學校院系調(diào)整，他奉調(diào)南開大學歷史系任教授兼系主任，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檔案也全部移交。由于繁忙的教學任務及工作地點的變遷，鄭老對明清檔案不可能再如以前那樣關心了，但他仍對這些檔案懷有依戀之情。他對明清檔案集中撥歸故宮檔案部保管的辦法，非常贊成，認為得到了“更適當?shù)奶幹谩薄?/p>

一九六一年以后，鄭老參加了高等學校文科教材的編寫工作，長期住京。

盡管當時明清檔案保存在西郊，查閱不太方便，但他仍在不斷地關心這部分檔案的整理和應用。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四日，他應邀到中央檔案館明清檔案部，給該部的同志作《清史研究和檔案》的報告。這個報告經(jīng)過整理，發(fā)表在《歷史檔案》雜志一九八一年第一期。文中內(nèi)容異常豐富，聯(lián)系廣泛。他在報告中特別強調(diào)要以整理歷史檔案帶動清史的研究。他認為，清史研究是中國歷史研究中薄弱的一環(huán)，“專著最少，研究最少”,因此“必須重新來搞，必須加強”,“這與整理歷史檔案分不開”。如果“把歷史檔案與歷史研究結(jié)合，一起推動，就可以用整理歷史檔案帶動清史研究”。接著他還談到了清史的分期、特點和值得研究的問題。他認為，整理清史檔案的人，只有結(jié)合這些特點、分期和值得研究的問題來進行整理，才能使清史檔案和研究結(jié)合得更加緊密。這次報告在上午和下午共進行了五個小時。講完了，他又在館內(nèi)參觀。他在參觀后異常興奮，認為“館中設備極新，工作成績亦甚大，見之狂喜”。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五日，他又一次到中央檔案館作有關乾隆皇帝的報告。那天他起得很早，乘坐六點左右的火車由津去京。下車后他本可以先到中華書局招待所休息，但他不肯，乘車徑往城外。那次報告是專門為中央民族學院六一級滿文班同學聽的，因為該班同學正要參加乾隆朝滿文檔案的整理工作。是日下午二時，中央檔案館裴桐同志和中央民院馬學良教授都來了。鄭老的報告題目是《清代史上的乾隆時期》。報告共分三個部分：一、十八世紀三十年代——九十年代的國際大事；二、乾隆時期的分期；三、乾隆時期的特點。在談到第一個問題時，他提到了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這是出現(xiàn)在乾隆時期的事，也提到了英國出現(xiàn)的產(chǎn)業(yè)革命和美國獨立運動；最后則談到歐洲在文化上的啟蒙運動，資產(chǎn)階級革命派反對封建主義殘余。他把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年)作為中線，加以分期，認為乾隆的前二十五年中國國勢達到了頂峰，后三十五年則微微有下降趨勢，嘉慶元年(一七九六年)以后則走向下坡路。他把重點放在第三個問題。他認為，乾隆時期中國的經(jīng)濟又有進一步的發(fā)展，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更加鞏固，對外關系更趨頻繁，國內(nèi)階級矛盾更趨尖銳。接著，他用大量豐富的史實，詳盡地闡述了乾隆這一時期的諸多問題。這次報告，給與會者及民院同學以深刻的印象，反映甚好。

最近幾年，他雖然年邁，但精神矍鑠，勁頭十足。他對第一歷史檔案館出版的《歷史檔案》刊物非常支持，不僅自己寫稿，而且也勸其他同志寫稿。他每每與我們談及明清檔案，并說他愿意晚年在檔案館得一居室，以便就近更好查閱檔案，進行歷史研究工作；同時還可向一些年輕同志傳授整理檔案的捷徑，進行具體指導，以便與清史研究工作更好配合。可惜這個愿望沒能實現(xiàn)。當他改任南開大學顧問后僅僅兩個月，就病逝了。

在他逝世前不久，他收到曾三同志和張中同志的來信，約請他擔任中國檔案學會的顧問。他收到信后極為高興，當即復信，表示贊同。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下午，他接到北京的電話，詢問定在二十三日下午召開中國檔案學會成立大會的開幕式他能否參加。他一方面極想?yún)⒓?，但手頭又有一些事未了，因而不能參加。二十六日，他在北京開全國人代會。由于事情較多，居地又遠，又因十一月三十日正是人代會開幕的日子，所以中國檔案學會的閉幕式也未能參加。不過他在這次會上，還同其他代表一起，對清史的編寫和明清檔案的整理和利用，表示了極大的關注，提出了有關建議。然而他老人家哪會想到這已是他對檔案工作的最后一次關心了。這時離他的逝世時間已不及十天。

鄭先生一心熱愛教育事業(yè)，對與教育有關的任何工作一貫熱心負責。因此他的逝世，對我國教育界及史學界，及至于與之相關的其他學科，都是極大的損失。但我們相信，他長期以來所關懷的博物館事業(yè)以及明清檔案工作，一定會隨著全國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事業(yè)的發(fā)展，不斷取得更優(yōu)異的成績。

(原載《鄭天挺學記》,三聯(lián)書店，199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