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朱銳身邊的朋友了解他的故事，這個從未謀面的人在我腦中逐漸豐滿起來。因為工作的緣故，我見過很多國內國外各種學科的學者。有的學者很有個性也很有成就，但我在他們身上看到的也有糾結和不甘。像朱銳教授這樣生動和自洽的并不多。按照今天的高校評估體系，他不申請課題，也不參加評優(yōu)，他不會是主流意義上的明星教授，假如不是媒體發(fā)現并傳播了他的故事，他可能只會長存于他的學生和師友們的心中，正如同很多杰出而沒有大眾知名度的學者一樣。

朱銳身上至少有四種珍貴的能力，讓我們獲得力量。一是凡事要追究。當他感受到好奇、歡快或悲傷，都會去孜孜不倦地追究，到底是什么，以何種方式存在和影響人的生命。他學哲學是因為本身興趣的驅動，后來對認知科學、神經美學很感興趣，于是開始學解剖學、化學。在美國他除了是哲學系的教授，還是神經科學系的兼職教授。他覺得數學比哲學的抽象性更高，對哲學研究更有好處，又學了數學，包括幾何學、拓撲學和線性代數。他特別喜歡柏拉圖，著迷式地喜歡，看譯本已經不過癮，于是去學希臘語，要從原文看柏拉圖。他研究藝術作品，寫哲學詩，發(fā)表在頂尖的哲學刊物上。

一般文科生對科學都望而生畏，但是在問題面前，沒有什么學科之界，一切都是搞清問題的方法，什么趁手用什么，學其他學科，并不是學習知識，而是領會方法論，再回到哲學的深度思考。他從心里沒有本位主義，作為一個文科教授，他覺得，文科要向科學低頭。在研究的對象上，要聽別的學科的，至少你要向他們了解你所關懷的對象到底是什么，什么結構，如何產生，再用你的方法論去觀照。對問題的追究，讓他隨時能理解、聆聽和闡發(fā)一些有趣的見解。

比如，為什么人從中年開始，覺得時間過得飛快？在神經學中，人腦中的海馬結構，會編碼關于時間的記憶，缺乏變化的事件在主觀體驗上會產生較少的時間信號。中年人的生活內容相對單一枯燥，很難形成記憶。而童年和青年時代是很長的，因為那個時間的生活充滿了挑戰(zhàn)。這也在提醒我們，當你覺得時光如箭，仔細想想卻覺得了無痕跡，似乎自己也沒做什么，那就意味著你的生活缺少有價值的挑戰(zhàn)和積極的主體參與。

朱銳身上的第二種珍貴能力是拒絕完全馴化，但留有妥協空間。人在尋找自己的人生方向中，通常一開始并不知道自己對什么有持久的興趣，對什么很排斥。但是在還沒有條件的時候，應服從于一些規(guī)則。他的博士論文做的是傳統(tǒng)心靈哲學，即使導師覺得還不錯，但他認定這是一條死胡同，畢業(yè)找到工作之后，他就改變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我相信，他并不是寫完才發(fā)現不是自己的興趣。在他不能完全從事自己喜歡的事的時候，他就做眼下要做的事。目前的學術跟20世紀80年代比已經非常成熟了，無論是博士生還是教授，要升職，要出書，要符合各種“學術GDP”，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美國也都一樣。在可控的范圍內，他為自己爭取一定的空間，但并不掀桌子，也不到處抱怨。你的選擇，一定是你能承受結果的選擇。隨時掀桌子的人，恐怕也有些過于脆弱。

朱銳的第三種珍貴能力是，擁有重要的常識。朱銳是一個資深的野外徒步愛好者，他寫過兩個遇險故事。他在冰島爬山，起了大霧，迷路了。在山里最大的危險不是遇到野生動物，也不是摔下山崖，而是迷路。很快他摔倒了，滾到一條河溝里，他當時特別開心，因為他知道河水會引他下山。還有一次他進入一片沒有道路的純野生環(huán)境，枝杈縱橫，天氣悶熱，根本分不清方向。朱銳沒有慌，他只是在想辦法。直到他聽到海浪聲。他循著海浪聲爬去，翻過樹枝，匍匐在地，海浪聲牽引他走到了海岸。所謂的愛好、資深，無非是通過多次的具身體驗，領會了一些重要的常識，不需要很多，如果運氣不是最壞的話，已經足夠讓我們走出人生的險境。

第四種珍貴的能力是，永遠保持生命力的熱度，能夠興高采烈地生活。朱銳在病重之前，是一個生龍活虎的人。他身體壯碩，衣品很好，他寫詩、看藝術展，與朋友們激烈地討論。他勇猛地跑在研究領域的前端，大聲向別人呼喊，快來快來，他的思考充滿靈性的光輝，來不及做更細膩和周詳的描畫。他的生命是沸騰的?；钪?，就得不讓自己冷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