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高崗，很多人不陌生，當年有道是“五馬進京，一馬當先”，高崗就是這個“一馬當先”，但是他隕落的速度很快，之后鮮少被人提起。

而高崗的長子高毅，更是長期不為人所知，高崗有兩任妻子，父母包辦的楊芝芳，以及之后自由戀愛的李力群。

高崗的六個子女中有五個都是和李力群所生，僅有長子高毅是和楊芝芳所生，而高毅的人生，可謂挫折崎嶇……

令人同情的“高干子弟”

高毅雖是高崗之子，但是他的人生軌跡和自己的父親并無太多交集。高崗對他最大的影響，就是讓他在少年時得到了前往蘇聯(lián)的機會……

在劉志丹等人主導陜北革命時，高毅和母親楊芝芳在陜西橫山的老家，差一點就被地主賣掉，幸好楊芝芳的哥哥，也就是高毅的舅舅，及時將兩人送走。

陜北根據(jù)地建立后，兩人才來到根據(jù)地瓦窯堡，楊芝芳在此正式參加革命，后入黨，并且成為當?shù)氐谋环S廠長

這份工作楊芝芳干的非常賣力，她帶領延安的婦女干部一起買布、染色、剪裁，最后送到群眾家中制作衣服，部隊的大多數(shù)服裝，都是楊芝芳想辦法解決的。

因此她和毛主席以及周總理見過很多次，對楊芝芳的貢獻，黨是認可的，高毅在來到延安后，就被送到小學讀書。

1939年周總理騎馬摔傷，不得不前往蘇聯(lián)接受治療，陳伯達的兒子、陳昌浩的兒子以及劉氏兄妹，外加高毅與孫維世，一起隨周總理赴蘇。

來到蘇聯(lián)后，幾人就被安排在第二國際兒童院讀書，他們經(jīng)歷了衛(wèi)國戰(zhàn)爭，但是因為年齡小沒有上戰(zhàn)場，只是從事一些后勤生活。

那段日子很苦，蘇聯(lián)的情況沒比中國好到哪里去，食物需要供給，肉蛋奶很少，幾乎天天吃不飽，但是高毅都堅持下來了。

1947年哈爾濱解放，高毅回到了哈爾濱，在哈爾濱工大預科學習。因為在蘇聯(lián)的長期生活經(jīng)歷，高毅的中文說的不太好，后來也一直說不好。他和妻子在家關起門來都是講俄語，過“蘇聯(lián)生活”。

在哈爾濱停留一年后，高毅又回到了蘇聯(lián)讀大學，當時高毅是和其他20名烈士子女及中央領導人子女一起前往蘇聯(lián)。

因為是1948年出發(fā)，一共21人，所以被中央稱之為“4821”計劃，這21人后來在中蘇交惡后，都經(jīng)歷了不同程度的挫折。

直到1951年才在父親的要求下提前回國，進入哈工大繼續(xù)學習，準備早些投入國家建設。

在此期間高毅結(jié)識了后來的妻子宋麗達，宋麗達的父親早年闖關東來到東北，九一八后不愿意被日軍統(tǒng)治，因為向南跑不了，只身向北來到蘇聯(lián)。

后加入蘇聯(lián)紅軍從事情報工作，“八月風暴”行動后，此人來到哈爾濱公安局工作，也就此留在中國。

宋麗達為其父和蘇聯(lián)俄羅斯族妻子所生，有一半的俄羅斯血統(tǒng)，后來兩人結(jié)了婚，再后來，因為高毅的特殊身份以及宋麗達的家世，兩人承受了雙倍挫折。

其母楊芝芳在1938年就和丈夫離婚，因為和毛主席與周總理的特殊關系，后來她的生活一直相對平穩(wěn)，但是對兒子的遭遇也無能為力。

后來高毅和宋麗達被送到了咸陽紡織廠，與其相關的很多技術人員都因為他們夫婦成為了工人。

終見陽光

高毅夫婦也成為了工人，但是這段生活對于兩人而言，反倒是一種心靈上的升華，他們沒有什么怨言，都是建設祖國，在哪里又有什么區(qū)別呢？

工廠里的工人們一樣是樸實的，他們對高毅夫婦很友善，宋麗達的父親有蘇聯(lián)情報部門的經(jīng)歷，因此在中蘇關系存在裂痕的時候遭到審查。

這種審查其實是正常的，因為他搞得是日本情報，所以1971年審查就結(jié)束了，他也被恢復了原職。

宋麗達和高毅當時也受到了審查，宋麗達被審查時只說自己當時還是小孩，不知道父親在搞啥。

那時有工廠的老師傅來扒窗戶對她說：“麗達，你不能尋短見，也告訴高毅，都要挺住，記住我的話，我們支持你！”

宋麗達的母親當時在蘇聯(lián)，弟弟妹妹也都在蘇聯(lián)，家人來信告訴宋麗達，說在蘇聯(lián)都已經(jīng)安排好工作了，蘇聯(lián)這邊說隨時都能回來，歡迎回來。

中方這邊的態(tài)度也是一樣的，去留自愿，但是選擇留下，就要接受審查，什么時候查清了什么時候就算完。

但是高毅的身份也特殊，他走不掉，哪里都不能去。宋麗達不肯自己走，一方面放心不下高毅，一方面也放心不下父親，便回絕了在蘇聯(lián)的家人，留在了國內(nèi)。

宋麗達的父親后來查明沒有任何問題，但是宋麗達一樣只能留在咸陽，這是高毅的原因，他依然哪里都去不了。

直到1979年，高毅才在中央領導的批示下，回到了北京，并且被安排進入市科委電加工研究所工作。

當時因為形式不同，“4821”的同學們，有的成為了總理，有的成為了部長，有的軍銜是上將。

以旁人的眼光來看，高毅是“一生郁郁不得志”，但是高毅卻怡然自得，健康就好，他早已看開。

晚年退休之后，高毅也沒有什么愛好，平日里很少出門，電視就是他的命根子。

組織上給他安排的住處不小，院子里還有游泳池，高毅也不用，一看電視什么都忘了，宋麗達拉著他晚上下樓走走，他也不去，只言道，你去就好。

宋麗達有時生氣了，便罵他，他也不說話，笑笑就過去了。

當年“4821”，高毅的一位表哥也跟著一起去了蘇聯(lián)，回來后同樣是郁郁不得志，畢竟是一家人。

兩人退休后，一個七十多，一個八十多，表哥時常還來高毅這里發(fā)牢騷，高毅也只是聽，不愿意說話。

他自己后來說：“過去的就要過去，在戰(zhàn)火紛飛的年代，我們這一批孩子去了蘇聯(lián)，有一個和平寧靜的童年，已是知足了！”

“4821”的同學們一起聚會是高毅最開心的時候，大家都清楚他的為人，不說過去，但是卻接受他這個朋友，他次次不醉不歸。

他的故事，沒有太多人知道，有人來采訪他，他也不愿意接受，總是借口自己中文不好，能推掉就推掉。

我們今天之所以能知道這些故事，是因為后來宋麗達勸他接受了采訪，只是多數(shù)時候，也是宋麗達說，他就是干坐著。

他是一個很容易知足的人，從不對生活要求太多，也不會抱怨，比起當年同去莫斯科的劉允斌和孫維世，他又有什么好抱怨的呢？他也總是這樣說。

2019年，高毅離開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