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畢昇發(fā)明的泥活字印刷術，是我國古代的四大發(fā)明之一。然而，畢昇的這一偉大發(fā)明似乎并未在北宋很快流傳開。直至上世紀90年代，也未確證有宋代的泥活字印刷品，以及字模、排版用的鐵板等文物流傳。

在幾十年前，這甚至讓韓國學者提出“畢昇的活字印刷術只是一種思想，并未實踐使用過”的質疑。

亥母寺遺址全景（來源：甘肅省文物局）

可是，出土于甘肅武威亥母寺遺址的文物證明，在與北宋同時期的西夏王朝，泥活字印刷術卻得到了顯著發(fā)展，成為當時宗教傳播與文化普及的重要工具。

究其原因，西夏獨特的文化需求、資源條件與技術適配性，共同為畢昇活字的 “落地生根” 提供了肥沃土壤。

靈活性與經濟性契合西夏需求

西夏對 “大規(guī)模文本印刷” 的迫切需求，是推動泥活字興盛的核心動力。

西夏由黨項族建立，雖地處西北草原戈壁，卻極度推崇中原文化，尤其重視文教與宗教傳播。據(jù)西夏文獻記載，當時一次佛教法會所散施的佛經便多達幾萬卷甚至幾十萬卷，世俗教育中對儒家典籍、法律文書、醫(yī)學著作的需求也極為旺盛。

若采用傳統(tǒng)的雕版印刷術，每印制一種書籍都需刻制專屬的木版，不僅耗費大量人力物力。而畢昇發(fā)明的泥活字，具有“一次制模，多次復用”的優(yōu)勢，大幅降低了長期印刷的成本。

這種 “靈活性與經濟性兼顧” 的特點，恰好契合了西夏對大規(guī)模文本印刷的需求。

少林木、多高嶺土，泥活字就地取材

西夏得天獨厚的資源條件，為泥活字制作提供了天然便利。

泥活字的核心原料是優(yōu)質膠泥，而西夏疆域內的祁連山地區(qū)，恰好盛產高嶺土，是制作泥活字的理想材料。

反觀中原地區(qū)，雖也有高嶺土資源，但雕版印刷術已發(fā)展成熟，木材資源相對豐富，工匠更習慣使用木版印刷，對泥活字的需求并不迫切。而西夏地處西北，木材資源匱乏，若推廣雕版印刷，需從外地大量運輸木材，成本極高；相比之下，本地高嶺土唾手可得，且西夏制瓷技藝已相當成熟（西夏瓷器在考古中多有發(fā)現(xiàn)，工藝水平較高），燒制泥活字的技術可直接借鑒制瓷工藝，無需從零摸索。

資源與技術的雙重便利，讓泥活字在西夏的制作成本遠低于雕版印刷，為其普及奠定了物質基礎。

一套西夏文字丁只需數(shù)千個

西夏文字的特點，降低了泥活字的制作難度，進一步推動了其應用。

漢字數(shù)量龐大，僅常用字就有數(shù)千個，加上生僻字可達數(shù)萬個，因此制作一套完整的漢字活字，需雕刻數(shù)萬個個字丁，工程量極大；而西夏文是黨項族借鑒漢字創(chuàng)制的文字，總字數(shù)僅六千余個。這意味著，西夏工匠只需制作六千余個個字丁，就能滿足大部分文本的印刷需求，大幅減少了活字制作的工作量。

而且，西夏自建立以來，就不斷吸收中原文化：不僅采用中原王朝的歷法、官制，還派遣使者到宋朝學習先進技術與文化。沈括所著的《夢溪筆談》極有可能在這一過程中傳入西夏。

西夏文泥活字字丁排成的印板

而西夏的學者和工匠在讀到《夢溪筆談》關于畢昇泥活字印刷術的記載后，意識到其的價值，并結合本國實際情況進行了改良。正如西夏學專家史金波所言：“沈括《夢溪筆談》的傳入，為西夏人提供了活字印刷的思想啟發(fā)，而西夏人則結合自身需求，將這一技術落地生根，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西夏泥活字印刷術。”

從武威亥母寺遺址出土的西夏文《維經》來看，西夏工匠不僅掌握了泥活字印刷的核心技藝，還在實踐中不斷優(yōu)化改良，讓泥活字在西夏的應用效果遠超北宋時期的嘗試，成為當時西夏文化傳播的重要支撐。

畢昇活字在西夏的興盛，從側面印證了活字印刷術的先進性與適應性——它雖在中原“誕生”，卻在西夏“成長”，成為不同民族文化交流與技術創(chuàng)新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