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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突然上門帶走丈夫，說涉嫌詐騙，我該怎么辦？”

2024 年，江蘇蘇州的王女士遭遇了人生中最慌亂的一天。丈夫李某因與合作方的經濟糾紛，被警方以 “涉嫌合同詐騙罪” 刑事拘留，家屬只收到一張拘留通知書，既不知道案件細節(jié)，也見不到人。

慌亂中，王女士聽人說 “先找關系托人”，差點給所謂的 “能幫忙撈人” 的中間人轉了 10 萬元。幸好朋友提醒她 “先找專業(yè)刑辯律師”，她才緊急委托律師介入。最終，律師在偵查階段發(fā)現(xiàn)，李某與合作方的糾紛實為民事合同爭議，不存在非法占有目的，提交法律意見后，警方 37 天內就對李某作出了不起訴決定。

反觀 2023 年浙江杭州的一起案件：張某因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被拘留，家屬遲遲不請律師，等到案件移送檢察院才委托。此時張某已在訊問中作出不利于自己的供述，關鍵證據也未及時固定，雖最終被判緩刑，但前期多關押了 3 個月。

這兩起真實案例的對比，道出了刑案中律師介入的關鍵 —— 家人被帶走后，不是 “托關系”“等消息”，而是要抓住律師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三階段的 “救命操作”，才能最大程度維護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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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查階段（拘留至逮捕，黃金 37 天）

律師能做的 3 件 “保命事”

偵查階段是刑案的 “生死線”，超過 80% 的不起訴、取保候審案件，都在這一階段實現(xiàn)。

江蘇蘇州李某案的轉機，就源于律師在 37 天內的關鍵操作。

會見當事人：打破 “信息孤島”，避免錯供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九條，律師持執(zhí)業(yè)證、律所證明等材料，可直接會見被拘留的當事人，無需辦案機關批準。李某被拘留后，律師 3 天內就會見了他，發(fā)現(xiàn)李某因緊張，在訊問中誤承認 “收到貨款后未發(fā)貨”，實則是合作方未提供合格原料導致無法履約。律師及時指導李某梳理證據鏈條，避免了后續(xù)錯供。

而未請律師的家屬，只能通過辦案機關的 “只言片語” 了解案情，甚至可能因當事人不懂法律，作出加重罪責的供述。

中國裁判文書網 2024 年公布的一起盜竊案顯示，當事人因無人指導，誤將 “借用” 說成 “占有”，直接影響了案件定性。

提交法律意見：阻止 “錯誤逮捕”

拘留后 37 天內，檢察院會審查是否批準逮捕，這是律師阻止 “批捕” 的最佳時機。蘇州李某案中，律師調取了雙方的合同、原料檢測報告、溝通記錄等證據，向檢察院提交《不予批準逮捕法律意見書》，明確指出 “本案屬民事合同糾紛，無非法占有目的，不符合詐騙罪構成要件”。最終檢察院采納意見，作出不批捕決定，李某被釋放。

根據最高檢數(shù)據，2024 年全國檢察機關不批捕率達 23.5%，其中律師提交法律意見的案件占比超 60%。這意味著，專業(yè)的法律意見能直接改變案件走向。

申請取保候審：爭取 “先出來”

若當事人不符合逮捕條件，或情節(jié)較輕，律師可申請取保候審（俗稱 “保釋”）。2023 年廣東深圳的一起非法經營案中，律師發(fā)現(xiàn)當事人只是普通員工，未參與核心決策，且有年幼子女需撫養(yǎng)，提交取保候審申請后，警方 7 天內就同意取保，當事人在案件審結前一直處于自由狀態(tài)。

需要注意的是，取保候審并非 “沒事了”，而是變更強制措施，律師會同步指導當事人遵守取保規(guī)定，避免因違規(guī)被重新關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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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起訴階段（檢察院階段）

律師的 “證據反擊戰(zhàn)”

案件移送檢察院后，意味著偵查終結，進入 “是否起訴” 的審查階段。這一階段律師的核心任務是 “挑證據毛病”，推動不起訴或降低指控。

閱卷：摸清 “控方底牌”

根據法律規(guī)定，律師可到檢察院查閱、復制全部案卷材料，包括訊問筆錄、證據清單、鑒定意見等。

2024 年北京某詐騙案中，律師閱卷時發(fā)現(xiàn)，控方指控當事人 “騙取 100 萬元” 的證據中，關鍵轉賬記錄顯示 “款項用于合作項目”，而非個人揮霍，這一細節(jié)成為后續(xù)辯護的核心。

閱卷后，律師會梳理證據漏洞，比如證據是否合法（如訊問時是否有刑訊逼供）、證據是否充分（如是否有直接證據證明犯罪）、罪名是否準確（如是否混淆民事糾紛與刑事犯罪）。

提交不起訴意見：推動 “案件終結”

若證據不足或情節(jié)顯著輕微，律師會向檢察院提交《不起訴法律意見書》。

2023 年浙江寧波的一起職務侵占案中，律師發(fā)現(xiàn)當事人侵占的 20 萬元已全部退還，且獲得被害單位諒解，同時案件存在證據瑕疵（部分證言矛盾），最終推動檢察院作出不起訴決定，當事人未留下案底。

根據最高檢數(shù)據，2024 年全國不起訴率達 12.8%，其中 “證據不足不起訴” 和 “情節(jié)輕微不起訴” 占比超 80%，這兩類案件均需律師深度介入才能實現(xiàn)。

協(xié)商認罪認罰：爭取 “輕量刑”

若案件確實存在犯罪事實，律師會與檢察院協(xié)商 “認罪認罰從寬”，爭取更低的量刑建議。

2024 年上海某盜竊案中，當事人盜竊金額 3 萬元，律師與檢察院溝通后，當事人認罪認罰，檢察院建議量刑 “有期徒刑 6 個月，緩刑 1 年”，法院最終采納該建議，當事人未實際服刑。

需要強調的是，認罪認罰并非 “盲目認”，律師會先評估證據，確保不存在 “冤認”，同時為當事人爭取最大幅度的從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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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階段（法院階段，3-6 個月）

律師的 “最后辯護防線”

案件進入法院后，律師的核心是在法庭上 “據理力爭”，為當事人爭取無罪、罪輕判決。

庭審質證：打垮 “非法證據”

庭審中，律師會對控方證據進行質證，指出證據的合法性、真實性、關聯(lián)性問題。

2023 年四川成都的一起毒品案中，律師發(fā)現(xiàn)控方提交的 “毒品鑒定意見” 未注明鑒定機構資質，當庭提出異議，法院最終排除該證據，因其他證據不足，當事人被判無罪。

常見的質證點包括：訊問筆錄是否有當事人簽名、物證是否有提取筆錄、證人是否出庭作證等。只要證據存在瑕疵，律師就能通過質證削弱控方說服力。

法庭辯論：講清 “辯護觀點”

辯論階段，律師會結合證據和法律，闡述辯護意見。

2024 年山東濟南的一起詐騙案中，律師提出 “當事人主觀上無非法占有目的，只是經營失敗導致無法還款，屬民事糾紛”，同時提交了當事人的經營記錄、還款計劃等證據，最終法院采納意見，將罪名變更為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量刑從 “3 年以上” 降至 “1 年 6 個月”。

提交辯護詞：固化 “辯護成果”

庭審后，律師會提交書面辯護詞，系統(tǒng)梳理辯護觀點和證據，供法官裁判參考。

2023 年湖北武漢的一起故意傷害案中，律師在辯護詞中詳細論證 “當事人屬正當防衛(wèi)”，并附上監(jiān)控錄像截圖、證人證言等，最終法院認定正當防衛(wèi)，當事人被判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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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必知：3 個 “避坑指南”

別信 “關系能撈人”

所有聲稱 “花錢能搞定辦案機關” 的都是騙局，2024 年全國公安機關破獲多起 “幫撈人” 詐騙案，家屬不僅沒救出人，還損失錢財。

正確做法是第一時間委托正規(guī)律所的刑辯律師。

別等 “案件到法院再請律師”

刑案是 “逆向推進”，越往后證據越固定，辯護空間越小。

數(shù)據顯示，偵查階段委托律師的案件，不起訴率是審判階段委托的 3 倍。

別向當事人 “傳遞串供信息”

部分家屬會見時（若允許）會說 “別承認”“跟某某串好口供”，這可能構成 “妨害作證罪”，2023 年廣東珠海就有家屬因串供被判刑 6 個月。

正確做法是讓律師主導溝通，家屬只傳遞生活關心。

總結

從蘇州李某 37 天被釋放，到北京當事人因證據不足被判無罪，這些真實案例都證明：刑案中，律師不是 “可有可無”，而是 “救命稻草”。

家人被帶走后，最該做的不是慌亂，而是在 24 小時內聯(lián)系專業(yè)刑辯律師，抓住偵查、審查起訴、審判三階段的關鍵時機—— 畢竟，法律不保護 “不懂法” 的人，更不等待 “拖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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