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滾動播報

（來源：上觀新聞）

近來考古學界的大事，是國家文物局正式宣布青海省瑪多縣尕日塘秦刻石為秦代遺存，換言之，“秦始皇遣使采藥昆侖”，五大夫可能真的到了黃河源頭。這不免讓人聯(lián)想起西漢張騫的尋河故事?！妒酚洝ご笸鹆袀鳌酚涊d，漢武帝時張騫奉命出使西域兼探訪黃河源頭，見到許多精美玉石，歸來后漢武帝據(jù)報告命名昆侖山為河源之山。前者因昆侖而至河源，后者因河源而名昆侖，歷史不乏陰差陽錯，記載未免相互捍格，好在古人的詩意想象早沖決了正史和史料的邊界，傳說在文人與民間的互動中涓滴匯聚，又在文學與藝術的創(chuàng)造中滔滔而去。

張騫乘槎

槎，作為動詞時讀zhà，指以刀具斜向砍斫；作為名詞時讀chá，原意為小樹杈?！墩撜Z·公冶長》中孔子說“道不行，乘桴浮于?！保@里的“桴”字讀fú，本義為房屋的次梁，后解釋成“竹木編成的小筏子”，而“乘桴浮?！币渤蔀槿寮摇暗啦恍袆t隱”的意象。或許是抄工手誤，或許是文人發(fā)明，“槎”與“桴”通假起來。

在中國第一部博物學著作、西晉張華的《博物志》中，有“八月浮槎”的故事。說天河與海相通，居住在海邊的人年年八月看“浮槎”按時來去。某個有“奇志”的人在槎上搭了小閣、備足干糧，十幾天后竟然漂流到一處城郭，看見織布的婦人和飲牛的牛郎。他問牛郎這是哪里，對方讓他回去問四川的嚴君平。此人回去后果然去問嚴君平，對方說：“某年某月，有客星沖犯了牽牛星宿，算下日子，原來竟是你啊！”這個星際穿越的故事短而美妙，博爾赫斯看了也要服氣。

到東晉，方士王嘉在志怪筆記《拾遺記》里對“槎”大加美化，一是增加體量，“巨查（槎）浮于西?！?；二是增加光效，“夜明晝滅”“乍大乍小，若星月之出入矣”；三是增加班次，“浮繞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周而復始”；最后則是將“無人駕駛”更換為神仙飛行員，“羽人棲息上”。這種“貫月槎”又叫“掛星槎”，當然是竹木編舟的豪華升級版，有東晉豪門氣概。

不過在傳說中那小徑分叉的花園里，人們可能更喜歡“平民版本”。南朝劉義慶寫小人物故事，說過去有一個人在尋找河源時見婦人浣紗，問起這是哪里，婦人回答這里是天河，還給了他一塊石頭。這人歸來后去問嚴君平，嚴君平告訴他說：這是織女支紡織機的石頭。嚴君平實有人，乃西漢玄學家，四川人愛他愛得要命。

幾乎是水到渠成，南朝文人宗懔讓“有奇志的人”和“尋河源的人”合為張騫，在6世紀中葉的《荊楚歲時記》里，張騫終于登上了他的槎舟。說他受漢武帝命令出使大夏并尋找河源，乘槎好幾個月，到了一處堂皇官府，見有女織布、有男飲牛?？椗×酥C石相贈，并讓他回去請教嚴君平。當然了，嚴君平告訴他那是天宮銀河，他沖犯了織女牛郎星。故事里張騫的玉石變成了支機石，馬上尋河源變成了乘槎尋河源，縱然后人批評宗懔“不知何據(jù)”“相襲謬誤”，但好故事自己會長腳奔跑，今日成都文化公園里還有一塊“支磯（機）石”。至于是不是七仙女的那塊，并不打緊！

太乙蓮舟

張騫曾被封為“博望侯”，“張騫乘槎”還可以文雅地稱為“博望訪星”或“博望溯河源”。在漢代，他的名聲較牛郎織女遜色得多。唐代社會開放，張騫“等”來了火紅的日子。學者指出，僅敦煌一隅就有壁畫、寫本若干，包含辭曲和詩句。《因話錄》說京洛途中有官差民夫抬著所謂“張騫槎”，附會是真附會，紅是真的紅。翻開《全唐詩》，宰相張九齡有“乘槎自有適，非欲破長風”句，上官婉兒也寫了“倩語張騫莫辛苦，人今從此識天河”，詩圣杜甫更是對張騫推崇備至：“乘槎斷消息，無處覓張騫”“伏柱聞周史，乘槎有漢臣”“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文學教授亦提醒我們，乘槎而去是肩負使命，榮耀而歸才是儒家正道，杜甫等人眼中的張騫可不是碌碌無為的人。

圖像滯后于文學，到宋代才有“張騫乘槎”的基本樣式。臺北故宮博物院藏長卷《馬遠畫水寫二十景》，“張騫乘槎”字樣下，波浪中漂著一根帶枝槎的枯木，一人著巾，寬袍大袖，坐于槎舟之上，安然自得。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宋（傳）《仙人乘槎紋團扇》，構圖類似，唯畫中人袒胸露腹，半仰槎舟上，更顯瀟灑。與此同時，另一類頗有競爭力的圖像出現(xiàn)了，曰“太一（乙）蓮舟”，出典在五代《仙苑編珠》，太乙即民間所說的太白金星，有時駕鶴，有時乘蓮。傳說他面如玉色，美髭髯，腰蔽檞葉，手披書卷，端坐在一丈許的紅蓮花瓣中，“游于世”。故宮博物院藏宋人繪《蓮舟仙渡圖》宛若圖解，只是花瓣不大，人坐在里面看上去不是很安全。使事情復雜起來的是，《馬遠畫水寫二十景》既有“張騫乘槎”也有“太乙蓮舟”，只是筆下的太乙并無胡須，也未袒露，只是握著一本書的普通書生樣貌。

張騫乘槎。南宋馬遠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就像故事在文本中的“自然生成”，圖像在流傳過程中也是“隨機波動”。這就導致歷史上一樁著名公案，清人王士禛在《香祖筆記》里寫道：“昔在京師，從宋荔裳（琬）所見元朱碧山所制銀槎，乃太乙仙人，一時多為賦詩，以為張騫事，非是?！焙喲灾?，他認為朱碧山造的是“太乙”，并非人們認為的“張騫”。朱碧山是元代嘉興著名金銀器工匠，中國工藝美術史上鳳毛麟角的人物，20世紀60年代鄭珉中寫《朱碧山龍槎記》，解釋了王士禛的問題。他說朱碧山的銀槎有據(jù)可查的有五件，大概分成兩類，一類是坐在槎中手持支機石，一類是坐在槎上手持一書。臺北故宮的一件，以天然中空枯木為槎，人坐內，衣襟敞開、綸巾揚起，右手握的長方形石頭上有篆書“支機”，此人系張騫無疑?？死蛱m美術館的一件，人物造型與臺北件神似，槎身更加肥厚，人物手中所握也是支機石，亦為張騫。而目前故宮所藏的一件，槎身彎曲有虬龍之姿。一人斜坐槎上，云履道冠，美髯長袍，雙目凝視手中書卷——以槎舟論，他該是張騫；以書卷論，他又近太乙。

20世紀70年代，又一只朱碧山款銀槎出自清乾隆年間刑部尚書韓崶墓，現(xiàn)藏吳文化博物館。槎中人物略向后仰，一手撐槎，一手扶膝，既沒有書卷也沒有支機石，唯有仙風道骨，蕭然高寄。此時他叫張騫還是太乙呢？不如回到《博物志》,那個“有奇志之人”具體是誰，不重要。

元代朱碧山所造銀槎。蘇州吳縣吳文化博物館藏

乘槎升仙

富裕有閑階層偏愛考據(jù)，尊貴如乾隆，也曾認真追溯張騫河源故事的流傳脈絡，并得出“穿鑿附會”的結論。但是藝術可以脫離歷史，同一個神仙般的人物坐在槎中，是代表得道升仙、還是滄海余生，是表示福如東海、還是超然物外，都要看具體語境。故宮博物院藏《胤禛行樂圖冊》中有一頁《乘槎成仙》，雍正漢服打扮，槎上一函書、一布袋、一古瓶，面有得色，我懷疑袋子是為了呼應《博物志》里的“多赍糧”，他角色扮演得好不快樂。

一旦某個造型范式成熟，就勢必發(fā)生形式上的創(chuàng)新和媒材上的擴散。就前者而言，八仙過海本該各顯其能，但有時也借用一個大木槎，挨挨擠擠同槎共渡。清人的同題畫作中，向槎上帶的物品越來越雜，有葫蘆，有寶扇，有笛子，讓人懷疑是不是鐵拐李、漢鐘離、韓湘子已經(jīng)暗度陳倉，奪了槎上神仙的位子。再后來，仕女圖里也用上了蓮舟和木槎，麻姑用蓮舟運送壽桃和酒壇，搭乘者偶有仙鶴和胖小子，乃至還有壽星本尊；連觀音菩薩也化作曼妙女子，撐起木槎來，此處取“法筏”之意，慈航普渡。

麻姑晉斝圖。清代項焜 大英博物館藏

就材質而言，“乘槎升仙”的圓雕式樣在竹雕、黃楊木雕、象牙雕、沉香雕、玉石雕等門類中出現(xiàn)。特別到了明代，東南亞和非洲的犀角經(jīng)海上絲綢之路大量流入中國，用以制作豪門巨賈、文人士紳的“玩好之物”。犀角雕刻工藝的中心在蘇州，朱碧山發(fā)明的銀槎造型挪移到犀角器上，只需稍加改動。

故宮舊藏犀角器二百件，含四件槎杯。明代中晚期的“尤通款犀角雕仙人乘槎杯”，如“躺平”的朱碧山式樣，但是槎大人小。中部雕鏤梅花、牡丹、荷花等以為舟篷，一束發(fā)老者，手執(zhí)如意，蹺腳安坐。槎尾及槎底淺浮雕水波紋，呼應海中行槎主題。此杯原是康熙百寶箱里的物件，標為“古物甲等”，后被乾隆發(fā)現(xiàn)，十分寶愛。經(jīng)過一番考證，他在御制詩里寫下“河源自在人間世，漢使訛傳星漢槎”的句子，表明張騫可以與槎舟脫鉤了。臺北故宮也有一件“犀角雕人物乘槎”，造型類似，中間花篷由折枝桃花和桃子組成，或有祝壽意味。老者戴帽，手執(zhí)拂塵，盤膝而坐。外側下部和器底滿雕波浪紋。相比之下，上海博物館的“鮑天成制犀角雕仙人浮槎杯”毫不遜色。明代大才子張岱標舉“吳中絕技”“鮑天成之治犀”赫然在列，“可上下百年保無敵手”。此器“因材施雕”，人物大小適中，各色花卉結成舟篷，槎內有蓮蓬、葫蘆等，主人一手書卷，一手麈尾。

犀角貴比金價，只有大角才能制成大槎，大槎自帶豪橫氣質。目前全世界有來歷的犀角槎近二十，看得久了不免審美疲勞。幸得在故宮官網(wǎng)上發(fā)現(xiàn)一只小的，它非常貼近朱碧山銀槎造型，虬曲的槎首高于人頭，圓雕人物坐于槎內，無論浪花的表現(xiàn)方式、古木的表現(xiàn)方式、人物衣褶的表現(xiàn)方式，都與尤通款、天成款不似。槎中人兩眼望天，右手握著一塊支機石。張騫，到底還是傳下來了。

又，據(jù)說近期某流行劇集借鑒了槎舟，也好！

尤通款犀角雕仙人乘槎杯。故宮博物院藏

原標題：《古物“乘槎升仙”考 | 馬凌》

欄目主編：黃瑋 文字編輯：欒吟之

來源：作者：馬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