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月15日，南京】“劉院長，華東軍區(qū)來電，說第一批學員明早到校?！本l(wèi)員話音未落，頭發(fā)花白的劉伯承便合上了手里的教材草稿。距他脫下二野司令員臂章，只過了一年多，而此刻他最大的心事卻是講臺、課表和學員床位。

回想1949年12月，西南戰(zhàn)場硝煙尚未散去，中央三封電報飛抵重慶劉伯承司令部：一是感謝他指揮大西南作戰(zhàn)，二是電請他回京任總參謀長，三是征詢是否同意再兼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同志們都以為他會欣然赴任，畢竟那是全軍統(tǒng)帥部核心崗位。誰也沒料到，劉伯承提筆寫下的卻是十二個字：“總參有人可當，軍校無人可辦?！?/p>

不少人覺得這是一句推辭的客氣話?？梢粋€月后，他真的把二野司令印章交給鄧小平，又婉拒了總參謀長的任命，隨后只帶了幾名作戰(zhàn)參謀，悄悄抵達南京，開始籌建軍事學院?？此啤凹绷饔峦恕钡谋澈?，其實是他在心里醞釀多年的打算。

他的念頭，最早萌芽于1929年伏龍芝軍事學院的課桌旁。那時的劉伯承年已三十五歲，俄文基礎幾乎為零，右眼負傷疼痛不止，和一群黃埔一期、北大高材生坐在同一間教室里，自覺底子薄得很。他硬是用“一個字一個字抄、一句一句背”的笨法子啃下了整套《蘇軍合同戰(zhàn)術教程》。更打動他的，并非課堂，而是學院動用真部隊、真裝備的野外演習——學員們在高加索雪原摸爬滾打，炮兵、裝甲兵、空軍、海軍全要配合，只為驗證一份作戰(zhàn)方案。這種“理論與真兵火鏈相扣”的訓練模式，給他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回國后，他在鄂豫皖、在大別山、在太行山區(qū)接連“邊打邊教”，先后主持或參與過紅軍大學、抗日軍政大學等院校，但他始終覺得欠缺一所真正意義上的高等軍事學府——一所能讓高級指揮員把最新戰(zhàn)爭樣式“吃透、用活”的學校。

1949年10月的中央軍委擴大會上，聶榮臻突然提議：“革命隊伍新人輩出，培養(yǎng)接班人刻不容緩?！边@句話擊中了劉伯承。他很清楚：解放戰(zhàn)爭靠步兵大兵團沖鋒還能奏效，可新中國面臨的對象若是鋼鐵洪流般的蘇軍或航空母艦群般的美軍，僅憑舊經(jīng)驗就危險了。于是，他主動作出選擇——讓賢前線指揮崗位，轉身去搭一座“戰(zhàn)術與未來接軌的橋”。

辭任并不意味著清閑。軍事學院籌建初期“三無”——無校舍、無教師、無教材。華東軍區(qū)司令員陳毅忙得腳不沾地，實在抽不開身兼任政委。劉伯承索性寫信求援：“老陳，你不給我人不行，給我房子也行?！标愐愎恍Γ苯觿澖o他一整片在南京留下的舊營房。

老師更難找。劉伯承先從華東軍政大學挑了幾十名優(yōu)秀教員，又挎著手杖跑進功德林，找到昔日國軍“叢林虎”廖耀湘：“打叢林，你最內(nèi)行；講機械化，你也行。愿不愿意來當老師？”廖耀湘沉默片刻，回答了兩個字：“服從。”不久，川北閬中起義的黃劍夫、海南登島戰(zhàn)敗被俘的王敬久等十多位國軍軍校高材生，也被他相繼“網(wǎng)羅”進教師隊伍。

這種“紅藍結合”的大膽搭配在當時并非沒有爭議。有人擔心國軍將領立場不穩(wěn)，他卻淡淡一句：“不看出身看水平，講臺上誰說得對，誰就是先生?！睘榱朔€(wěn)住局面，他規(guī)定每節(jié)戰(zhàn)例課必須讓兩位教員同場互辯，學生當場提問，以防“一言堂”，也防舊教條。

教材也是硬骨頭。劉伯承干脆把志愿軍剛從朝鮮前線寄回的偵察資料和繳獲地圖當練習題。1951年夏天，長津湖冰天雪地里的對攻、三八線鐵原的阻擊、19兵團傷亡報表，全被編進“戰(zhàn)術案例”。他要求：學生在教室里推出沙盤，推完方案立刻到校外山地打實兵對抗演習，哪怕只有一個排，也要按團的配系來搞。參謀長出方案，炮兵營寫射擊計劃，通信連配套呼號——照實際打。幾次下來，學員們才發(fā)現(xiàn)，“紙上談兵”和“炮彈就在頭頂呼嘯”的感覺根本不是一回事。

有意思的是，因為挑老師不拘一格，學院里出現(xiàn)了“過去的俘虜給昔日的對手上課”的畫面。某天上午，黃劍夫講《集團軍層級火力配系》，下面端坐的聽眾中就有當年指揮二野攻閬中的楊勇。師生點名互致軍禮時，教室里先是一片詫異，隨即爆發(fā)出掌聲。

1952年，第一期戰(zhàn)役系畢業(yè)，52名學員里出現(xiàn)了5位上將、22位中將、25位少將的“豪華陣容”。楊得志、韓先楚、鄭維山等人回電匯報：步炮協(xié)同、夜間穿插、山炮抵近射擊這些課堂技巧在第五次戰(zhàn)役中驗證有效，“少走彎路”成了最真實的結論。

時間線拉回1950年初，劉伯承拒任總參時曾說：“總參謀長并非缺我一個，但軍校如果耽誤一年，今后要多流多少兵的血？”很難想象這番話出自以“硬仗能手”著稱的他，可細算一下他的履歷——北伐數(shù)征、長征萬里、淮海鏖戰(zhàn)——身邊的生死離別比別人見得更多也更密。女兒劉華北在延安遭敵特毒手，他在簡易靈堂里站了一夜，第二天照常開軍事會議，沒有一句怨言。多年后，孩子們想聽他講“英雄故事”，他卻搖頭：“多少寡婦找我要人？打仗有什么好吹的?！?/p>

這種對和平近乎執(zhí)拗的渴望，正是他放下前線指揮權的心理根源。對劉伯承而言，真正的勝利不只是占領一座又一座城，更是讓以后打仗的人少流血甚至不流血。而要實現(xiàn)這一點，高級指揮員必須學得快、悟得深。軍事學院，就是他為這個目標搭起的腳手架。

1955年9月，北京中南海懷仁堂舉行授銜典禮。劉伯承胸前掛上元帥勛章時，記者舉起相機，他卻把鏡頭讓給身旁的張學思、郭化若等軍校教員：“他們教出了將軍，比我更該拍?！辈贿h處墻上，是他親筆寫下的八個大字——“治軍必先治?！?。

蘇聯(lián)《大百科全書》稍后收錄他的條目，稱其為“革命軍事家”。審稿人把樣張遞到他面前，他笑著劃掉“軍事家”三個字，換成“軍人”。同行問他為何謙虛，他只是擺擺手：“兵生于戰(zhàn)，而人貴有師。我不過把老師和學生湊在一起?！?/p>

從1950年到1971年卸任，劉伯承把二十一個春秋交給課堂?？v然遠離槍炮硝煙，他依舊在為未來的戰(zhàn)場布陣。換了舞臺，不換的是軍人的鋒芒與擔當。

歲月流逝，南京城外梅花山頭的操場仍會在夜里亮起燈光。偶爾有路過的老兵停下腳步，望見教學樓上那行被風吹舊的標語：“為打得贏培養(yǎng)人，為少流血研究戰(zhàn)?！彼麄儠p聲念出一句早已耳熟能詳?shù)脑挕斑@，是劉老總留下的規(guī)矩?！?/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