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春天，一位女地下黨遭到叛徒出賣，不幸被敵人逮捕。

在押送途中，她借口要上廁所，將自己珍藏的一塊懷表扔到了路邊的草叢里。

卻沒想到，就是因為這個舉動，她最終逃過一劫。

這位女地下黨是誰？她為何要扔掉自己珍藏的懷表？她又是如何逃過一劫的？

投身革命

1903年農(nóng)歷四月的一天，湖北咸寧錢家莊一戶商人家庭降生了一個女嬰，她的父親為她取名為錢瑛。

錢瑛從小聰慧過人，五六歲便能朗誦古詩詞，七歲能寫一手端正的毛筆字。

在那樣一個“男主外，女主內”的年代，錢瑛被母親默許著接觸更多書本與外界訊息。

她讀《梁啟超文選》，聽哥哥講五四運動，也私下翻閱一些進步書籍。

錢瑛（左二）

1922年，19歲的她考入了潛江縣職業(yè)女校，對她來說，這不僅僅是一次求學，更像是一次自我覺醒的旅程。

那所女校的一些開明的教員常在講課之余，向學生們傳播新文化、女權平等的觀念。

她的眼界在迅速打開，而內心的掙扎也隨之加劇。

那年冬天，父母為她安排了一門婚事，男方是本地一個大戶人家的長子，家境優(yōu)渥，舉止得體。

親戚朋友都說這是“天作之合”，連媒人都連連稱好。

可是當錢瑛聽到自己“被決定”了人生歸屬的那一刻，一股怒火猛地從心中竄起。

她沉默了幾日，隨后做出了一件震驚全家的事。

某日傍晚，她借口頭疼回屋歇息，卻在屋內悄悄取出一把剪刀，對準了自己的喉嚨。

“我不嫁！”她撕心裂肺地喊出這句話，鮮血噴濺在繡花枕巾上。

母親驚呼著撲進屋里，將她抱在懷中，哭成淚人，父親愣在門口，嘴唇發(fā)白，一個字也說不出。

幸而救治及時，錢瑛活了下來，此事過后，父親沉默許久，最終一拍大腿：

“算了，隨她去吧?！?/p>

從此，錢瑛得到了真正意義上的自由，隔年，她考入了更為先進的湖北女子師范學校。

那所學校不僅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優(yōu)秀女學生，還聚集了大批新文化運動中的進步分子。

他們有的曾參與五四運動，有的暗中宣傳革命理念。

在這樣的氛圍中，錢瑛加入學生會，參與游行，組織演講，深入社區(qū)宣講女權。

1927年，在經(jīng)歷了數(shù)次學生運動的洗禮后，她終于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決定：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

組織將她派往江西，擔任九江總工會的干事，這份工作不僅需要才識，更考驗膽識。

那時白色恐怖正席卷全國，國民黨特務橫行，她每天在槍口下工作，在暗巷中奔走，穿梭于群眾與組織之間傳遞信息。

就在這期間，她遇見了改變她一生命運的人，譚壽林。

革命伴侶

譚壽林，北大文學系出身，風度翩翩，滿腹經(jīng)綸。

起初，他們只是配合執(zhí)行任務，一個是組織干事，一個是情報聯(lián)絡人。

可漸漸地，錢瑛發(fā)現(xiàn)這個男人不僅思維縝密，還常在她疲憊時送上一句溫柔的鼓勵，或遞來一杯溫水。

她的倔強在他面前慢慢卸下防備，而譚壽林也被這個剛烈又聰慧的女子所打動。

在共同的信仰和追求中，兩人不需多言，便已心意相通。

1928年，組織決定將他們配成“革命夫妻”以便掩護工作，錢瑛微微一笑：

“那我們就做真夫妻吧?！?/p>

譚壽林鄭重其事地點頭，兩人就這樣，沒有盛大的婚禮，卻有著最牢固的信念紐帶，攜手走入風雨人生。

1931年的南京，錢瑛和譚壽林這對“革命夫妻”已在南京潛伏兩年。

表面上，他們是來自湖南的小商販，男的在店鋪做賬，女的在家縫衣納鞋。

可在這看似安穩(wěn)的生活背后，是一次次傳送情報、組織會議、布置地下聯(lián)絡點的緊張工作。

他們的家，其實是整個南京地下黨的一處核心樞紐。

可敵人的嗅覺越來越敏銳，這一年秋天的一次夜晚聯(lián)絡任務中，譚壽林沒有按時歸來。

錢瑛等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傳來消息：譚壽林在南京南門外被特務逮捕，當場受刑，不屈不撓，幾小時后即被秘密殺害，尸體丟棄荒郊野嶺。

那一刻，錢瑛只覺得眼前一黑，她想哭，想喊，可她知道，不能。

有鄰居正在窗邊晾衣，有特務可能正在樓下監(jiān)視，她唯一能做的，只有低頭把懷表藏進衣襟，關上窗簾。

這塊懷表，是他們唯一的定情物，也是如今，她唯一能握在手心的回憶。

丈夫的犧牲讓錢瑛一夜之間成了敵人重點搜捕對象，留在南京已無可能。

組織迅速安排她改換身份，新的名字叫“彭友姑”，一個從安徽逃難到江蘇的無親無故寡婦。

她輾轉來到江蘇，從事情報傳遞、聯(lián)絡接應、敵營滲透等秘密工作。

她的身份極為敏感，一旦暴露，不僅她性命難保，還將牽連整個華東地下系統(tǒng)。

錢瑛最常做的事情，是換裝和記憶密碼，她有一塊特別縫制的內衣口袋，用來藏信件。

她能在一分鐘內將情報全文默寫下來，再在三分鐘內將原件焚毀、用清水洗凈殘灰，神色自若地走進敵人眼皮底下的茶館坐著吃面。

夜深人靜時，她常會輕輕打開懷表，里面鑲嵌的是一張黑白相片。

那是她和譚壽林在一次黨校培訓會后偷偷拍下的合影，他們靠得很近，眼里有光，笑容溫柔。

她從不在別人面前看它，甚至從不提丈夫之名，可每次看完，她的眼神就會比平時更加堅定幾分。

可誰也未曾想到，不久之后，一個突如其來的背叛，會再次將她推入生死一線的邊緣。

而這一次，那個隨身帶著的懷表，不僅承載著愛情，更成了她逃出生天的關鍵。

意外被捕

1933年春末，錢瑛如往常一樣，走入位于下關的一家藥鋪后巷。

她今天的任務，是將一份省委緊急密電交給聯(lián)絡人，并轉送到鎮(zhèn)江。

可就在她轉過巷口的那一瞬，幾個穿便衣的特務猛然沖出，手持短槍，封死了她的退路。

錢瑛反應過來，迅速低頭、護住籃子，然后緩緩抬頭，臉上露出茫然和驚恐的表情。

“你們……你們干什么？”她用著帶點安徽口音的普通話，語調略帶哭腔。

可她知道，這不是臨檢，這是一場蓄謀已久的抓捕。

她被押上卡車，沿途她沒有掙扎也沒有多問，只是悄悄側頭，用眼角余光掃了一眼一旁另一個被捆著的女人。

那是“趙姐”，她一個月前剛發(fā)展的外圍聯(lián)系人，她的心陡然沉到谷底：她被叛徒出賣了。

到了警備司令部臨時設的審訊處，她被推進一間昏暗的屋子，接受了殘酷的刑罰。

但不管敵人怎么嚴刑拷打，她始終沒有透露自己的真實身份。

敵人沒有證據(jù)，只能繼續(xù)對她用刑，同時搜查她的隨身物品，試圖找到一些證物。

就在一名特務翻她腰間衣襟時，她貼身帶著的懷表掉在了地上，隱約露出了照片的一角。

錢瑛的心猛地提到了嗓子眼，要是特務撿起它，打開看上一眼，她就完了。

她用盡全身力氣壓住驚慌，強作痛苦地呻吟一聲，裝作被折磨過度：

“哎喲，我……我肚子疼，肚子疼得不行……我月事來了……求求你們，讓我去趟茅房……”

特務們面面相覷，那個軍官皺了皺眉，有些不耐煩地揮手：

“你們幾個看著她，帶她去茅房，五分鐘回來！”

錢瑛被兩個女特務架著，拖往后院的廁所，她走得極慢，眼角在尋找機會。

路過一處野草叢生的土溝，她忽然身子一軟，癱坐地上：

“我不行了，太疼了……我，我就在這兒解決吧……”

兩個女特務嫌臟，捂著鼻子走遠了幾步，站在幾米外背過身。

機會到了，她把那塊懷表從衣襟處悄悄取出，手指迅速在草根間扒出一小塊土，用力將懷表塞入泥中，再迅速用鞋跟踩實，然后拔起一叢草蓋住。

整個過程，不到十秒，完成之后，她擦了擦額頭的汗，臉色蒼白如紙，卻仿佛卸下千斤重擔。

逃過一劫

回到審訊室，敵人仍舊圍著錢瑛窮追猛打，甚至放出狠話：

“你要是再不說實話，我們有的是辦法讓你開口！”

她并沒有理會敵人的威脅，依舊閉口不言，第二天，敵人發(fā)動了大規(guī)模搜查，卻始終找不到證據(jù)。

她身上沒有密碼，沒有信件，身份也查無實據(jù)。

盡管如此，國民黨還是沒放過她，以“通匪嫌疑犯”將她判處15年有期徒刑，她被關進了南京模范監(jiān)獄。

獄中生活殘酷，她經(jīng)受了常人無法想象的精神煎熬和肉體折磨，卻始終沒讓敵人抓到一絲證據(jù)。

她咬著牙挺過每一場寒冬、每一次腹瀉、每一夜刑訊后的傷痛，她堅信：天一定會亮，組織不會忘。

1937年，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國共再次合作，在中共的強烈要求下，包括錢瑛在內的多名地下黨終于被釋放。

離開監(jiān)獄后，錢瑛繼續(xù)投身地下工作，為組織培養(yǎng)了不少地下骨干。

新中國成立后，她先后擔任華中局組織部長，中南局組織部長等重要職務，一生都在為祖國奉獻自己。

在敵人的酷刑與高墻之間，錢瑛沒有屈服；在血與火、生與死的邊緣，她始終挺直脊梁。

那塊藏在草叢中的懷表，不只是她與愛人譚壽林的回憶，更是一枚沉默的信仰徽章。

這是一個女地下黨的傳奇，更是一位共產(chǎn)黨員對信仰最極致的堅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