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知識、思想與信仰：《中國思想史·修訂本》首發(fā)式暨學術研討會”在上海社會科學館舉行。研討會由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lián)合會、商務印書館、復旦大學主辦，商務印書館上海分館、上海社聯(lián)《探索與爭鳴》編輯部、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承辦。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教授周質(zhì)平，上海師范大學古籍所教授虞云國，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教授白謙慎，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王曉明，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雷頤等三十多位專家學者參與討論《中國思想史》如何重建思想史寫法、思想史的意義等議題。

10月22日，“知識、思想與信仰：《中國思想史·修訂本》首發(fā)式暨學術研討會”新書首發(fā)式現(xiàn)場。主辦方供圖

在該書的新書首發(fā)式上，復旦大學副校長汪源源指出，《中國思想史》是中國現(xiàn)代學術史上具有廣泛影響力的經(jīng)典著作，豐富并更新了學界對傳統(tǒng)中國思想的理解和敘述，影響了國際漢學界對中國的認識。商務印書館總編輯葉軍主持首發(fā)式并表示，《中國思想史》引領無數(shù)讀者進入中國思想廣博深邃的世界，經(jīng)過25年的沉淀、爭鳴，更是成為一個學術符號，標志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術思想的變化，也見證了一個學者的成長史。葛兆光教授以新資料激活新思考、以新觀念撬動舊傳統(tǒng)，他將出土文獻與邊緣史料納入視野，將“一般思想”從背景推向前臺，這種治學路徑至今仍具有啟示意義。

《中國思想史》為葛兆光學術奠基之作，以個人的觀察角度與理解視野，對中國知識、思想與信仰的歷史進行描述與研究。此次《中國思想史》歷經(jīng)25年后出版修訂版，作為該書的作者，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葛兆光表示，《中國思想史》討論的是1895年以前中國的知識、思想和信仰的變遷過程，這部書與傳統(tǒng)思想史、哲學史著作的差異體現(xiàn)在以下幾方面：第一，較多著墨于“一般知識、思想和信仰”，改變僅僅圍繞精英與經(jīng)典的傳統(tǒng)模式，關注影響社會生活的常識，力圖描述一個時代實際的思想趨勢，比如用官私目錄、儒道佛類書和經(jīng)書注疏還原隋唐之際的思想、知識與信仰全貌，避免思想史懸浮在半空中。第二，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努力拓寬史料范圍，運用考古資料、圖像資料、日書皇歷、家規(guī)家訓、童蒙讀物、宗教善書、造像題識、戲曲小說等邊緣資料，這是過去思想史著作不常用，但更能反映活的思想的資料。

第三，注重“知識”和“思想”之間的關聯(lián)，強調(diào)自然知識、歷史知識，是思想合理性的基礎，為什么中國人要說“天經(jīng)地義”，要說“先王之道”，就是因為思想要靠這些東西來支持它的權威性。第四，不再簡單地以人、書、派設立章節(jié)，而是采取精神史或思潮史的方式，更注重思想的變遷及其背后的政治和社會原因，同時也重視過去忽略的思想空白，認為反智之智、無思之思、不信之信也是很重要的，思想史不應當有空白，斷裂正好是深刻的連續(xù)。第五，正視思想史“背陰面”，在歷史上不僅關注加法而且關注減法，反思被忽略的背陰面。葛兆光認為，人文學術研究不全是“百米賽跑”，也是馬拉松，要跑長長的42.195公里才能看到最后的風景。此次修訂本中，關于“一般知識、思想和信仰是不是應該寫入思想史”“思想史是不是要關心思想的制度化、常識化和風俗化”“知識史怎么樣和思想史對接”“沒有精彩思想的時代是不是也可以寫思想史”這樣一些話題，都曾引起國際和國內(nèi)的討論，這正是他修訂本出版時看到的“終點最好的風景”。

《中國思想史》與《中國思想史·修訂本》。

進入學術研討環(huán)節(jié)，周質(zhì)平表示，葛兆光的研究深刻體現(xiàn)了中國學者特有的“同情之了解”與“與立說之古人處于同一境界”的學術傳統(tǒng)。相較于海外漢學家常將中國歷史視為客觀對象的研究視角，葛教授的著作始終立足于對當下的深切關懷，延續(xù)了胡適以降以現(xiàn)實問題為導向的學術脈絡。虞云國聚焦“在中國思想史研究范式的延長線上”話題，集中探討了葛兆光教授及《中國思想史》對范式的自覺和推進：自覺將“一般知識、思想、信仰”納入思想史研究；推進思想史資料上的全新取向；建立“把思想史和社會史、制度史、知識史、教育史、生活史以及風俗史溝通起來的寫法”，體現(xiàn)了本書的方法、角度與價值。

白謙慎談論了思想史與藝術史之間的深層聯(lián)系。他指出，《中國思想史》所涉史料非常豐富，不僅包括文字文獻、歷史人物，還廣泛涵蓋道教與佛教圖像、帛畫、壁畫等，這些材料不只是思想史上的，也是藝術史上的，顯示出跨學科的視野，更為藝術史研究學者提供了堅實開闊的思想史脈絡。王曉明聚焦于書中有關“1895年前后”的論述，認為其中對精英思想與“社會心情”之間的互動關系的梳理，體現(xiàn)了對于思想史研究范式的推進。他特別以其中有關“富強”成為“文明”標準這一關鍵性轉(zhuǎn)變的論述為例，強調(diào)好的思想史著作不但能清晰地梳理過去，更能有效地對當下提問，顯示思想與時代之間的持續(xù)互動。雷頤現(xiàn)場分享了《中國思想史》寫作及完成背景。他指出，正是葛兆光教授對日常經(jīng)驗與普遍觀念的深入挖掘，使《中國思想史》超越了傳統(tǒng)以精英和經(jīng)典為中心的敘述框架，成功建構(gòu)了一部扎根于社會肌理的思想史，生動呈現(xiàn)出綿延于歷史長河中的集體精神面貌。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鄒振環(huán)指出，《中國思想史》是一種上下貫通的中國思想通史的寫作，實現(xiàn)了中國思想史書寫的“典范轉(zhuǎn)移”。該書突破傳統(tǒng)以精英思想家為主線的寫法，將思想置于知識史與信仰史的宏觀背景中重新串聯(lián)，激活了中國思想史的表述新形式，是一種全新的中國思想史探索。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郭長剛認為，歷史上中國對“善的生活”“善的秩序”有獨具特色的實踐和思想，中國思想史具有世界意義。郭長剛還從全球史視角，將1895年甲午戰(zhàn)敗后的中國與1839年戰(zhàn)敗后的奧斯曼帝國對比，認為二者的發(fā)展路徑相似，葛兆光的研究有世界史旁證，具有普遍意義。

上海市社聯(lián)黨組書記、專職副主席王為松認為，《中國思想史·修訂本》遠非一次簡單的文本修訂，其規(guī)模與深度足以被視為一部值得期待后續(xù)的“第二版”。這部著作構(gòu)建了一套影響深遠的敘述語言，它幾乎重新劃定了后代學人理解中國思想史的邊界。其卓越貢獻不僅在于宏大的創(chuàng)新，更在于精辟的“歸位”——它如同一位卓越的“編輯”，將歷史上近六百位重要的思想家與學者，系統(tǒng)地安置于思想演進的宏大脈絡之中，使他們成為中國思想史的“記錄者”。這部巨著背后，蘊含著為“中國式現(xiàn)代化”探尋思想根基的深刻現(xiàn)實關懷。

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王東杰指出，該書的意義在于讓“不思”的思想史成為可能。王東杰提出，“不思”是思想與生活的常態(tài)，其形式有二：一是人們應對日常問題時的本能反應，二是思想家構(gòu)建系統(tǒng)思想的出發(fā)點。葛兆光的研究能讓人們認清自身所處時代的思想邊界及其變化。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包剛升談論了該書對政治學科的意義：其一，書中“一般知識、思想和信仰”的研究新范式為政治學研究提供啟發(fā)；其二，書中關于政治與一般思想互動的論述，提供了更廣闊的思想背景；其三，其關注民間思想、習俗等的研究方法為理解中國古代政治文化和觀念世界開辟了新路徑。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唐小兵結(jié)合其對葛兆光的學術歷程和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論指出：第一，《中國思想史》展現(xiàn)了一個動態(tài)而非靜態(tài)的思想史研究；第二，《中國思想史》的寫作是儒釋道三種文化傳統(tǒng)互為參照的交錯過程；第三，書中關切整個中國歷史文化的演進中“文化和權力”、權力和權威彼此纏結(jié)和對峙的關系；第四，依托于多元豐富歷史文獻所構(gòu)成的歷史脈絡感特別強烈；第五，《中國思想史》既是授人以魚，更是授人以漁，以一種多面和立體的方式呈現(xiàn)了思想史書寫的旨趣、方法和技藝。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主任、教授仇鹿鳴表示，《中國思想史》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它不僅在學術上以“一般知識思想”的視角重構(gòu)了思想史敘事，更在其出版之初便以深刻的問題意識，超越了專業(yè)領域，引發(fā)了整個知識界的廣泛閱讀與共鳴。它所承載的、那種將學術研究與現(xiàn)實關懷緊密相連的公共品格，在當今學科日益精細化的背景下，顯得尤為珍貴并富有啟發(fā)性。

記者/何安安

編輯/何也

校對/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