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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注定是意義非凡的一年——這一年，我們迎來了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勝利80周年的莊嚴時刻。

與此同時，這一年也充滿了哀思。除了再次目送抗戰(zhàn)老兵群體逐漸遠去的身影，我們也痛失了科學泰斗楊振寧先生。

就在近日，又一位值得全體國人銘記的英雄悄然離世。他正是被譽為“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第一人”和“華夏基因守護先鋒”的童增先生。

那么，這位鮮為人知卻影響深遠的人物，究竟為中國、為民族做出了怎樣的貢獻？

一、薪火相傳

提到“童增”這個名字，或許許多讀者并不熟悉。但在近代中國波瀾壯闊的歷史長河中，他的家族早已鐫刻下不可磨滅的印記。

童增出生于重慶，這座位于川東的戰(zhàn)略重鎮(zhèn)，自古便是巴蜀文化與荊楚文明交匯之地。

了解晚清史的朋友應當知曉，正是由于清廷試圖強行收回四川民眾集資修建的鐵路權益，激起了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這一事件直接成為武昌起義爆發(fā)的重要導火索。

而在這場改寫中國命運的革命浪潮中，童家三兄弟——童傳鈞、童陸生、童邱龍——全部投身其中，為推翻腐朽的清朝統(tǒng)治獻出了自己的力量。

其中，童增的祖父童傳鈞早年加入國民黨，在行政院與財政部任職期間展現(xiàn)出卓越才干，深得蔣介石賞識，并于1948年參與蔣經國主導的“上海打虎”反腐行動。

然而，這場聲勢浩大的整頓最終未能撼動根深蒂固的腐敗體系，以失敗告終。目睹這一切后，童傳鈞徹底失望，毅然退出國民黨體制。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周恩來總理的親自關懷下，他重新投身國家建設事業(yè)，繼續(xù)發(fā)光發(fā)熱。

相較之下，他的兩位弟弟童陸生與童邱龍則更早認清了國民黨的本質，選擇堅定地走向共產黨陣營，為新中國的誕生立下了不朽功勛。

童陸生曾在延安擔任中央軍委一局局長，1945年作為“三人小組”成員之一，隨同周恩來總理赴重慶、南京參與國共談判，肩負重大使命。

童邱龍則長期服役于解放軍部隊，曾任濟南軍區(qū)炮兵副政委，戎馬一生。

值得一提的是，童氏家族世代書香，藏書豐富，家中曾珍藏上百幅歷代名家書畫作品，其中包括明代董其昌、清代鄭板橋的真跡，藝術價值極高。

但新中國成立之初，童邱龍毫不猶豫地將這批無價之寶無償捐獻給國家，彰顯出高尚的家國情懷。

正是這樣深厚的紅色血脈與家國擔當，讓童增自幼便對抗日戰(zhàn)爭有著更為深刻的認知。

再加上抗戰(zhàn)時期，四川與重慶尚未分治，共屬一體。當年三百余萬川軍出征抗日，重慶籍子弟幾乎占到三分之一，無數家庭因此破碎流離。

在此，向所有浴血奮戰(zhàn)的老兵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那么，童增又是如何走上為受害者爭取正義之路的呢？

二、討個公道！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之后，作為軸心國的主要戰(zhàn)敗國，德國與日本均被國際社會要求承擔戰(zhàn)爭賠償責任。

德國對此態(tài)度明確，不僅向受害國家支付巨額賠款，還對個人受害者及企業(yè)進行了長達數十年的補償，直至2011年才基本完成相關義務。

反觀日本，則始終采取回避、推諉甚至否認的態(tài)度，堪稱典型的“賴賬者”。

根據戰(zhàn)后初步估算，日本本應向中國賠償不少于216億美元。

可1951年，在中國未被邀請參會的情況下，美國單方面主導《舊金山和約》，擅自替中國放棄了對日索賠權利。

更令人憤慨的是，當時盤踞臺灣的蔣介石政權竟事后追認了這一非法協(xié)議，完全無視大陸人民的正當訴求。

對此，新中國政府堅決不予承認。毛澤東主席親自主持整理日軍侵華罪行檔案，并提出新的索賠金額：1200億美元！

然而到了1972年，國際形勢發(fā)生劇變——中蘇關系破裂，百萬蘇軍陳兵邊境；與此同時，尼克松訪華標志著中美關系破冰，日本也希望借此契機與中國建交。

出于戰(zhàn)略考量，中國政府最終宣布：“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國的戰(zhàn)爭賠償要求?！?/p>

毛主席用一句古語解釋此舉：“東和孫權，北拒曹魏”，意即聯(lián)合次要敵人，對抗主要威脅。

需要強調的是，中國政府所放棄的僅限于國家層面的官方賠償請求權。

至于因日軍暴行而遭受傷害的普通民眾，他們依法享有的民事索賠權利并未消失。

戰(zhàn)爭賠償分為兩個維度：一是國家間的戰(zhàn)爭賠款，二是民間個體的損害求償。后者并不因前者放棄而自動失效。

正是這一關鍵區(qū)別，被童增在1990年敏銳捕捉到。

受歐洲二戰(zhàn)受害者持續(xù)維權成功的啟發(fā)，他撰寫并公開發(fā)表了一篇長達萬余字的呼吁書——《中國要求日本受害賠償刻不容緩》。

這份萬言書中首次系統(tǒng)提出：必須將國家賠償與民間索賠區(qū)分開來。

它為中國廣大戰(zhàn)爭受害者提供了堅實的法理依據，點燃了民間索賠運動的燎原之火。

文章一經發(fā)布，立即在全國引發(fā)強烈反響。

短短時間內，來自全國各地的幸存者及其家屬寄來了上萬封信件，訴說著那段不堪回首的血淚經歷。

這些信件后來被稱為“童增書簡”，成為中國近代史上最為沉重的記憶載體之一。

面對這些浸透淚水的文字，童增內心燃起強烈的使命感。他隨即開始系統(tǒng)梳理受害人群體規(guī)模與損失程度。

1991年全國兩會期間，他正式向全國人大提交建議案，明確提出日本應對中國民間受害者支付總計1800億美元的賠償金。

次年，他又致函日本政府，要求歸還從中國掠奪的文化遺產。

據日本官方統(tǒng)計數據顯示，二戰(zhàn)期間至少有360萬件中國文物被劫掠出境，至今多數仍未返還。

同年，他還代表七名中國“慰安婦”受害者，將她們的控訴材料遞交至日本駐華使館，打響了民間集體索賠的第一槍。

1994年，在童增不懈奔走推動下，由日本民主法律家協(xié)會牽頭組成的法律調查團訪華，開始對中國二戰(zhàn)受害者進行實地取證與案件調研。

這標志著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訴訟正式在日本本土拉開帷幕。

在他的努力下，包括三菱、三井在內的多家曾強征中國勞工的日企，陸續(xù)被迫承認歷史罪責，并向受害者支付謝罪金。

更重要的是，許多原本瀕臨湮滅的日軍暴行證據，因童增的堅持得以保存下來，成為警示后人的鐵證。

除了為戰(zhàn)爭受害者伸張正義，他在另一個領域同樣作出了前瞻性貢獻。

三、華夏基因捍衛(wèi)者

喜歡閱讀科幻作品的人可能聽說過“基因戰(zhàn)”的概念。

盡管上世紀尚無確鑿證據表明此類武器已投入實戰(zhàn)，但基因數據作為關乎民族生存安全的戰(zhàn)略資源，其重要性早已不容忽視。

事實上，自20世紀90年代起，美國軍方就已秘密啟動針對亞洲人群，尤其是華人基因信息的大規(guī)模采集計劃。

而當時的國內社會，對此類風險普遍缺乏警惕。

1998年，一場名為“中國長壽老人健康調查培訓活動”的項目悄然展開。該項目由美國國立衛(wèi)生研究院資助，杜克大學聯(lián)合歐洲機構實施，部分中國單位提供協(xié)助。

活動中采集了多達4000份中國高齡老人的血液樣本。

關鍵時刻，童增察覺異常，公開疾呼：“這是在掠奪中國的基因資源！”

在他的強烈反對與輿論壓力下，這批珍貴生物樣本最終未能流出境外。

此后，他對西方潛在的基因竊取行為始終保持高度警覺，并多次成功阻斷類似企圖。

2003年非典疫情過后，憂心忡忡的童增于2004年出版專著《最后一道防線：中國人基因流失憂思錄》，書中尖銳指出：西方極有可能利用基因技術開發(fā)針對特定族群的定向生物武器。

彼時，不少人認為他的觀點過于超前甚至夸張。

然而時間給出了答案。

2023年10月，中國國家安全部門在其官方平臺發(fā)布重磅文章——《是誰將基因資源“武器化”？又是誰在千方百計地竊取物種資源？》

文中明確披露：美國長期以“科研合作”為掩護，通過招募志愿者等方式，秘密研究專門針對中國人群體的靶向基因武器。

此外，2022年俄烏沖突爆發(fā)后，俄羅斯軍隊在烏克蘭境內查獲大量由美國支持的生物實驗室，其中涉及基因編輯與種族特異性病原體研究內容。

更加令人深思的是，早在1958年，毛澤東主席就已預見到此類威脅，曾委托著名遺傳學家談家楨開展相關研究，以防外敵利用生物手段危害中華民族安全。

事實證明，那一代偉人的眼光何其深遠。

只可惜，歲月無情。

1976年，毛主席與世長辭，舉國悲慟；

而在2025年10月25日，童增這位畢生致力于維護民族尊嚴、守護基因安全的戰(zhàn)士，也永遠閉上了雙眼。

結語：

八十年光陰流轉，抗日戰(zhàn)爭的硝煙雖已散盡，但那段慘痛的歷史不應被淡忘。

如今，親身經歷過日軍暴行的幸存者正逐年減少，許多人已經離世。

但這絕不是我們遺忘過去的理由。

銘記歷史，并非為了延續(xù)仇恨，而是為了讓無辜犧牲的靈魂得到應有的尊重。

是為了給那些從未等來道歉的受害者討回遲來的公道。

更是為了讓每一個中國人牢記：落后就要挨打，自強才能自立！

文章信息來源：

中國新聞網：童增逝世 享年69歲 “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第一人”

中國青年報：童增：“人類遺傳資源管理條例”有利于國家安全

新京報：童增逝世,系民間對日索賠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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