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0日，臺北馬場町刑場響起了槍聲。

當天下午，一個家庭坐在收音機前，聽到了那個讓他們心驚膽戰(zhàn)又松了一口氣的消息。

養(yǎng)母死了，他們安全了。

這場悲劇里，阿菊一家真的只是被迫卷入的無辜者嗎？當一個人為了活命主動送另一個人上刑場，這算自保還是算謀殺？

朱楓來臺灣之前，阿菊特地跟左鄰右舍打過招呼，說自己的親姑媽要來住一陣子。

這個說法聽起來挺正常，畢竟誰家沒個親戚來往。

鄰居們也沒多想，看著這位穿著得體、舉止優(yōu)雅的中年女士進了阿菊家的門。

朱楓對這個養(yǎng)女一家向來很好。

她不是那種只掛個名分就不管不顧的養(yǎng)母，逢年過節(jié)總會想著給阿菊家里添置些東西。

這次來臺灣，臨走前還專門送了塊玉給阿菊，又留下一筆錢。

這些舉動在當時看來就是普通的長輩關心晚輩，可現(xiàn)在回想起來，倒像是在交代后事。

阿菊收下那塊玉的時候心里是高興的。

養(yǎng)母對自己這么好，誰不感激？孩子們圍著朱楓轉，叫得親熱。

那段日子表面上看起來其樂融融，一家人和和氣氣。

可誰能想到，這份表面的和睦下面，暗流早就開始涌動了。

朱楓自己似乎察覺到了什么。

她離開前的那些舉動，送玉、留錢，都帶著一種說不清的慎重。

她是不是已經預感到這趟臺灣之行兇多吉少？還是說她早就做好了犧牲的準備？這些問題現(xiàn)在已經沒人能回答了。

王昌誠在電訊局工作，這個位置在那個年代很敏感。

他每天接觸各種信息，對政治風向的嗅覺比普通人敏銳得多。

朱楓剛到臺灣沒多久，王昌誠就察覺到了不對勁。

養(yǎng)母突然來訪，沒有明確的理由，行蹤又有些神秘，這讓他起了疑心。

他開始旁敲側擊地問阿菊。

阿菊起初還護著養(yǎng)母，說人家就是來看看我們，住不了多久就走。

王昌誠不死心，繼續(xù)追問朱楓在大陸的情況，問她最近都在做什么，認識些什么人。

阿菊被問煩了，加上丈夫一直強調"咱們得為孩子想想"，最后還是松了口。

她告訴王昌誠，朱楓之前在舟山有個落腳點。

這個信息一說出口，阿菊自己可能都沒意識到這意味著什么。

王昌誠聽完后沉默了很久，那種沉默讓人心里發(fā)慌。

他在盤算，在權衡，在做一個關乎全家命運的決定。

孩子們在屋里玩鬧，完全不知道大人們在商量什么。

阿菊看著丈夫的臉色，心里也開始害怕起來。

她隱約猜到了王昌誠要做什么，可她沒有阻止。

恐懼讓她選擇了沉默，選擇了站在丈夫這一邊。

王昌誠做了決定。

他沒有選擇保持沉默，沒有選擇裝作什么都不知道，而是主動找到了上級。

他詳細匯報了朱楓的情況——什么時候來的，住在哪里，之前在舟山的落腳點在哪兒。

每一個細節(jié)都說得清清楚楚，像是生怕漏掉什么重要信息。

這份報告等于給朱楓判了死刑。

那個年代的臺灣，對共產黨地下工作者是什么態(tài)度，王昌誠心里清楚得很。

他知道這份報告意味著什么，知道朱楓會面臨什么樣的結局。

可他還是遞上去了。

他后來是怎么面對阿菊的？兩個人晚上躺在床上，會不會聊起這件事？阿菊有沒有問過他"養(yǎng)母會不會有事"？王昌誠又是怎么回答的？這些細節(jié)現(xiàn)在都無從得知了。

我們只知道，他們做出了選擇，一個用別人的命換自己平安的選擇。

朱楓被捕后，案子辦得很快。

那些追查下來的線索，那些被挖出來的情報網絡，有多少是從王昌誠提供的那個舟山落腳點順藤摸瓜找到的？沒人統(tǒng)計過，也沒必要統(tǒng)計了。

反正結果就是，朱楓被定性為"紅色女諜"，等待她的只有死刑。

朱楓被關押期間，阿菊一次監(jiān)獄都沒去過。

不是去不了，是不敢去。

她怕被人看見，怕被人問起，怕把自己和養(yǎng)母的關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鄰居們問起"你那位姑媽呢"，阿菊含糊其辭地說"回去了"，然后趕緊岔開話題。

監(jiān)獄離阿菊家其實不算太遠，坐車也就一個多小時。

可這段路對阿菊來說，比去大陸還要遙遠。

她每天照常買菜做飯，照顧孩子，好像什么事都沒發(fā)生。

可夜深人靜的時候，她會不會想起朱楓送給她的那塊玉？會不會想起養(yǎng)母離開前看她的那個眼神？

王昌誠更是絕口不提這件事。

他在單位照常上班，該干什么干什么。

同事們問起他家里那位親戚，他也說走了。

誰都不知道，這個看起來老實本分的電訊局職員，剛剛把自己的親人送上了絕路。

朱楓在監(jiān)獄里會想什么？她會怨恨阿菊一家嗎？還是她早就料到了這個結局，所以臨走前才要送玉留錢，算是最后的交代？這些問題困擾了很多研究這段歷史的人，可永遠都不會有答案了。

因為朱楓沒有留下任何遺言，或者說就算留下了，也不可能流傳出來。

1950年6月10日下午，阿菊家的收音機打開著。

這在當時很正常，家家戶戶都習慣聽廣播，了解外面的消息。

可這天下午播出的新聞，讓阿菊一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播音員用那種特有的腔調，宣讀著當天在馬場町刑場處決的"匪諜"名單。

名字一個接一個地念出來，每念一個，就意味著一條人命消失了。

念到朱楓的名字時，阿菊的手抖了一下。

她在擇菜，一把青菜掉在了地上。

王昌誠坐在一邊，臉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孩子們還不懂事，繼續(xù)在屋里跑來跑去。

只有夫妻倆知道，那個被槍斃的"匪諜"，就是前不久還住在他們家，給孩子們買糖吃的"親姑媽"。

收音機繼續(xù)播著，阿菊彎腰去撿地上的菜。

她的眼淚掉下來了，可不知道是因為傷心還是因為害怕。

王昌誠點了根煙，深深吸了一口。

他們心里在想什么？是松了一口氣覺得危險終于過去了？還是感到愧疚和自責？恐怕兩種情緒都有，混雜在一起，讓人說不清道不明。

這一天過后，阿菊家再也沒人提起過朱楓。

就好像這個人從來沒有存在過，從來沒有來過這個家。

那塊玉被藏了起來，朱楓留下的錢花得一點不剩。

他們用這些錢給孩子買了新衣服，添置了家具，日子繼續(xù)往前過。

朱楓被處決后，遺體的處理一直是個問題。

當局不會主動聯(lián)系家屬，更不會舉辦什么葬禮。

那些被槍斃的"匪諜"尸體，通常草草埋在亂葬崗，或者干脆火化了算完。

阿菊知不知道養(yǎng)母的骨灰在哪里？就算知道，她也不敢去認領。

去認領就意味著承認關系，承認自己跟一個"紅色女諜"有牽連。

在那個年代，這種牽連能毀掉一個家庭。

孩子上不了好學校，大人丟掉工作，全家被街坊鄰居指指點點，這些后果阿菊想都不敢想。

王昌誠更不可能讓她去。

他好不容易通過告密洗清了嫌疑，證明了自己的"忠誠"，怎么可能允許妻子這時候去給朱楓收尸？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臉嗎？不是給當局添麻煩嗎？

朱楓的骨灰就這么不知所蹤了。

沒人知道它被放在了哪里，也沒人去尋找。

一個為革命犧牲的地下工作者，連一個完整的墓地都沒有，連一炷香都沒人上。

她的養(yǎng)女一家安安穩(wěn)穩(wěn)地生活著，用她的死換來的平安生活著。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xù)了幾十年。

阿菊一家從來不提這件事，外人也不知道他們跟朱楓的關系。

日子就這么平平淡淡地過著，好像什么都沒發(fā)生過。

時間到了幾十年以后，朱楓被追認為烈士。

那些當年被處決的地下工作者，一個個得到了平反和表彰。

朱楓的事跡被寫進了黨史，她的照片被掛在了紀念館里。

阿菊和王昌誠聽到這個消息時，已經是兩個白發(fā)蒼蒼的老人了。

他們的孩子長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業(yè)。

那段往事似乎已經被時間沖淡，可當"烈士"這兩個字出現(xiàn)時，所有的記憶又重新涌了上來。

阿菊開始失眠。

她總是在深夜醒來，想起朱楓臨走前看她的眼神，想起那塊玉，想起收音機里播出死訊的那個下午。

愧疚像蟲子一樣啃噬著她的心，讓她日漸憔悴。

王昌誠也不好過。

他從當年那個壯年漢子變成了佝僂的老頭，走路都不穩(wěn)了。

可心里的負擔比身體的衰老更沉重。

他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知道自己的選擇意味著什么。

那份遞上去的報告，那些提供的情報，直接導致了朱楓的死。

他們從來沒有對外人說過這些。

孩子們不知道，鄰居們不知道，所有人都以為他們只是普通的退休老人。

可他們自己心里清楚，他們欠朱楓的，這輩子都還不清了。

朱楓成了英雄，成了被紀念的烈士。

阿菊夫婦成了什么？他們算受害者嗎？好像也說不上，畢竟他們活得好好的，享受著天倫之樂。

他們算加害者嗎？他們會說自己只是為了自保，為了孩子，沒有選擇。

可事實就是，他們的告密直接導致了朱楓的死。

這對夫妻在愧疚中度過了余生。

每次看到關于烈士的報道，每次聽到有人提起那段歷史，他們都會心虛地低下頭。

他們用朱楓的命換來的平安，最終變成了一生的折磨。

阿菊夫婦確實不是十惡不赦的壞人，他們只是想活下去，想保護自己的孩子。

可問題在于，保持沉默和主動告密是兩回事。

他們本可以裝作什么都不知道，本可以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可他們選擇了后者。

王昌誠那份詳細的報告，那個舟山的落腳點，直接把朱楓送上了絕路。

這已經不是自保，而是以別人的命換自己的安全。

人性在極端環(huán)境下會暴露出最真實的一面，這對夫妻做出了他們的選擇，也承擔了一輩子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