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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對韓國電影《兇降喜訊》的預期是好好講一下歷史，展示一下災難的過程，但發(fā)現(xiàn)這其實不是那種電影。

傳統(tǒng)的災難事故場景，也就是劫機事件本身，在影片中被有意識地淡化了，導演真正想講的，是另外的東西。

《兇降喜訊》

故事受到了1970年3月31日發(fā)生的日本航空351號航班劫機事件的啟發(fā)，這是不用質疑的。

歷史告訴我們，事件的實施者是九名日本激進組織赤軍派的成員。這些成員非常年輕（年齡在17至27歲之間），他們攜帶的武器包括武士刀、手槍和自制炸彈。

這趟航班是一架波音727飛機，原定執(zhí)行從東京到福岡的國內航線。劫機者的最初要求是飛往古巴哈瓦那，希望在那里接受游擊戰(zhàn)訓練。然而，由于飛機燃料不足以飛越大洋，目的地被迫改為朝鮮平壤。飛機在福岡機場中途降落加油，期間釋放了23名婦孺人質。

影片在處理這段歷史時做出了一個關鍵的選擇，它刻意淡化了劫機者的意識形態(tài)嚴肅性及其行動能力。真實歷史中的「淀號」劫機者是臭名昭著的武裝分子，但影片中的劫機者卻被描繪為完全不自量力的，又天真，又缺乏規(guī)劃和常識。

《兇降喜訊》

這種從威脅到鬧劇的轉變，將名義上的恐怖分子塑造成喜劇化的、缺乏效率的理想主義者，卞成賢成功地轉移了敘事焦點。

影片中真正的危險和荒誕，并非來自那些揮舞刀劍的年輕激進分子，而是來自那些身著西裝、毫無骨氣，又懦弱的政府官員。

電影的諷刺鋒芒更尖銳地指向了既有的權力結構，包括韓國、日本、美國，而非革命者本身。

無論是在真實歷史還是在電影中，事件的核心荒誕性都集中在金浦國際機場平壤欺騙行動。歷史事實是，韓國當局確實試圖欺騙劫機者，引導他們在首爾的金浦機場降落，并倉促地將機場偽裝成平壤機場的模樣。

影片忠實地再現(xiàn)了這一歷史鬧劇中的諸多荒誕細節(jié)：例如現(xiàn)場懸掛朝鮮國旗、士兵穿著朝鮮軍服、劫機者因看到一名美國黑人士兵而識破騙局，以及日本政府為配合這場鬧劇而提供了一張來自中學教科書的粗糙地圖。

盡管影片的主體情節(jié)緊隨歷史事實，但其主要角色均被刻意虛構化。徐高名中尉這一角色的原型，是基于當時真實執(zhí)勤的空中交通管制員蔡熙錫的證詞。而「某甲」則是一個完全虛構的角色，他代表了國家機器中那只看不見的手。

影片中包含一個極為重要且刻意的時代錯亂。片中角色詳細討論了日本拳擊漫畫《明日之丈》的結局及其著名的最后一句臺詞。然而，這一情節(jié)在歷史上是不可能的：該漫畫在1970年時仍在連載，直到1973年才完結。

《明日之丈》的時代錯亂并非導演的失誤，而是一種精心的元文本設計。在一部如此執(zhí)著于真相與謊言辯證關系的電影中，如此明顯的歷史錯誤，是一種有意為之的信號。正如影片開場的旁白神秘地警告觀眾不要相信事件的可靠性一樣，這個時代錯亂也在提醒觀眾：影片本身并非歷史的復述，而是一種建構。

它告訴我們，我們所目睹的歷史故事，與影片中那個虛假平壤的布景一樣，都是被制造出來的。這強化了影片的核心主題——歷史并非發(fā)生了什么，而是講述了什么。

導演卞成賢說過，歷史情況本身就像一場喜劇。所以他決心避免拍攝一部傳統(tǒng)的驚悚片。他認為我們已經看過太多那樣的東西了，因此，他刻意省略了劫機事件的激烈開端，轉而聚焦于一個戴著耳塞、全程睡過了劫機宣告的乘客。

影片的真正焦點是來自多國政府倉促忙亂且通常毫無骨氣的中層管理人員的反應。他生動地刻畫了美國、日本和韓國官員的懦弱和冷漠，他們試圖將這場潛在的國際羞辱的責任，像燙手山芋一樣扔給別人。

據(jù)卞成賢所說，這正是影片在歷史基礎上發(fā)揮最多自由度的地方，也就是通過虛構人物來填充這個官僚主義的混亂漩渦。

它本質上不是一部歷史劇，而是一部當代政治寓言。卞成賢說，在創(chuàng)作時，他對不斷從新聞中聽到的事情感到精疲力竭，甚至近乎憎恨。他希望通過1970年的這起事件，找到一種講述當今故事的方式，并評論當下政治環(huán)境中令人恐懼的荒誕性。

1970年的毫無骨氣的中層管理直接影射了2025年的政治領導層。導演認為現(xiàn)實政治的荒誕事件層出不窮，以至于無論你多有創(chuàng)造力，你都無法擊敗現(xiàn)實。

這部電影試圖利用歷史的距離感，對當下的政治景觀（尤其是韓國國內的政治）進行尖銳的批判。

它的諷刺是全方位的，取笑了每一個人……無論是韓國還是朝鮮、日本、美國、共產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等等。很多觀眾說，卞成賢花在斥責自己政府及其盟友上的時間，比花在斥責赤軍派上的時間還多。

這是一種「等效諷刺」的策略，最終達到了批判冷戰(zhàn)邏輯本身的目的。它暗示，意識形態(tài)上的「英雄」和「惡棍」只是同一枚荒誕的、自私的、無能的硬幣的兩面。

影片的主題核心是真相和謊言之間的辯證斗爭。

因此，導演將敘事建立在「捏造的新聞」和「權力的謊言」之上。影片最終提出的問題，不是什么是真相？而是誰有權建構真相？以及誰有權書寫官方敘事？

作為這一主題的高潮，那些真正解決了危機的主角——高名和「某甲」，他們最終的結局是沒有獲得認可，而是為了國家更大的利益被從歷史上抹去。

片名《???》(Good News)本身就是一個強烈的諷刺。這個向公眾報道的好新聞，是一個經過精心修飾和捏造的敘事。表面上看起來是一次成功的行動，一個好新聞故事，實際上卻隱藏著操縱和真相的缺失。

「歷史」最終被簡化為那個被報道的「好新聞」。在這個最終版本中，所有由無名之輩完成的看不見的工作和憤世嫉俗的操縱都已被刪除。因此，「好新聞」是通過省略而構成的謊言。

卞成賢導演拍這部電影的主要動機，并非回顧歷史，而是評論當下的政治時刻。

在「假新聞」和媒體操縱話語泛濫的時代，這部電影提出了一個尖銳的當代問題：如果政府決定了什么是真、什么是假，那么真相還真的存在嗎？

許多評論將這部電影和當下的「假新聞」危機聯(lián)系起來，暗示我們現(xiàn)在生活在一個「后真相」時代。

然而，卞成賢通過將這個故事設置在1970年——一個遠早于互聯(lián)網的時代，向我們展示了完全相同的機制（國家的欺騙、捏造的新聞、官方敘事的操縱），實際上是在論證：「后真相」是一個偽概念。

在政治領域，「真相」一直都是一個「故事」，一個由權力建構的敘事。

影片利用1970年作為一面鏡子，好像在說，我們當下所處的荒誕政治現(xiàn)實并非歷史的例外，而是歷史的常態(tài)。

最終，影片將那個未解的問題拋給了觀眾。辨別誰有權建構真相的任務，被轉移到了銀幕外的觀眾身上。

總的來說，《兇降喜訊》是一部極度犬儒主義的作品。它暗示，盡管英雄式的個人行為可以拯救生命，但在宏大、官方的敘事中，這些行為注定是無意義的。

歷史終將被國家機器為了自身的更大利益而改寫。「好新聞」是那個最終被拋光打磨的謊言，而這部電影本身，則是一次挖掘與打撈，試圖尋回那些被刪除的、混亂的、人性的、不合時宜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