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導報 一周話題

作者：楊文凱

11月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國會答辯時，公然宣稱“臺灣有事”可能構成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tài)”，日本可行使集體自衛(wèi)權，暗示了武力介入臺海局勢的可能。高市此言既出，徹底顛覆了日本歷屆政府都在臺灣問題上保持高度審慎和戰(zhàn)略模糊的現狀，引爆了外交狂潮，招致中方的嚴正交涉和強烈抗議。高市早苗上任不到一個月，即引發(fā)嚴重外交翻車事件，極大地損害了中日關系。

回顧歷史，進入21世紀以來的中日關系起伏不定，在過去20多年時間里經歷了三次大型翻車事件，皆為日方挑事，中方反制。

第一次是小泉純一郎首相在2001年4月上任后，作為日本內閣總理大臣連續(xù)5年參拜靖國神社，在歷史問題上踐踏了中國的底線；第二次是在2012年9月11日，民主黨的野田佳彥政府與“私人島主”簽署購島合約，對釣魚島實行“國有化”，單方面破壞了中日之間就領土紛爭達成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fā)”的共識；第三次是2025年11月7日，高市早苗作為現任日本首相首次把“臺灣有事”與行使“集體自衛(wèi)權”掛鉤，暗示日本可能武力介入，在“臺灣問題”上挑戰(zhàn)了中國的核心利益。

一直以來，中日關系都遵循四個政治文件確立的基本原則，即1972年《中日關于恢復邦交正?；穆摵下暶鳌?、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1998年《中日聯合宣言》、2008年《關于推進戰(zhàn)略互惠關系的聯合聲明》。這些文件奠定了中日關系發(fā)展的政治基礎，為兩國關系提供了指導和遵循。中日邦交正?；?0多年來，中日關系的主要障礙包括：歷史遺留問題、領土爭端、臺灣問題，以及近來的戰(zhàn)略互信不足和國民感情隔閡等?；仡?1世紀以來的三次關系惡化，恰恰踏準了歷史問題、領土爭端、臺灣問題的紅線，而且越來越具有現實性和威脅性，讓中方不得不表達強硬抗議、提出嚴正交涉、進行事實反制。

本次，中國高調指責高市的涉臺言論極其錯誤、極為危險。11月13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孫衛(wèi)東奉示召見日本駐華大使金杉憲治，對高市言論定位五個“嚴重”，提出嚴正交涉，即嚴重違背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嚴重破壞戰(zhàn)后國際秩序，嚴重違背一個中國原則和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精神，嚴重破壞中日關系政治基礎，嚴重傷害中國人民感情，14億中國人民對此絕不答應！中國外交部發(fā)言人林劍則以三個“是否”問倒日本：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再提所謂“存亡危機事態(tài)”，究竟是何居心？是否要重蹈軍國主義覆轍？是否要再次同中國人民和亞洲人民為敵？是否企圖顛覆戰(zhàn)后國際秩序？中方堅決反對、絕不容忍，日方必須立即糾正，收回惡劣言論，否則一切后果必須由日方承擔。

就在不久前的10月31日，中日領導人出席APEC會議期間，剛剛舉行了會晤。中方再次確認了按照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確立的原則和方向，維護雙邊關系政治基礎，推進戰(zhàn)略互惠關系，致力于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建設性、穩(wěn)定的中日關系；日方也表示，愿同中方保持高層交往，密切各層級交流，扎實推進兩國戰(zhàn)略互惠關系，構建建設性、穩(wěn)定的日中關系。然而話猶在耳，高市的對華外交卻已翻車，中日關系的政治基礎被嚴重破壞，這表明高市本人對于以上“老生常談”的外交辭令和關系表述，并未真正理解字里行間包涵的歷史與現實的“千鈞之力”。

高市早苗是在自民黨內的紛爭和混亂中當選總裁，又通過與維新會結盟而僥幸成為首相，然而她作為首相的資質和能力并未得到歷練，其右翼保守的政治立場不能掩蓋事實上的執(zhí)政缺陷。日本自民黨內一直有不成文的默契，即成為首相的政治人物最好能經過大藏大臣（財務相）、外務大臣、防衛(wèi)大臣、內閣官方長官，以及自民黨高層“黨三役”等黨政要職的歷練，從而對國家的內政、外交、防衛(wèi)等重要領域有所了解，而官房長官每天答記者問更鍛煉了滴水不漏的應對能力。從這個標準來看，高市早苗雖然從政履歷豐富，卻沒有在以上重要崗位的履職經歷，其對外交、防衛(wèi)等的認識可能是膚淺而輕率的。再加上她上臺后自信心爆棚，明顯有些飄了，從而掉入了在野黨設下的政策解讀陷阱。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松田康博教授認為，高市涉臺發(fā)言或是個意外，而非戰(zhàn)略考量。日本國會針對首相和內閣成員的問答環(huán)節(jié)是極其嚴格的，高市針對臺灣議題的回答自呈其強，有些段落似乎并未按照事先準備好的原稿發(fā)言。其后，高市應有自覺或受到提醒，第二天說明未來會更加謹言慎行。但首相的國會答辯如覆水難收，外交慘禍已經釀成，其嚴重后果正在內外發(fā)酵，對高市政權帶來重大打擊。

高市政權起步伊始，已經在對中關系上遭遇重大挫折，這與她的政治導師安倍晉三相差何止千萬里。當年的安倍首相是從困境中起步，通過“俯瞰地球儀的外交”重塑日本的形象。作為一國首相的安倍與作為一名政治家的安倍是不同的，必須為了國家的利益而展現隱忍和靈活的一面，安倍二次執(zhí)政之后與美歐中俄都建立了良好關系，也提升了日本的國際話語權。如今，美歐中俄依然是當年的領導人，而日本已換了四位首相。最新的高市早苗能否追得上安倍的外交步伐，前景不太樂觀。正如聚集在首相官邸外面抗議的日本民眾呼吁，“不懂外交不適合當首相，高市請辭職”。臺灣問題歷來是中日關系的核心議題，高市的輕率對應遭到中方的強硬回擊，不僅使日本的利益遭受損失，也給國際關系相關各方制造了麻煩，并非可以簡單息事寧人的。

麻煩制造者、“搞事”高市應該怎么辦呢？結局會如何？還是需要回顧前兩次中日關系的翻車事件。其一、小泉純一郎堅持靖國參拜，導致中日關系在“政冷經熱”中僵持5年，直到小泉退任后的2006年，安倍晉三接任首相后率先訪華，與中方新建戰(zhàn)略性互惠關系，才使中日關系走出困境。其二、民主黨野田政府“購島”后，中日關系一籌莫展，2012年底安倍晉三第二次執(zhí)政實現政權交替，此后通過數年的接觸、溝通與努力，中日關系實現了重新起航。在這兩次事件中，由于中方與日本當事政府已沒有了對話的政治基礎，所以都是在政府更迭后才重新探索恢復關系的可能。

如此看來，高市經此外交翻車事件后，光表示謹言慎行是不夠的，其對中關系面臨兩種選擇：其一，撤回錯誤言論，重建對中關系；其二，堅持對“集體自衛(wèi)權”的錯誤解讀，讓關系繼續(xù)惡化，留待下屆政府再修復。如此，高市面對內政、外交的多事之秋和政治壓力，其政權能否持久頗值得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