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7月，上海法租界的弄堂里彌漫著潮濕的水汽。17歲的周爾鎏把還在長身體的弟弟周爾均推到馬思南路107號門前。弟弟躊躇著拍門，低聲嘟囔：“要真見到七伯，咱們可得好好說話?！边@是他們第一次只身闖入大城市，也是命運驟然轉(zhuǎn)彎的開端。

門開后，陳家康打量著兩個骨瘦如柴的孩子。簡單寒暄后，他快步上樓稟報。幾分鐘后，樓梯口出現(xiàn)了周恩來和鄧穎超。夫婦倆沒有一句客套，先檢查孩子們額頭上的小膿瘡。鄧穎超找來一瓶香味刺鼻的“如意膏”，邊涂邊笑：“先把這點小麻煩解決，別留疤?！睖囟润E降，兄弟倆緊繃的肩膀才慢慢放松。

他們并不知道，這一幕后來竟成了七伯七媽茶余飯后的溫情片段，足足被念叨了幾十年。

商談讀書與革命的去向時，周恩來反復權(quán)衡形勢：外面風聲緊，去延安路途不穩(wěn)；留在上海，至少可以讀書。兄弟倆接受安排，暗暗記住“要自己學會游泳”這句話。到了1949年6月，兩人順利畢業(yè)，隨即參軍。此時的七伯已是中央領導，但整個部隊里沒人知道周爾均的真實背景，他自己也從不提起。

1950年秋，西南山城重慶的夜風夾雜汽油味，24歲的周爾均在軍區(qū)后勤部寫宣傳稿。他偶遇文工團新人鄧在軍，女孩剛滿十二點的月亮般稚嫩，唱腔卻清脆。幾封借書條、一場露天電影后，兩人逐漸確定關系。周爾均仍把家庭情況鎖在心底，他擔心一句“我是總理侄子”毀掉公平的起點。

新中國百廢待興，部隊調(diào)動頻繁。1953年12月，周爾均正式入黨。批復文件下來那天，他寫信報告七伯七媽?；匦爬?，鄧穎超第一次改口稱他“爾均同志侄”，并羅列“三個必須”：黨性鍛煉、聯(lián)系群眾、實踐檢驗。信紙折痕深深，直到今天依然清晰。

1955年2月，海軍文工團急缺舞蹈演員，17歲的鄧在軍接到調(diào)往北京的命令?；疖嚢l(fā)車前一晚，嘉陵江畔燈火稀疏，周爾均終于開口：“有件事該告訴你——我伯父是周恩來?！鄙倥。季貌磐鲁鲆痪洌骸肮植坏媚氵@么謹慎。”他補充：“七伯要求我們靠自己，你到北京后別向人提起，更不能拿這個換便利?！倍潭處拙湓?，卻像雷聲滾動，把他們推向新的高度。

三天后，北京西站灰塵飛揚。周恩來的衛(wèi)士長成元功騎車來接人，鄧在軍原以為能坐轎車，結(jié)果只得到一輛三輪車的座位。車闖進中南海側(cè)門時，周恩來和鄧穎超已在臺階旁等候。總理先問：“路上還順利？”少女連連點頭。鄧穎超察覺她拘謹，故意拉近距離：“你也姓鄧，我就不見外了?！睅拙漭p松調(diào)侃，氣氛瞬間變暖。

寒暄結(jié)束，周恩來收斂笑容，語速放慢：“別把我的身份摻進你們的感情，你倆要靠自己?！倍谡f得不緊不慢，卻句句扎實。鄧在軍暗暗點頭，這番話她往后反復想起。

1956年至1958年，兩地書信飛來飛去。每封信都躲開了任何求助字眼：缺棉衣自己補，排練廳漏雨自己修。1958年10月，周爾均請假三天，從貴州山路顛簸到上海?；槎Y簡單到極致：一件綠色毛衣、一枚合影、一桌芹菜炒肉。鄧在軍開玩笑：“這毛衣線頭都不舍得多剪，你可真會過日子?！睕]有紅包，沒有裝修，但兩人心照不宣：凡事不攀高枝。

1959年春，女兒萌萌降生。三天后，周爾均接令調(diào)往北京總后勤部。家再一次被撕裂成南北兩頭。組織上提出，可以讓鄧在軍留在海軍文工團，等待調(diào)檔。她婉拒：“我隨軍，另謀崗位?！眲e人或許看不懂這樣的決斷，可她清楚，那封“不要特殊化”的信一直壓在行李底層。

同年夏末，中央電視臺籌備組成立，急缺編導。鄧在軍帶著檔案報到，一切從頭學。她笑稱自己“半路出家”，可每晚加班剪片子，手背常被膠片劃出血絲。有人疑惑：“總理侄媳多輕松，她圖什么？”但誰也找不到她走后門的證據(jù)，因為根本沒有。

1962年初，西花廳墻皮大面積脫落。秘書何謙找工匠修繕，工程比預算擴大了不少。周恩來出差歸來，推門即慍色上臉。他搬去釣魚臺，留下話：“花國家錢，得過細。”周爾均奉命來探視，勸言半晌。周恩來反問：“記得杜甫那詩嗎？”他隨口背出“安得廣廈千萬間”，總理這才點頭。不久，西花廳恢復樸素格局，周恩來在會上嚴肅自我批評，成了當時各機關部門的“節(jié)約教材”。

多年過去，鄧在軍常說，如果沒有那輛嘎吱作響的三輪車，自己恐怕很難讀懂七伯七媽的堅持。周爾均則珍視那封“三個必須”的信，認為比任何獎章都重。兩人堅信：不借光，照樣能把路走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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