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中國疆域，或者某個地方，我們經(jīng)常聽到“自古以來”這個詞語，以此主張領土主權。

但問題是：何謂“自古以來”，中國自古以來的依據(jù)何在，以色列拿著圣經(jīng)主張迦南領土主權能不能叫“自古以來”？

其實，以色列對迦南領土主權的最多只有圣經(jīng)中的“自古”（“自古”真不真不好說，因為只有圣經(jīng)記載，以色列考古問題太多），卻沒有“以來”，但與之不同的是，中國的“自古以來”，其中基本既有“自古”、也有“以來”，是貨真價實的“自古以來”！

史前文化中國

筆者以前寫過中國史前發(fā)明陶器的文章，記得有網(wǎng)友評論說“當時沒有中國”，所以不能將這一發(fā)明歸于中國。這是典型的歷史虛無主義，孤立的看待問題，難道在“人”這個概念沒有出現(xiàn)之前古人不是“人”嗎，“吃飯”概念出現(xiàn)之前沒有“吃飯”？其實，在“政治中國”出現(xiàn)之前的是“文化上的中國”，就是文化意義上的中國，而文化中國是政治中國的基礎！

過去百年，中國通過考古實踐表明：史前文化上中國的疆域與今天的其實差不多。這一點或出乎大家意料，但事實卻是如此，學者韓建業(yè)的《周代以前文化上早期中國“邊疆”的形成》一文中有詳細考證，本文歸納其中幾點。

首先，距今一萬多年，新石器時代早期，中國中東部地區(qū)的五大文化系統(tǒng)，彼此已有一定交流。距今8000多年時中原裴李崗文化（裴李崗遺址位于河南新鄭）異軍突起，并在其帶動之下，各個文化系統(tǒng)融合加速，初步形成一個相對的文化共同體，比如都“敬天法祖”、都天人合一等。

其次，距今大約7000年，中國進入仰韶文化階段（其中廟底溝-仰韶東莊類型影響力最大），并且仰韶文化迅速向外擴散，北到長城沿線及河套地區(qū)，南達鄂西北，東至豫東一帶，西到甘、青接壤地帶。其中，三星堆人主要是黃河流域農(nóng)民與當?shù)厝说幕旌?，以中原仰韶人群為主?/p>

第三，距今8000年的遼西和內(nèi)蒙東部，已在早期中國文化圈內(nèi)。約距今6000年之后，在中原廟底溝（廟底溝遺址位于三門峽）期仰韶文化強烈影響下，吉林中西部和內(nèi)蒙古東部呼倫貝爾地區(qū)成為文化中國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四，距今大約6500年，仰韶文化后岡類型和半坡類型人群向內(nèi)蒙中南部擴散。距今6000年后，廟底溝文化類型突起，影響力擴散到了蒙古國南部、甘肅、青海東部。總之，在五帝時代之前，中國北疆范圍主要是在甘肅西北、內(nèi)蒙中南部，與今天北疆大致相仿。

第五，距今5300年后，仰韶文化晚期，甘肅馬家窯文化人群向四川擴散，之后一路繼續(xù)向西南、到達西藏東南的昌都市等，一路繼續(xù)向南到達云南西部、廣西等地。其中，也有一些從湖南等地向廣西、云南擴散，與黃河流域的人群一起甚至擴散到了越南北部。

第六，距今4500年后，中原文化因素不斷在新疆出現(xiàn)，比如距今4000年、馬廠類型末期或者西城驛文化因素出現(xiàn)在哈密。在這其中，最典型的是彩陶和農(nóng)作物黍，源自黃河上中游地區(qū)的彩陶文化大量出現(xiàn)在新疆，并與本地結合?？傊?，當時新疆天山南北地區(qū)已在早期中國文化圈內(nèi)。

因此，在五帝時代的政治中國出現(xiàn)之前，文化上的中國范圍與今天中國疆域大致相當。當然，中國文化圈是分層次的，大致可分為核心區(qū)、主體區(qū)和邊緣區(qū)三個圈層，像上述其中的北疆、西疆、南疆等就位于邊緣區(qū)了，而中原就屬于核心區(qū)。上圖玉人像，源自湖北石家河文化遺址。

談到這里，或許有人會說：文化上的傳播，并不能作為疆域來看。事實的確如此，但文化上的認同是政治上認同的基礎，沒有這一基礎，政治上的認同就難以談起。

政治上的中國

文化上的中國只有一個且會持續(xù)發(fā)展，政治上的中國有些像三國演義所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說到底需要維護才能與文化中國的范圍合一。

政治上的中國，起源于何時，不同學者之間或有爭議，但大致是在距今5000年前后，韓建業(yè)文章中認為是在五帝時代早期，距今4700余年。同時需要注意的是，政治中國之疆域，或比文化中國疆域大，或比其小，這取決于當時的國情。

上文談到的文化中國，在政治中國出現(xiàn)之后，一方面中國文化圈繼續(xù)鞏固和發(fā)展，一方面在政治中國的推動下得到進一步發(fā)展。

距今5300年前，中國進入“古國”階段，但從這時到夏朝之前，古國邦國范圍都不大，屬于區(qū)域內(nèi)的政權。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石峁遺址、陶寺遺址等的人口，以本地為主，但也有遠方之人，比如陜西神木石峁遺址中就有來自南方的人，同時石峁遺址中還有良渚文明的文化因素等。

夏朝是中國第一個廣域王朝，其中不少遺址中的人群來自五湖四海，比如二里頭遺址中有來自青海的人。到了商朝，這種情況就更明顯了，而且商朝疆域范圍更大，即北到遼寧、南到湖北、西到陜西、東到海濱。周朝疆域比商朝更大一些，向南越過長江抵達太湖、洞庭湖以南，向西越過六盤山，其中周朝諸侯燕國疆域包括內(nèi)蒙東部、朝鮮北部。

秦漢時期，作為中國大一統(tǒng)中央集權國家，其疆域大致與文化中國疆域相同：向西，轄地包括今新疆及哈薩克斯坦的巴爾喀什湖以南的部分地區(qū)；向北，秦長城在內(nèi)蒙中南部，比如包頭就有秦長城，包頭九原區(qū)麻池古城是秦代九原郡九原縣故址，也是秦直道北端點；向東北，秦漢勢力已到吉林和朝鮮北部，比如吉林通化的南臺子古城址、秦漢長城防御體系的重要節(jié)點；向南，已經(jīng)到達越南中北部等，同時將海南島納入管轄。

晉隋唐宋元明清時，中國疆域或大或小，但基本是在秦漢基礎上的變化，文化中國的邊緣地區(qū)陸續(xù)成為政治中國的一部分，比如黑龍江地區(qū)等等。其中，漢晉時期西藏象雄政權已與中原有密切的政治聯(lián)系，唐朝時進一步緊密，元朝時正式納入中央管轄，明廷建立烏斯藏都指揮使司統(tǒng)轄衛(wèi)藏，實施“多封眾建”以分權制衡，活佛冊封需明廷認證等，清朝時在歷史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管轄。

總之，在文化中國疆域的基礎上，經(jīng)過數(shù)千年的融合發(fā)展，秦漢時的政治中國與文化中國的疆域已經(jīng)基本合一，后世在此基礎上有所變化，但總體變化不大。

因此，基于文化中國和政治中國的連續(xù)性（其中政治中國即便丟掉某一地的主權，但時間往往并不長，又由后一個王朝接續(xù)，但此時文化中國卻并未中斷），因此我們才能理直氣壯的說“自古以來”。這個“自古以來”不是開玩笑，是幾千年來文化和政治中國的不斷演化的結果。

最后，談及中國疆域問題，一些人總會談到清朝，認為清朝奠定了中國疆域之類云云。但其實這種表述既不客觀也不負責，通過上文可知，應該說清朝在領土方面肯定有“鞏固”的貢獻，而不是“奠定”，更不是什么“嫁妝論”。如果認為清朝是“奠定”，那么就會出現(xiàn)很多問題，那不是蠢就是壞，比如中國歷史研究院的文章《柳歡 徐海霞：戈爾斯坦的西藏研究違背歷史事實》中就已說明。

參考資料：

《中國歷史研究院——柳歡 徐海霞：戈爾斯坦的西藏研究違背歷史事實》

《中國歷史研究院——韓建業(yè)：周代以前文化上早期中國“邊疆”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