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難得君

1866年11月21日，一艘名叫“咸寧號”的蒸汽船，從日本長崎啟航，駛向茫茫太平洋。

這是日本第一艘開往歐美的遠洋商船。經(jīng)過76天的風浪，它于次年2月抵達美國舊金山。

船上的日本人，一下子掉進了新世界。他們對什么都好奇。船長買了把黑色洋傘，當作紀念品。因為在日本，大家只用傳統(tǒng)的木傘和油紙傘，沒見過這種可以收攏的洋玩意兒。

船長挺高興，說要把這傘帶回國，撐著在街上走走，肯定很風光。旁邊立刻有人勸他：您還是在自己官邸里看看吧。要是真敢上街招搖，恐怕會被浪人襲擊。

這不是玩笑話。就在“咸寧號”回國半年后，一個下雪的早晨，主持開國事務(wù)的幕府宰相井伊直弼，在江戶城的櫻田門外，被一群刺客亂刀砍死。

大名井伊直弼是幕末時期最為出色的政治家之一，他在推行現(xiàn)代化和西化改革時，遭到了傳統(tǒng)派別的反對和攻擊，尤其是守舊派別的“藩閥”很不滿。

1867年上半年，井伊直弼宣布了“版籍奉還令”，廢除了大名之間的地位等級差別，使得大名們喪失了許多特權(quán)和權(quán)益，這引起了許多大名的不滿。

在這種背景下，櫻田門事件發(fā)生后，許多反對井伊直弼的大名聯(lián)合起來，發(fā)動了一場政變，企圖推翻井伊直弼并恢復傳統(tǒng)的大名特權(quán)和地位。

這次政變的主要策劃者是土佐藩的山內(nèi)容堂和長州藩的月山富甫。1867年8月18日夜，政變發(fā)生了。在政變中，井伊直弼的官邸被攻占，他本人被殺害。

櫻田門事變宣告日本愛國賊們抵抗對外開放的行動達到高潮。

它標志著日本政治上傳統(tǒng)派別和改革派別之間的斗爭進入到了白熱化的狀態(tài)，并且改變了日本政治和社會的方向。

數(shù)千年來，東方國家自成一體，但是到了19世紀中葉，西方人闖入進來，各種沖突在所難免。

雖然日本政府并沒有像滿清政府那樣拒絕開放國門，而是和平的放棄鎖國政策，但是在門戶初開之時。一些日本人認為外國人充滿晦氣污穢，不愿意讓他們踏上本國的土地。

和下圖像不像？

國門剛打開時，很多日本人對突然涌進來的“洋人”感到厭惡和恐懼。他們覺得這些金發(fā)碧眼的外國人渾身“晦氣”，玷污了神國的土地。

這種情緒，在一些年輕的下層武士中尤其強烈。他們腰插雙刀，滿腔“愛國”熱血，視外國人為仇寇。很快，在通商口岸，刺殺外國人的事件接連發(fā)生。

1858年，幾個俄國水兵在橫濱被殺。1861年，美國駐日翻譯霍格在江戶街頭被武士襲擊身亡。

1862年更不太平，先是英國水手弗雷德里克在騷亂中遇害，接著發(fā)生了震動一時的“生麥事件”（今屬日本大連市），英國商人查爾斯·利德爾在路上遇到一隊藩主儀仗，因“無禮”而被當場斬殺。

這些刺殺，理由往往荒唐可笑?？赡苤皇且驗橥鈬恕翱戳瞬辉摽吹牡胤健?，或者“沒有及時避讓”。在“愛國”武士的眼中，外國人的性命輕如草芥。

更可怕的是，這股殺氣不僅對著外國人，也轉(zhuǎn)向了自己人。任何與外國有關(guān)聯(lián)的日本人，都被打上“賣國賊”的標簽。

商人不敢公開做外貿(mào)生意，學者不敢公開講授西方學問。在那些揮舞著武士刀的“愛國者”看來，讀外國書、談外國制度的人，都是崇洋媚外的奸細，都該殺。

日本近代著名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1835年1月10日~1901年2月3日)，就活在這種恐懼之中。

他開私塾講授西學，傳播自由、平等的思想，這在那群“愛國賊”眼里，是大逆不道。福澤諭吉只能小心翼翼地活著。

他在家里的地板下設(shè)計了藏身空間，以防刺客突然闖入時，能掀開地板逃跑。長達十幾年時間里，他晚上從不出門。如果不得不外出旅行，就用假名字，行李上也不敢寫“福澤”二字。

他后來回憶那段日子，自嘲說活得像個逃犯，像個小偷，東躲西藏。

這位畢生致力于推動日本文明開化的思想家，在自己國家的土地上，卻因為傳播新知識、新思想，而不得不時刻擔心性命不保。這不能不說是莫大的諷刺。

那些“愛國賊”們喊出的口號，是要廢除所有與外國簽訂的通商條約，把外國人全部趕走，回到徹底鎖國的時代。這根本不是近代意義上的愛國救亡，只是一種盲目、排外的社會破壞。

盡管暗殺風行，社會動蕩，但歷史的潮流終究難以阻擋。

隨著一次次惡性外交事件發(fā)生，幕府政府承受著巨大的國際壓力，賠償、道歉、懲兇……代價越來越沉重。

越來越多的日本人開始反思：這種濫殺無辜的“愛國”，到底給國家?guī)砹耸裁矗?/p>

答案是災難和孤立。

國民逐漸意識到，咬牙切齒地排斥一切外來事物，并不能讓國家強大。相反，只有打開國門，虛心學習別人的長處，才能找到出路。

這種社會共識的轉(zhuǎn)變，為接下來的明治維新鋪平了道路。

明治新政府上臺后，面對的最大挑戰(zhàn)之一，就是如何處理這些盤踞在社會中的“愛國賊”勢力。

新政府的方法很明確，一手是建設(shè)，一手是清除。

一方面，大力推行改革：廢藩置縣，打破封建割據(jù)；頒布憲法，建立現(xiàn)代法律體系；興辦教育，傳播新思想。這些措施讓國家迅速走向現(xiàn)代化，也贏得了大多數(shù)民眾的支持，“愛國賊”那套閉鎖排外的說辭，市場越來越小。

另一方面，政府也毫不手軟地使用強力手段。設(shè)立特別警察和法院，嚴厲鎮(zhèn)壓那些繼續(xù)從事恐怖破壞活動的極端分子。用法律和武力，告訴所有人：國家的前進方向已經(jīng)確定，任何試圖用暴力開倒車的行為，都不會被容忍。

更重要的是，隨著國家飛速發(fā)展，鐵路鋪起來了，工廠建起來了，學校辦起來了，生活眼見著變好。年輕人有了更多出路，不再只有抱著武士刀、滿街尋找“賣國賊”這一條路。滋生極端排外思想的土壤，被一點點鏟除。

那些曾經(jīng)囂張的“愛國賊”，在時代洪流面前，漸漸失去了聲音，消失了蹤影。

然而，歷史的病灶有時會潛伏。

六七十年后，類似的狂熱再次在日本抬頭，只是換上了“軍國主義”的新衣，最終將國家拖入了更深的戰(zhàn)爭深淵，險些招致滅頂之災。

這讓人想起18世紀英國作家塞繆爾·約翰遜說過的一句話：“愛國主義是流氓無賴們最后的藏身之地。”

日本那段歷史里的“愛國賊”，正是這句話的生動注腳。他們以“愛國”為名，行的卻是暴力、排外、反智之事，差點扼殺了國家轉(zhuǎn)型的生機。

真正的愛國，從來不是揮舞刀劍、濫殺無辜，也不是閉關(guān)自守、拒絕學習、剛愎自用、狂妄自大。

真正的愛國，是讓這個國家變得更好，是讓這里的人民活得自由、有尊嚴、更有希望。

從“咸寧號”帶回那把黑色洋傘，到福澤諭吉躲藏在地板之下，再到明治政府用鐵腕掃清障礙，這段歷史告訴我們：打開國門、擁抱文明的路，從來都不平坦，總會遇到強大的阻力。但唯有克服這些源自愚昧和偏狹的阻力，一個民族才能真正走向新生。

寫作此文時，窗外寧靜。但筆下的歷史卻充滿刀光劍影與思想的硝煙。

歷史從不遙遠，它里面的愚昧與清醒、封閉與開放、破壞與建設(shè)，總在輪回上演。

記錄它，思考它，或許是為了讓我們自己，能少走一些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