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七點，商場還未蘇醒。我在員工通道昏暗的燈光里換上制服——一件挺括的白色襯衫，一條及膝的黑色A字裙。料子是廉價的化纖，為了保持筆挺，洗后總要上漿，摩擦著皮膚，有一種干燥的粗糙感。我對著更衣室巴掌大的鏡子，將絲巾折成標準的三角，在頸側系成一個毫無個性的溫莎結。鏡子里的臉，敷了一層薄粉，口紅是公司規(guī)定的“珊瑚粉”，意在營造親切。我看著這個被制度勾勒出的、得體的形象，輕輕吸了口氣，像戰(zhàn)士披上他的甲胄。只是我的戰(zhàn)場，是十米長的玻璃柜臺，武器是永遠上揚的嘴角，與一套熟極而流的“歡迎光臨”。

柜臺是一道透明而堅硬的界限。我將價值不菲的商品從絲絨墊上取下，指尖戴著薄棉手套，動作輕柔得像對待雛鳥。顧客的目光卻銳利如刀，挑剔地刮過商品的每一寸，也順便刮過我。他們問價、比較、試戴，然后隨意地將東西放回，有時連一句“謝謝”或“不用了”都懶得施舍。我則必須立刻上前，用鑷子和絨布，將每一枚指紋拭去，將每一處被體溫焐熱的痕跡復原，讓一切回歸冰冷、完美的初始狀態(tài)。這個過程，日復一日，像一種西西弗斯式的儀式：建立聯系（展示），然后親手抹去聯系（復原）。我維護的不是商品，而是一種“未被觸碰”的幻覺，以及商品背后，那個我無法觸及的價格所代表的尊嚴。

最深的疲憊，并非來自久站的腰酸背痛，也非重復千遍的話術。而是一種緩慢的、無孔不入的“工具化”磨損。在許多人眼里，我并非一個有名有姓、有悲有喜的“人”，而是柜臺后一個會移動的、功能性的配件——一個“開鎖器”（打開柜門）、一個“說明書”（介紹功能）、或一個“障礙物”（當他們的要求超出規(guī)定時）。曾有一位女士，因試戴三枚鉆戒后仍不滿意，將不滿發(fā)泄在我身上，指責我的笑容“不夠真誠”，影響了她的判斷。我低頭聆聽，道歉，保持微笑，心里卻一片冰涼的荒謬。我的情緒，乃至我表情的弧度，都成了被評估的“服務”的一部分，需要為顧客的購物體驗負全責。

午休半小時，我通常躲在倉庫貨架后的角落。這里沒有明亮的射燈，只有安全出口幽綠的微光。我脫下高跟鞋，揉著腫脹的腳踝，吃一份早已冷掉的便當。這一刻的寂靜如此珍貴，因為我不必笑，不必說話，不必成為一個“形象”。我和隔壁柜臺的李姐有時會對望一眼，什么也不說，只是共享這片刻屬于“人”的喘息。我們身上昂貴的香水味，與倉庫陳舊的紙箱、灰塵味混合在一起，構成我們真實處境的隱喻——光鮮與陳舊，體面與卑微，如此矛盾地黏合在一起。

當夜幕降臨，送走最后一位顧客，鐵閘門“嘩啦”落下，將內外隔絕。我再次站到柜臺前，進行最后的清點與整理。燈光熄滅大半，柜臺里那些珠寶、名表在陰影中靜靜閃爍，它們被呵護得一絲不茍，明日又將迎接新的審視。而我，卸下絲巾，松開襯衫第一顆紐扣，感到一種從骨縫里滲出的疲憊。這份工作的心酸，不在于售賣商品，而在于你的一部分自我，似乎也和那些商品一樣，被日日擦拭、展示、估價，然后在打烊后，被鎖進黑暗里。走在回家的路上，晚風拂過臉頰，我才感覺那個作為“工具”的、緊繃的自己在慢慢融化，而那個會疼、會累、會望著夜空發(fā)呆的、真實的自己，正一點一點，蹣跚著走回來。明日，鬧鐘照常會響，制服依舊挺括，微笑仍需精準。但我知道，有些磨損是看不見的，它發(fā)生在每一次熱情遭遇冷漠之后，發(fā)生在每一次自我意識向職業(yè)要求低頭之時，靜靜地，沉淀在靈魂最不易察覺的褶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