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復像：嚴復（1854—1921），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原名傳初、宗光，字畿道，中國近代著名學者、翻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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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軍校長抽大煙，他培養(yǎng)出來的學生會怎么樣？不用問，好不了哪兒去！

這位校長實有其人，名叫嚴復，其時為北洋水師學堂總辦。嚴復曾自豪地說，當時的中國海軍里不是他的同學，就是他的學生。此言不為過，確實如此。但他的這群同學和學生在戰(zhàn)場上的表現(xiàn)卻沒有讓任何人自豪過，甲午戰(zhàn)爭一敗涂地，不僅賠了兩億兩白銀，還將中國的臺灣島割給了日本，而那些海軍軍人，除少數(shù)死戰(zhàn)之人外，最終是整建制地投降了。幾個稍有廉恥不愿投降的軍官丁汝昌、劉步蟾、林曾泰等，也不過是服毒自盡，所服的毒物，就是他們慣抽的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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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1854年—1921年），是大人物，福建侯官人，出生于一中醫(yī)世家，乳名體乾，譜名傳初。投考福州船政學堂時改名宗光，字又陵，也作右陵。入仕后，改名復，字畿道。晚號癒壄老人，別署觀我生室主人，輔自然齋主人、尊疑學者、唐山人、癒壄堂、癒壄堂主人等。成名后，因籍貫為侯官，被尊稱為嚴侯官、侯官先生。中國古人的名號太多，搞得現(xiàn)代人有時分不清誰是誰，啰嗦了這么久，是想提醒讀者，在別的文獻中若看到嚴又陵，嚴畿道等名字，便要曉得，這就是嚴復，他們是一個人。

他十四歲入福州船政學堂，十九歲畢業(yè)，入海軍服役，二十五歲赴英國入格林尼治海軍學院留學，二十七歲完成學業(yè)，回國后初任職于福建船政學堂，同年（1880年）奉李鴻章電召，北上天津，參與籌辦水師學堂，歷任總教習、總辦等職。1895年，甲午戰(zhàn)爭中國戰(zhàn)敗，嚴復受此刺激，發(fā)表《論事變之亟》《原強》《辟韓》《救亡決論》等著名的政論文章，1896年起，開始翻譯《天演論》，至1925年，翻譯了《群學肄言》《群己權界論》（約翰·密爾的《論自由》）、《法意》（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等九部西方思想名著，約200萬文字。在戊戌變法期間，維新派的很多西學思想來自嚴復的傳譯，常常是譯稿一到，梁啟超便發(fā)表在其主編的《時務報》上�？涤袨�、梁啟超均評價嚴復為中國當時西學水平最高的人。

嚴復的中學水平也同樣很高，他在古文方面用功之深，梁啟超甘拜下風，只有古文大師章太炎，或可頡頏之。他提出翻譯三原則“信、達、雅”，所謂“雅”，可以理解為古雅，他譯的西文，以古漢語方式表達，以致當時人評價其文風如“晚周諸子”。

嚴復還曾是北京大學校長、復旦大學校長、安徽高等學堂監(jiān)督、學部名詞館總纂，1909年，曾參與審定清末新政時由陳曾壽、潘清蔭所編的《國民必讀》（七卷）及其他部分教科書。

今天，人們已公認嚴復是近代中國著名啟蒙思想家、教育家、譯界泰斗、國學大師。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學貫中西的大學者、大思想家，其行為與思想竟然也分裂得如此深刻，其深刻程度足以反映出中國傳統(tǒng)文明與現(xiàn)代化之間相隔多么深遠的鴻溝。

福州市倉山區(qū)蓋山鎮(zhèn)陽岐村嚴復故居內(nèi)景

這里是嚴氏祖屋，建于明代，嚴復的祖父一輩都曾在這里居住。嚴復的父親嚴振先后來到不遠的南臺蒼霞洲行醫(yī)，嚴復也出生在蒼霞洲。九歲以后，嚴復又回到陽歧村讀書。嚴復十三歲時（1866年），他的父親染病去世，這一年，福州馬尾船政學堂招生，嚴復馬上報名投考，以第一名的成績被錄取，次年進入學堂學習駕駛專業(yè)，從此離開了陽歧村。

現(xiàn)在的這座嚴復故居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有嚴氏后人住在其中。

攝影：黃欽華 / 相機：NIKON D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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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確實是西學大師，當年他留學英國時，同去的中國同學只是學習海軍業(yè)務方面的知識，而他則已關注到歐洲的社會思想，以致于比他年長三十多歲的駐英公使郭嵩燾對他十分推重，別人只學了九個月就算畢業(yè)，而在郭嵩燾的推薦下，嚴復一人又留在英國多學了一年。他所翻譯的西學著作如亞當·斯密之《國富論》、約翰·密爾之《論自由》（嚴復名為《群己權界論》）、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嚴譯為《法意》）等均為西方現(xiàn)代價值觀的基石。

不論是在其譯作中所加的“案語”，還是其政論文章，嚴復對西方近代文明進步性的認識，對中國傳統(tǒng)文明本性的批判，即便百年之后的現(xiàn)在讀起，仍有動人心魄的力量。

嚴復指出，中國與西方的根本差異在于是否擁有自由，而這一差別又源于西方“君與民皆有權”，而中國“君有權而民無權”。（《嚴復評傳》P231）

“中國之治制，運隆則為有法之君主，道喪則為專制之亂朝，故其中談治之策，經(jīng)世之文，皆當本君主之精神而觀之，而后知其言之至善。脫以民主之義繩之，則大謬矣�！�

“夫自由、平等、民主、人權、立憲、革命諸義，為吾國六經(jīng)歷史之不言固也，然即以其不言，見古人論治之所短�！保ā秶缽驮u傳》P232）

他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首次從自由的角度比較了中西社會的差異：

“自由既異，于是群異叢然以生。粗舉一二言之；則如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國貴一道而同風，而西人喜黨居而州處；中國多忌諱，而西人眾譏評。其于財用也，中國重節(jié)流，而西人重開源；中國追淳樸，而西人求歡虞。其接物也，中國美謙屈，而西人務發(fā)舒；中國尚節(jié)文，而西人樂簡易。其于為學也，中國夸多識，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禍災也，中國委天數(shù)，而西人恃人力。”（《嚴復評傳》P70）

嚴復忠實翻譯了穆勒對中國專制政治的點名批判：“支那之宰相，與田野之傭民，皆奴才也”。

針對天子臣妾億兆的論調(diào)，嚴復憤怒指出，所謂“臣妾”就是“奴虜”，中國歷代專制君主都是將中國民眾當作卑賤的奴產(chǎn)子。嚴復據(jù)此認為，中國歷史上并無顧炎武所云亡國亡天下之說，而只有一家一姓的興亡，人民則猶如奴婢易主。他寫道：

“中國自秦以來，無所謂天下也，無所謂國也，皆家而已。一姓之興，則億兆為之臣妾。其興也，此一家之興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憲法、國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則一切與之俱亡，而民人特奴婢之易主者耳，烏有所謂長存者乎!”

嚴復清醒地看到，專制政治架構下的君民不平等，是中國積貧積弱、亡國滅種的根源。他在一份批語中寫道：

“中國自三代以來，君民對待之誼與西人絕不相類。君若吏之視民也，上焉者，杜父呂母，其視百姓如子孫；次之，則君為主人，四海之內(nèi)皆為臣妾；最下，其治民猶盜賊，故盜憎主人與民惡其上當并稱也。然此種種，皆非公理。中國今日之所以弱，黃種日后之所以亡，終坐此耳！”（《嚴復評傳》P112-P113）

歐洲賦稅主要用于交通、國防、水利、博物館等公共事業(yè)，民眾能從中得到豐厚的回報；而中國賦稅都用于專制統(tǒng)治者的奢侈享受，統(tǒng)治者對民眾沒有任何責任，民眾只有單方面的義務，而不可能得到任何回報。嚴復進一步揭露說，近代以降，清朝專制政府為了對“更上之君權”—西方列強負責，支付無數(shù)的戰(zhàn)爭賠款，不擇手段地榨取民脂民膏，廣大民眾的負擔變得特別沉重，陷入災難的深淵。他憤怒地寫道：

“蓋政府無責云者，專制政府，為所欲為，即至辱國累民，賠款割地，其高高在上，而安享富貴自若。既有責任，亦對于更上之軍權，或?qū)τ谄鋰彅�。其于百姓，以法制言，固無責也�！�

“發(fā)捻之亂，則有厘金，甲午敗而東償于倭，庚子亂而西償于歐，為數(shù)十余萬萬，為時三四十年，輦億兆之膏脂，所以仰事父母、長養(yǎng)子孫者，致之海外，問所由然，則專制政府之僨事也。敲骨吸髓，所余幾何，乃今而猶言加賦，忍乎！”（《嚴復評傳》P114）

嚴復撕開了清官思想溫情脈脈的面紗，揭示出其包藏的專制內(nèi)核。他從字面上解釋了“父母政府”的涵義：“父母政府者，所謂視其民如童稚，而行其保赤之檢制者也”。他尖銳指出，“父母政府”就是穆勒所批判的專制政府或世襲政府，在西語中并非“嘉號”。在此基礎上，嚴復揭露“父母政府”的本質(zhì)是君尊臣卑、君主臣奴。他寫道：

“大抵中國最難除之弊，即在‘民之父母’‘愛民如子’等話。斯惟其愛民如子，故事使尊卑勢成，有官說而無民說。有官說無民說者，必不準其用抱告與聽審也。無抱告、聽審，而民命遂懸于不可知。雖有青天，如屠伯，貪吏之多何哉？”

他進一步分析說：清官思想的本質(zhì)是剝奪自由民權、錮民智慧，“用父兄政制，則一切當聽上之所為，而民權必廢”，“民智絕不能開”，也可能“奪其民之自由”。（《嚴復評傳》P114-P116）

嚴復敏銳地看到，中國專制政治的實質(zhì)是既無情剝奪國民的自由民主權利，而又片面不切實際地要求民眾承擔過多的義務。他認為，這種沒有相應權利的單方面義務，本質(zhì)是“奴分”。他寫道：

“義務者，與權利相對待而有之詞也，故民有可據(jù)之權利，而后應盡之義務生焉。無權利，有責民以義務者，非義務也，直奴分耳�！保ā秶缽驮u傳》P82）

嚴復對中國傳統(tǒng)學術的批評深刻而到位，他指出：“中國前之為學，學為治人而已。至于農(nóng)、商、工、賈，即有學，至微，谫不足道”。

“四千年文物，九萬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極者，其教化學術非也。不徒嬴政、李斯千秋禍首，若充類至義言之，則六經(jīng)五子亦皆責有難辭。贏、李以小人而陵轢蒼生，六經(jīng)五子以君子而束縛天下，后世其用意雖有公私之分，而崇尚我法，劫持天下，使天下必從己而無或敢為異同者則均也。因其劫持，遂生作偽；以其作偽，而是非淆、廉恥喪，天下之敝乃至不可復振也”。（《嚴復評傳》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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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僅看上述言論，嚴復作為近代中國啟蒙思想大師的地位是非常明確的，無人可以撼動，似乎也可以證明，走向世界、親身觀察到西方文明后的中國知識分子，通過向西方學習就能建立起對現(xiàn)代文明的信仰。然而，事實都異常殘酷地表明，這是多么不切實際的幻想。

嚴復的上述言論，主要發(fā)表于甲午戰(zhàn)爭失敗后，戊戌變法、清末新政期間。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fā)后，嚴復作為北方代表團的代表之一，南下與南方革命軍談判。北方代表團自代表團團長唐紹儀起，一上火車就把辮子剪了，只有嚴復卻蓄辮言志，以示對清王朝的忠誠，而且，他覺得唐紹儀等根本不是南下談判去的，而是出賣大清江山去的，中途氣得打道回府返回北京了。

袁世凱當政后，逐漸走向獨裁，蓄謀恢復帝制。在袁世凱摧毀共和、走向帝制的過程中，嚴復在很多關鍵環(huán)節(jié)上都出了大力。他發(fā)表文章支持袁世凱廢除《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規(guī)定的總理制，改為總統(tǒng)制，通過袁記《中華民國約法》的所謂審查委員會的審查長就是嚴復。他還牽頭起草了《修正大總統(tǒng)選舉法》，規(guī)定：“大總統(tǒng)任期十年，連選連任無限制；繼任大總統(tǒng)由現(xiàn)任大總統(tǒng)推薦三位候補者姓名，書于嘉禾金簡，藏之金匱石室。”事實上，已在法律上使袁世凱成為終身大總統(tǒng)，而且廢除了民選總統(tǒng)的機制。嚴復是張羅恢復帝制的籌安會六君子之一，曾在私人通信中說過“但愿大總統(tǒng)福壽康寧，則吾儕小人之幸福耳”。這哪像是遍讀西方自由民主之說的飽學之士，就是舊時沒有文化的宮里太監(jiān)，奴性恐怕也不會如此之大。

不僅如此，他晚年時在思想上完全回歸到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似乎忘記了他壯年時對中國傳統(tǒng)學說所作的激烈批評。有幾段重要言論可代表他的思想，為說明問題，全段抄錄如下：

“（第一條）世變正當法輪大轉(zhuǎn)之秋，凡古人百年數(shù)百年之經(jīng)過，至今可以十年盡之，蓋時間無異空間，古之程途，待數(shù)年而后達者，今人可以數(shù)日至也。故一切學說法理，今日視為玉律金科，轉(zhuǎn)眼已為蘧廬芻狗，成不可重陳之物。譬如平等、自由、民權諸主義，百年已往，真如第二福音；乃至于今；其弊日見，不變計者，且有亂亡之禍。試觀于年來，英、法諸國政府之所為，可以見矣……鄙人行年將近古稀，竊嘗究觀哲理，以為耐久無弊，尚是孔子之書。四子五經(jīng)，故[固]是最富礦藏，惟須改用新式機器發(fā)掘淘煉而已。

（第二條）西國文明，自今番歐戰(zhàn)，掃地遂盡。英國看護婦迦維勒（Miss Cavell）當正命之頃，明告左右，謂：“愛國道德為不足稱，何則？以其發(fā)源于私，而不以天地之心為心故也�！贝说刃咽烂�，必重于后。正如羅蘭夫人臨刑時對自由神謂：“幾多罪惡假汝而行也�！蓖勎釃遄h論謂：“孔子之道必有大行人類之時�！毙母`以為妄語，乃今聽歐美通人議論，漸復同此，彼中研究中土文化之學者，亦日益加眾，學會書樓不一而足，其寶貴中國美術者，蟻聚蜂屯，價值千百往時，即此可知天下潮流之所趨矣。

（第三條）不佞垂老，親見脂那七年之民國與歐羅巴四年亙古未有之血戰(zhàn)，覺彼族三百年之進化，只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個字�；赜^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澤被寰區(qū)。此不獨吾言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漸覺其為如此矣。”（《嚴復評傳》P264-P265）

這時，他已完全墮落到他曾批判過的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地步了。他完全不顧他早已熟知中國的歷史上比歐戰(zhàn)還要慘烈的事實，比如有十幾次的戰(zhàn)亂使全國人口減半，而無條件地歌頌孔孟之道，以之為救世良方。其時，他的年輕讀者魯迅先生早已揭露出中國歷史不過“吃人”二字，孔孟之道不過也是“利己殺人，寡廉鮮恥”的工具。

1921年10月3日，嚴復自覺病深，為諸兒孫書遺囑一份，中云：

“吾受生嚴氏，天秉至高。徒以中年攸忽，一誤再誤，致所成就，不過如此，其負天地父母生成之德，至矣！耳順以后，生老病死，倏然相隨而來，故本吾自閱歷，贈言汝等，其諦聽之。

須知中國不滅，舊法可損益，必不可叛。

須知人要樂生，以身體健康為第一要義。

須勤于所業(yè)，知光陰時日機會之不復更來。

須勤思，而加條理。

須學問，增知能，知做人分量，不易圓滿。

事遇群己對待之時，須念己輕群重，更切毋造孽。

審能如是，自能安平度世。即不富貴，亦當不貧賤。貧賤誠苦，吾亦不欲汝曹傲之也。余則前哲嘉言懿行，載在典策，可自擇之，吾不能覙縷爾�！保ā秶缽痛髠鳌稰420）

福州市鼓樓區(qū)郎官巷嚴復故居展室內(nèi)景

郎官巷這處住宅是嚴復晚年的居所。1920年，嚴復遷回福州，時任福建省長、督軍的李厚基將郎官巷一處民宅購下，送給嚴復。嚴復搬到了這里，到1921年病逝，在此居住時間不長。2010年，這處故居面向公眾開放，正廳和花廳設有展區(qū)，通過實物與圖片文字介紹嚴復生平。

攝影：黃欽華 / 相機：NIKON D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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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嚴復的思想矛盾，前人多有評論，有學者提出其前期激進，后期保守之論。然而筆者認為，一個人的思想是其本性的表性，由其穩(wěn)定的人格特征所決定，不存在前期后期之說，外人所見的矛盾其實就其內(nèi)在本質(zhì)來說，一定有統(tǒng)一的人格基礎。而要理解嚴復這些看似矛盾的的思想，必須從他生命的本質(zhì)和實際生活狀態(tài)入手。

嚴復這人，正如他自己所說，“天秉至高”，非常聰明，他的成敗得失都來源于這種聰明。因為他聰明，所以，他能判斷出什么東西能給他帶來當下最重要的個人利益，也能判斷出世界文明中誰好誰壞，誰強誰弱。在他的一生中（也包括此前數(shù)千年和此后很長時間的中國），能給他帶來現(xiàn)實利益的就是官府，再具體些地說就是皇帝�；实奂捌涔俑臋嗔υ趥鹘y(tǒng)社會中是無所不能的，用先秦思想家管子的話來講，君主能決定一個人是貧是富，是貴是賤，是生是死。這不是個觀念，而是鐵一樣的事實，嚴復對這種鐵一樣的事實是有清醒認識的。他不是因為熱愛海軍事業(yè)才考上福州船政學堂的，而是因為父親病故，家道中落，沒辦法，才早早上學的。

留學英國不是他的主動選擇，那時留學生并不受重視，回國后，他嫌自己的仕途進步太慢，曾經(jīng)四次去考科舉，企圖謀個正經(jīng)的“出身”，他也曾經(jīng)想辦法靠逢迎上司升官。盡管他對自己這輩子的官位十分不滿意，但是，必須得承認，他這輩子所過的好日子都是官府給的，他的主要收入都來自官府的俸祿，他一生有三位夫人，八個子女。家里常有不少前來投奔他的親友族鄰，此外，還有雇請的廚子、車夫等仆人。晚年寓居北京期間，常年要維持一家三十余口的生活，開銷巨大。他吸食鴉片，而且對鴉片比較挑剔，對市面上3元1兩的便宜鴉片不屑一顧。如此大的支出，主要靠他在官府任各種職務的收入，譯書的版稅僅能起補充作用，他當時在北方有三份兼職，年薪近萬兩。他也曾試圖經(jīng)過商，但似乎沒有成功。

除了官府之外，沒有什么行當能支撐他過這種奢靡的生活。當然，和那些更加奢靡的大官兒比起來，他的生活算不上奢靡，這是他自覺自己一事無成、感到委屈的原因。他和那個時代官場的官員一樣以權謀私，比如還在北洋水師學堂時，就想辦法讓自己的鄉(xiāng)下親戚免費“蹭軍艦”來天津，他在擔任復旦大學校長、北京大學校長、安徽高等學堂監(jiān)督時，也是因為拉幫結(jié)派、排除異己，重用自己的同鄉(xiāng)和同學，結(jié)果激起學潮，被趕走的。從他的一生實際經(jīng)歷來看，他的“幸福生活”完全依賴皇帝制度的官府才能維持，他知道這種力量是多么強大，因此，他從骨頭里一直就是一個官迷、官奴。

那么，如何解釋他對西學的譯介呢？

也是因為他的天資聰敏，他有過親自留學的經(jīng)歷，清楚地認識到西方現(xiàn)代文明的強大與先進，而且，由于他聰明，天分好，所以學習外語和科學不費勁兒，譯些書來算不了什么難事兒。終其一生，他從來沒有建立起對西學的信仰，他也很少以自己的西學修養(yǎng)自傲（除了在嘲笑那些從日本留學回來的“東學小子”時自矜自己的西學才是正宗，但那本質(zhì)上不是顯示自己學問的優(yōu)越感，而是維護自己“新學領袖”的官場地位）。他開始并沒有想翻譯西學著述，只是受甲午戰(zhàn)爭的刺激才始譯《天演論》，那時，改良風潮正盛，維新派的康梁已成新貴，嚴復的西學修養(yǎng)（其實就是個語言基礎和留學經(jīng)歷）正可為他的進身之資。好在他比康、梁等人更熟悉官場門道，腳踩兩只船，及時討好榮祿、王文韶等，才得免過戊戌變法后慈禧太后的清查。而且，1900年后，慈禧也搞新政，成了接受西方文明的新派人物，嚴復的學問依舊能用得上。盡管他在激憤時確實引用了西方思想家富有自由民主精神的言論，他知道那些東西實質(zhì)是什么，但他對于能否在中國實現(xiàn)這些東西并沒有信心，所以，他從西學中找到了可以為當權者所接受的東西，“君主立憲”“群學”之類的。君主立憲無論對慈禧太后還是袁世凱，都是很受用的東西，而斯賓塞的“群學”是和個人自由相對立的概念，盡管是西方文化背景的對立，不同于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對立，但嚴復的這種選擇性的譯介，也流露出其靈魂深處的傳統(tǒng)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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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教育史上，嚴復是最早提出“德、智、體、美”等教育概念的學者，嚴復在英國格林尼治海軍學院時，曾經(jīng)親身體會到中國學員體質(zhì)上遠不如歐洲學員，所以，他特別強調(diào)體育的作用。他任復旦公學校長時，在經(jīng)費緊張的情況下，仍然聘請一名美國教官到學校教授體操。在出任安徽高等學堂監(jiān)督后，在該校原有體操教習的基礎上，又添聘一名體操教習。種種言行，反映出他對體育的重視，但如果聯(lián)想到他本人抽大煙的事實，多少經(jīng)費、多少體操教練，都不如把大煙戒了頂用，他重視體育的言行，純粹就是個諷刺。

嚴復是聰明人，他知道吸食鴉片的害處，主張禁絕鴉片，在思想上知道鴉片的害處，也試圖戒過，但他的身體的本能很享受鴉片帶來的快感，所以終其一生，沒有戒掉。

嚴復的鴉片癮是一個具有深刻隱喻的事件，其實，中國人在傳統(tǒng)文明和現(xiàn)代文明的選擇時，和嚴復吸食鴉片是一樣一樣的，傳統(tǒng)文明就像鴉片一樣使人們欲罷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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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嚴復到倫敦出差，流亡海外的革命家孫中山來拜訪他，兩人做過面對面的討論。嚴復認為中國的根本出路在于教育改良，“以中國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將見于乙，泯于丙者將發(fā)之于丁。為今之計，惟急從教育上著手，庶幾逐漸更新乎！”我實在不知道精通邏輯學的嚴復是怎么想的，以這樣的甲乙丙丁，用什么的教育手段才能把自己改造成符合現(xiàn)代文明的新人。同樣精通西學的孫中山聽明白了，這是一種根本不打算兌現(xiàn)的遙遠的空頭支票。不過孫先生的回答是那么的優(yōu)雅，他說，“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為思想家，鄙人乃實行家也”。

1911年，嚴復作為清王朝的代表，又把對孫中山先生說的話對南方革命的將領黎元洪叨叨了一遍（之所以選他作北方代表主要是因為黎元洪曾是他的學生）。革命中的人民對他這套嗑兒的回答已是符合革命標準的粗暴了，年青的記者邵飄萍寫道：

“嚴復對黎都督之言曰：人民程度未至，不適于共和。嗚呼！奴隸之奴隸，吾叱汝名，真污吾筆也。

夫所謂程度之已至未至，以何為標準乎？嬰兒之初學步也，或不免有顛躓之虞，然為父母者扶持而保護之，則未幾而步亦步，趨亦趨矣。若曰此程度未至，不可以行，遂束縛其足，置之于床，則終身不能行耳。抑所謂程度，不外道德與知識二者，而道德為尤要。革命事業(yè)，前仆后繼，鄂江一鼓，各省風從，不可謂無道德與知識也。嚴復為是言，一若己之知識有過于人者。然茍吾民道德之墮落皆如嚴復，則吾國前途之無幸久矣。嗚呼！” （《總統(tǒng)非皇帝》P8）

說實在的，以嚴復譯介西學的成就，我?guī)缀醪蝗绦慕邮堋芭`之奴隸”的評論，但是，從其精神實質(zhì)和所做所為來看，應當承認，邵飄萍的評價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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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通西學嗎？

當然通，他知識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他沒有從身體上、靈魂上建立起西學的信仰！

嚴復通中學嗎？

當然也通，要不然他也不會對諸子六經(jīng)作出那么深刻的批判。問題在于他沒有力量背叛這強大的傳統(tǒng)，最后只能認輸投降。

想一想，一個被大煙淘虛了身子的老人，還要養(yǎng)一大家子人，還要維持著大家長的威嚴，讓年輕人、仆人侍候著，能支持他這種生活狀態(tài)的只有無條件尊崇孝道的傳統(tǒng)文化了，他別無選擇！

在學理上、知識上、史實上，批判嚴復是容易的，但不做嚴復是十分困難的，正如嚴復戒不掉的鴉片一樣，所有受益于傳統(tǒng)文明的甲乙丙丁們要自我戒斷自己的毒癮幾乎是做不到的。只有一種辦法能戒掉鴉片，就是將嚴復關起來，終生讓他見不到鴉片，他要死要活地難受一陣子，要是還能活下去，也就戒了。當然，條件是一輩子讓他再也見不到鴉片，否則，他還會舊病復發(fā)的。使嚴復成為“奴隸的奴隸”的傳統(tǒng)文明機制也一樣，如不從根本上加以摧毀，任何所謂新的思想都不過是口頭說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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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算是思想家嗎？

算不上，他充其量只算是學者，因為他根本就沒有自我認識的能力，更缺乏信仰新文明的力量。

嚴復的案例表明，僅僅在知識上了解現(xiàn)代文明是遠遠不夠的，甚至還有副作用，所謂“就怕流氓有文化”。最重要的是物質(zhì)生產(chǎn)方式的變更，馬克思講過：物質(zhì)的力量只能以另一種物質(zhì)來摧毀，信然！Ω

福州市倉山區(qū)蓋山鎮(zhèn)陽岐村嚴復墓

嚴復墓位于福州市倉山區(qū)陽岐村外，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墓前石碑上的“清侯官嚴幾道先生之壽域”和橫屏上“惟適之安”幾個字，是嚴復生前親筆書寫。

攝影：黃欽華 / 相機：NIKON D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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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后鋒 著《嚴復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

皮后鋒 著《嚴復大傳》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

《嚴復評傳》和《嚴復大傳》的作者都是皮后鋒博士，《嚴復評傳》對嚴復主要代表作摘引比較多，資料性比較強，對思想內(nèi)容分析得也比較多；《嚴復大傳》著重記錄人物生平經(jīng)歷和活動細節(jié)，兩本書參照閱讀，可以看出一個更加完整、豐滿的嚴復形象，也更有助于了解嚴復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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