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復像:嚴復(1854—1921),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原名傳初、宗光,字畿道,中國近代著名學者、翻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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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軍校長抽大煙,他培養(yǎng)出來的學生會怎么樣?不用問,好不了哪兒去!
這位校長實有其人,名叫嚴復,其時為北洋水師學堂總辦。嚴復曾自豪地說,當時的中國海軍里不是他的同學,就是他的學生。此言不為過,確實如此。但他的這群同學和學生在戰(zhàn)場上的表現(xiàn)卻沒有讓任何人自豪過,甲午戰(zhàn)爭一敗涂地,不僅賠了兩億兩白銀,還將中國的臺灣島割給了日本,而那些海軍軍人,除少數(shù)死戰(zhàn)之人外,最終是整建制地投降了。幾個稍有廉恥不愿投降的軍官丁汝昌、劉步蟾、林曾泰等,也不過是服毒自盡,所服的毒物,就是他們慣抽的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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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1854年—1921年),是大人物,福建侯官人,出生于一中醫(yī)世家,乳名體乾,譜名傳初。投考福州船政學堂時改名宗光,字又陵,也作右陵。入仕后,改名復,字畿道。晚號癒壄老人,別署觀我生室主人,輔自然齋主人、尊疑學者、唐山人、癒壄堂、癒壄堂主人等。成名后,因籍貫為侯官,被尊稱為嚴侯官、侯官先生。中國古人的名號太多,搞得現(xiàn)代人有時分不清誰是誰,啰嗦了這么久,是想提醒讀者,在別的文獻中若看到嚴又陵,嚴畿道等名字,便要曉得,這就是嚴復,他們是一個人。
他十四歲入福州船政學堂,十九歲畢業(yè),入海軍服役,二十五歲赴英國入格林尼治海軍學院留學,二十七歲完成學業(yè),回國后初任職于福建船政學堂,同年(1880年)奉李鴻章電召,北上天津,參與籌辦水師學堂,歷任總教習、總辦等職。1895年,甲午戰(zhàn)爭中國戰(zhàn)敗,嚴復受此刺激,發(fā)表《論事變之亟》《原強》《辟韓》《救亡決論》等著名的政論文章,1896年起,開始翻譯《天演論》,至1925年,翻譯了《群學肄言》《群己權界論》(約翰·密爾的《論自由》)、《法意》(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等九部西方思想名著,約200萬文字。在戊戌變法期間,維新派的很多西學思想來自嚴復的傳譯,常常是譯稿一到,梁啟超便發(fā)表在其主編的《時務報》上??涤袨?、梁啟超均評價嚴復為中國當時西學水平最高的人。
嚴復的中學水平也同樣很高,他在古文方面用功之深,梁啟超甘拜下風,只有古文大師章太炎,或可頡頏之。他提出翻譯三原則“信、達、雅”,所謂“雅”,可以理解為古雅,他譯的西文,以古漢語方式表達,以致當時人評價其文風如“晚周諸子”。
嚴復還曾是北京大學校長、復旦大學校長、安徽高等學堂監(jiān)督、學部名詞館總纂,1909年,曾參與審定清末新政時由陳曾壽、潘清蔭所編的《國民必讀》(七卷)及其他部分教科書。
今天,人們已公認嚴復是近代中國著名啟蒙思想家、教育家、譯界泰斗、國學大師。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學貫中西的大學者、大思想家,其行為與思想竟然也分裂得如此深刻,其深刻程度足以反映出中國傳統(tǒng)文明與現(xiàn)代化之間相隔多么深遠的鴻溝。
福州市倉山區(qū)蓋山鎮(zhèn)陽岐村嚴復故居內(nèi)景
這里是嚴氏祖屋,建于明代,嚴復的祖父一輩都曾在這里居住。嚴復的父親嚴振先后來到不遠的南臺蒼霞洲行醫(yī),嚴復也出生在蒼霞洲。九歲以后,嚴復又回到陽歧村讀書。嚴復十三歲時(1866年),他的父親染病去世,這一年,福州馬尾船政學堂招生,嚴復馬上報名投考,以第一名的成績被錄取,次年進入學堂學習駕駛專業(yè),從此離開了陽歧村。
現(xiàn)在的這座嚴復故居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有嚴氏后人住在其中。
攝影:黃欽華 / 相機:NIKON D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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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確實是西學大師,當年他留學英國時,同去的中國同學只是學習海軍業(yè)務方面的知識,而他則已關注到歐洲的社會思想,以致于比他年長三十多歲的駐英公使郭嵩燾對他十分推重,別人只學了九個月就算畢業(yè),而在郭嵩燾的推薦下,嚴復一人又留在英國多學了一年。他所翻譯的西學著作如亞當·斯密之《國富論》、約翰·密爾之《論自由》(嚴復名為《群己權界論》)、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嚴譯為《法意》)等均為西方現(xiàn)代價值觀的基石。
不論是在其譯作中所加的“案語”,還是其政論文章,嚴復對西方近代文明進步性的認識,對中國傳統(tǒng)文明本性的批判,即便百年之后的現(xiàn)在讀起,仍有動人心魄的力量。
嚴復指出,中國與西方的根本差異在于是否擁有自由,而這一差別又源于西方“君與民皆有權”,而中國“君有權而民無權”。(《嚴復評傳》P231)
“中國之治制,運隆則為有法之君主,道喪則為專制之亂朝,故其中談治之策,經(jīng)世之文,皆當本君主之精神而觀之,而后知其言之至善。脫以民主之義繩之,則大謬矣?!?/p>
“夫自由、平等、民主、人權、立憲、革命諸義,為吾國六經(jīng)歷史之不言固也,然即以其不言,見古人論治之所短?!保ā秶缽驮u傳》P232)
他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首次從自由的角度比較了中西社會的差異:
“自由既異,于是群異叢然以生。粗舉一二言之;則如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國貴一道而同風,而西人喜黨居而州處;中國多忌諱,而西人眾譏評。其于財用也,中國重節(jié)流,而西人重開源;中國追淳樸,而西人求歡虞。其接物也,中國美謙屈,而西人務發(fā)舒;中國尚節(jié)文,而西人樂簡易。其于為學也,中國夸多識,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禍災也,中國委天數(shù),而西人恃人力。”(《嚴復評傳》P70)
嚴復忠實翻譯了穆勒對中國專制政治的點名批判:“支那之宰相,與田野之傭民,皆奴才也”。
針對天子臣妾億兆的論調(diào),嚴復憤怒指出,所謂“臣妾”就是“奴虜”,中國歷代專制君主都是將中國民眾當作卑賤的奴產(chǎn)子。嚴復據(jù)此認為,中國歷史上并無顧炎武所云亡國亡天下之說,而只有一家一姓的興亡,人民則猶如奴婢易主。他寫道:
“中國自秦以來,無所謂天下也,無所謂國也,皆家而已。一姓之興,則億兆為之臣妾。其興也,此一家之興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憲法、國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則一切與之俱亡,而民人特奴婢之易主者耳,烏有所謂長存者乎!”
嚴復清醒地看到,專制政治架構下的君民不平等,是中國積貧積弱、亡國滅種的根源。他在一份批語中寫道:
“中國自三代以來,君民對待之誼與西人絕不相類。君若吏之視民也,上焉者,杜父呂母,其視百姓如子孫;次之,則君為主人,四海之內(nèi)皆為臣妾;最下,其治民猶盜賊,故盜憎主人與民惡其上當并稱也。然此種種,皆非公理。中國今日之所以弱,黃種日后之所以亡,終坐此耳!”(《嚴復評傳》P112-P113)
歐洲賦稅主要用于交通、國防、水利、博物館等公共事業(yè),民眾能從中得到豐厚的回報;而中國賦稅都用于專制統(tǒng)治者的奢侈享受,統(tǒng)治者對民眾沒有任何責任,民眾只有單方面的義務,而不可能得到任何回報。嚴復進一步揭露說,近代以降,清朝專制政府為了對“更上之君權”—西方列強負責,支付無數(shù)的戰(zhàn)爭賠款,不擇手段地榨取民脂民膏,廣大民眾的負擔變得特別沉重,陷入災難的深淵。他憤怒地寫道:
“蓋政府無責云者,專制政府,為所欲為,即至辱國累民,賠款割地,其高高在上,而安享富貴自若。既有責任,亦對于更上之軍權,或?qū)τ谄鋰彅?。其于百姓,以法制言,固無責也?!?/p>
“發(fā)捻之亂,則有厘金,甲午敗而東償于倭,庚子亂而西償于歐,為數(shù)十余萬萬,為時三四十年,輦億兆之膏脂,所以仰事父母、長養(yǎng)子孫者,致之海外,問所由然,則專制政府之僨事也。敲骨吸髓,所余幾何,乃今而猶言加賦,忍乎!”(《嚴復評傳》P114)
嚴復撕開了清官思想溫情脈脈的面紗,揭示出其包藏的專制內(nèi)核。他從字面上解釋了“父母政府”的涵義:“父母政府者,所謂視其民如童稚,而行其保赤之檢制者也”。他尖銳指出,“父母政府”就是穆勒所批判的專制政府或世襲政府,在西語中并非“嘉號”。在此基礎上,嚴復揭露“父母政府”的本質(zhì)是君尊臣卑、君主臣奴。他寫道:
“大抵中國最難除之弊,即在‘民之父母’‘愛民如子’等話。斯惟其愛民如子,故事使尊卑勢成,有官說而無民說。有官說無民說者,必不準其用抱告與聽審也。無抱告、聽審,而民命遂懸于不可知。雖有青天,如屠伯,貪吏之多何哉?”
他進一步分析說:清官思想的本質(zhì)是剝奪自由民權、錮民智慧,“用父兄政制,則一切當聽上之所為,而民權必廢”,“民智絕不能開”,也可能“奪其民之自由”。(《嚴復評傳》P114-P116)
嚴復敏銳地看到,中國專制政治的實質(zhì)是既無情剝奪國民的自由民主權利,而又片面不切實際地要求民眾承擔過多的義務。他認為,這種沒有相應權利的單方面義務,本質(zhì)是“奴分”。他寫道:
“義務者,與權利相對待而有之詞也,故民有可據(jù)之權利,而后應盡之義務生焉。無權利,有責民以義務者,非義務也,直奴分耳?!保ā秶缽驮u傳》P82)
嚴復對中國傳統(tǒng)學術的批評深刻而到位,他指出:“中國前之為學,學為治人而已。至于農(nóng)、商、工、賈,即有學,至微,谫不足道”。
“四千年文物,九萬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極者,其教化學術非也。不徒嬴政、李斯千秋禍首,若充類至義言之,則六經(jīng)五子亦皆責有難辭。贏、李以小人而陵轢蒼生,六經(jīng)五子以君子而束縛天下,后世其用意雖有公私之分,而崇尚我法,劫持天下,使天下必從己而無或敢為異同者則均也。因其劫持,遂生作偽;以其作偽,而是非淆、廉恥喪,天下之敝乃至不可復振也”。(《嚴復評傳》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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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僅看上述言論,嚴復作為近代中國啟蒙思想大師的地位是非常明確的,無人可以撼動,似乎也可以證明,走向世界、親身觀察到西方文明后的中國知識分子,通過向西方學習就能建立起對現(xiàn)代文明的信仰。然而,事實都異常殘酷地表明,這是多么不切實際的幻想。
嚴復的上述言論,主要發(fā)表于甲午戰(zhàn)爭失敗后,戊戌變法、清末新政期間。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fā)后,嚴復作為北方代表團的代表之一,南下與南方革命軍談判。北方代表團自代表團團長唐紹儀起,一上火車就把辮子剪了,只有嚴復卻蓄辮言志,以示對清王朝的忠誠,而且,他覺得唐紹儀等根本不是南下談判去的,而是出賣大清江山去的,中途氣得打道回府返回北京了。
袁世凱當政后,逐漸走向獨裁,蓄謀恢復帝制。在袁世凱摧毀共和、走向帝制的過程中,嚴復在很多關鍵環(huán)節(jié)上都出了大力。他發(fā)表文章支持袁世凱廢除《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規(guī)定的總理制,改為總統(tǒng)制,通過袁記《中華民國約法》的所謂審查委員會的審查長就是嚴復。他還牽頭起草了《修正大總統(tǒng)選舉法》,規(guī)定:“大總統(tǒng)任期十年,連選連任無限制;繼任大總統(tǒng)由現(xiàn)任大總統(tǒng)推薦三位候補者姓名,書于嘉禾金簡,藏之金匱石室。”事實上,已在法律上使袁世凱成為終身大總統(tǒng),而且廢除了民選總統(tǒng)的機制。嚴復是張羅恢復帝制的籌安會六君子之一,曾在私人通信中說過“但愿大總統(tǒng)福壽康寧,則吾儕小人之幸福耳”。這哪像是遍讀西方自由民主之說的飽學之士,就是舊時沒有文化的宮里太監(jiān),奴性恐怕也不會如此之大。
不僅如此,他晚年時在思想上完全回歸到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似乎忘記了他壯年時對中國傳統(tǒng)學說所作的激烈批評。有幾段重要言論可代表他的思想,為說明問題,全段抄錄如下:
“(第一條)世變正當法輪大轉(zhuǎn)之秋,凡古人百年數(shù)百年之經(jīng)過,至今可以十年盡之,蓋時間無異空間,古之程途,待數(shù)年而后達者,今人可以數(shù)日至也。故一切學說法理,今日視為玉律金科,轉(zhuǎn)眼已為蘧廬芻狗,成不可重陳之物。譬如平等、自由、民權諸主義,百年已往,真如第二福音;乃至于今;其弊日見,不變計者,且有亂亡之禍。試觀于年來,英、法諸國政府之所為,可以見矣……鄙人行年將近古稀,竊嘗究觀哲理,以為耐久無弊,尚是孔子之書。四子五經(jīng),故[固]是最富礦藏,惟須改用新式機器發(fā)掘淘煉而已。
(第二條)西國文明,自今番歐戰(zhàn),掃地遂盡。英國看護婦迦維勒(Miss Cavell)當正命之頃,明告左右,謂:“愛國道德為不足稱,何則?以其發(fā)源于私,而不以天地之心為心故也?!贝说刃咽烂?,必重于后。正如羅蘭夫人臨刑時對自由神謂:“幾多罪惡假汝而行也?!蓖勎釃遄h論謂:“孔子之道必有大行人類之時?!毙母`以為妄語,乃今聽歐美通人議論,漸復同此,彼中研究中土文化之學者,亦日益加眾,學會書樓不一而足,其寶貴中國美術者,蟻聚蜂屯,價值千百往時,即此可知天下潮流之所趨矣。
(第三條)不佞垂老,親見脂那七年之民國與歐羅巴四年亙古未有之血戰(zhàn),覺彼族三百年之進化,只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個字?;赜^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澤被寰區(qū)。此不獨吾言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漸覺其為如此矣。”(《嚴復評傳》P264-P265)
這時,他已完全墮落到他曾批判過的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地步了。他完全不顧他早已熟知中國的歷史上比歐戰(zhàn)還要慘烈的事實,比如有十幾次的戰(zhàn)亂使全國人口減半,而無條件地歌頌孔孟之道,以之為救世良方。其時,他的年輕讀者魯迅先生早已揭露出中國歷史不過“吃人”二字,孔孟之道不過也是“利己殺人,寡廉鮮恥”的工具。
1921年10月3日,嚴復自覺病深,為諸兒孫書遺囑一份,中云:
“吾受生嚴氏,天秉至高。徒以中年攸忽,一誤再誤,致所成就,不過如此,其負天地父母生成之德,至矣!耳順以后,生老病死,倏然相隨而來,故本吾自閱歷,贈言汝等,其諦聽之。
須知中國不滅,舊法可損益,必不可叛。
須知人要樂生,以身體健康為第一要義。
須勤于所業(yè),知光陰時日機會之不復更來。
須勤思,而加條理。
須學問,增知能,知做人分量,不易圓滿。
事遇群己對待之時,須念己輕群重,更切毋造孽。
審能如是,自能安平度世。即不富貴,亦當不貧賤。貧賤誠苦,吾亦不欲汝曹傲之也。余則前哲嘉言懿行,載在典策,可自擇之,吾不能覙縷爾?!保ā秶缽痛髠鳌稰420)
福州市鼓樓區(qū)郎官巷嚴復故居展室內(nèi)景
郎官巷這處住宅是嚴復晚年的居所。1920年,嚴復遷回福州,時任福建省長、督軍的李厚基將郎官巷一處民宅購下,送給嚴復。嚴復搬到了這里,到1921年病逝,在此居住時間不長。2010年,這處故居面向公眾開放,正廳和花廳設有展區(qū),通過實物與圖片文字介紹嚴復生平。
攝影:黃欽華 / 相機:NIKON D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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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嚴復的思想矛盾,前人多有評論,有學者提出其前期激進,后期保守之論。然而筆者認為,一個人的思想是其本性的表性,由其穩(wěn)定的人格特征所決定,不存在前期后期之說,外人所見的矛盾其實就其內(nèi)在本質(zhì)來說,一定有統(tǒng)一的人格基礎。而要理解嚴復這些看似矛盾的的思想,必須從他生命的本質(zhì)和實際生活狀態(tài)入手。
嚴復這人,正如他自己所說,“天秉至高”,非常聰明,他的成敗得失都來源于這種聰明。因為他聰明,所以,他能判斷出什么東西能給他帶來當下最重要的個人利益,也能判斷出世界文明中誰好誰壞,誰強誰弱。在他的一生中(也包括此前數(shù)千年和此后很長時間的中國),能給他帶來現(xiàn)實利益的就是官府,再具體些地說就是皇帝?;实奂捌涔俑臋嗔υ趥鹘y(tǒng)社會中是無所不能的,用先秦思想家管子的話來講,君主能決定一個人是貧是富,是貴是賤,是生是死。這不是個觀念,而是鐵一樣的事實,嚴復對這種鐵一樣的事實是有清醒認識的。他不是因為熱愛海軍事業(yè)才考上福州船政學堂的,而是因為父親病故,家道中落,沒辦法,才早早上學的。
留學英國不是他的主動選擇,那時留學生并不受重視,回國后,他嫌自己的仕途進步太慢,曾經(jīng)四次去考科舉,企圖謀個正經(jīng)的“出身”,他也曾經(jīng)想辦法靠逢迎上司升官。盡管他對自己這輩子的官位十分不滿意,但是,必須得承認,他這輩子所過的好日子都是官府給的,他的主要收入都來自官府的俸祿,他一生有三位夫人,八個子女。家里常有不少前來投奔他的親友族鄰,此外,還有雇請的廚子、車夫等仆人。晚年寓居北京期間,常年要維持一家三十余口的生活,開銷巨大。他吸食鴉片,而且對鴉片比較挑剔,對市面上3元1兩的便宜鴉片不屑一顧。如此大的支出,主要靠他在官府任各種職務的收入,譯書的版稅僅能起補充作用,他當時在北方有三份兼職,年薪近萬兩。他也曾試圖經(jīng)過商,但似乎沒有成功。
除了官府之外,沒有什么行當能支撐他過這種奢靡的生活。當然,和那些更加奢靡的大官兒比起來,他的生活算不上奢靡,這是他自覺自己一事無成、感到委屈的原因。他和那個時代官場的官員一樣以權謀私,比如還在北洋水師學堂時,就想辦法讓自己的鄉(xiāng)下親戚免費“蹭軍艦”來天津,他在擔任復旦大學校長、北京大學校長、安徽高等學堂監(jiān)督時,也是因為拉幫結(jié)派、排除異己,重用自己的同鄉(xiāng)和同學,結(jié)果激起學潮,被趕走的。從他的一生實際經(jīng)歷來看,他的“幸福生活”完全依賴皇帝制度的官府才能維持,他知道這種力量是多么強大,因此,他從骨頭里一直就是一個官迷、官奴。
那么,如何解釋他對西學的譯介呢?
也是因為他的天資聰敏,他有過親自留學的經(jīng)歷,清楚地認識到西方現(xiàn)代文明的強大與先進,而且,由于他聰明,天分好,所以學習外語和科學不費勁兒,譯些書來算不了什么難事兒。終其一生,他從來沒有建立起對西學的信仰,他也很少以自己的西學修養(yǎng)自傲(除了在嘲笑那些從日本留學回來的“東學小子”時自矜自己的西學才是正宗,但那本質(zhì)上不是顯示自己學問的優(yōu)越感,而是維護自己“新學領袖”的官場地位)。他開始并沒有想翻譯西學著述,只是受甲午戰(zhàn)爭的刺激才始譯《天演論》,那時,改良風潮正盛,維新派的康梁已成新貴,嚴復的西學修養(yǎng)(其實就是個語言基礎和留學經(jīng)歷)正可為他的進身之資。好在他比康、梁等人更熟悉官場門道,腳踩兩只船,及時討好榮祿、王文韶等,才得免過戊戌變法后慈禧太后的清查。而且,1900年后,慈禧也搞新政,成了接受西方文明的新派人物,嚴復的學問依舊能用得上。盡管他在激憤時確實引用了西方思想家富有自由民主精神的言論,他知道那些東西實質(zhì)是什么,但他對于能否在中國實現(xiàn)這些東西并沒有信心,所以,他從西學中找到了可以為當權者所接受的東西,“君主立憲”“群學”之類的。君主立憲無論對慈禧太后還是袁世凱,都是很受用的東西,而斯賓塞的“群學”是和個人自由相對立的概念,盡管是西方文化背景的對立,不同于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對立,但嚴復的這種選擇性的譯介,也流露出其靈魂深處的傳統(tǒng)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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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教育史上,嚴復是最早提出“德、智、體、美”等教育概念的學者,嚴復在英國格林尼治海軍學院時,曾經(jīng)親身體會到中國學員體質(zhì)上遠不如歐洲學員,所以,他特別強調(diào)體育的作用。他任復旦公學校長時,在經(jīng)費緊張的情況下,仍然聘請一名美國教官到學校教授體操。在出任安徽高等學堂監(jiān)督后,在該校原有體操教習的基礎上,又添聘一名體操教習。種種言行,反映出他對體育的重視,但如果聯(lián)想到他本人抽大煙的事實,多少經(jīng)費、多少體操教練,都不如把大煙戒了頂用,他重視體育的言行,純粹就是個諷刺。
嚴復是聰明人,他知道吸食鴉片的害處,主張禁絕鴉片,在思想上知道鴉片的害處,也試圖戒過,但他的身體的本能很享受鴉片帶來的快感,所以終其一生,沒有戒掉。
嚴復的鴉片癮是一個具有深刻隱喻的事件,其實,中國人在傳統(tǒng)文明和現(xiàn)代文明的選擇時,和嚴復吸食鴉片是一樣一樣的,傳統(tǒng)文明就像鴉片一樣使人們欲罷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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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嚴復到倫敦出差,流亡海外的革命家孫中山來拜訪他,兩人做過面對面的討論。嚴復認為中國的根本出路在于教育改良,“以中國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將見于乙,泯于丙者將發(fā)之于丁。為今之計,惟急從教育上著手,庶幾逐漸更新乎!”我實在不知道精通邏輯學的嚴復是怎么想的,以這樣的甲乙丙丁,用什么的教育手段才能把自己改造成符合現(xiàn)代文明的新人。同樣精通西學的孫中山聽明白了,這是一種根本不打算兌現(xiàn)的遙遠的空頭支票。不過孫先生的回答是那么的優(yōu)雅,他說,“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為思想家,鄙人乃實行家也”。
1911年,嚴復作為清王朝的代表,又把對孫中山先生說的話對南方革命的將領黎元洪叨叨了一遍(之所以選他作北方代表主要是因為黎元洪曾是他的學生)。革命中的人民對他這套嗑兒的回答已是符合革命標準的粗暴了,年青的記者邵飄萍寫道:
“嚴復對黎都督之言曰:人民程度未至,不適于共和。嗚呼!奴隸之奴隸,吾叱汝名,真污吾筆也。
夫所謂程度之已至未至,以何為標準乎?嬰兒之初學步也,或不免有顛躓之虞,然為父母者扶持而保護之,則未幾而步亦步,趨亦趨矣。若曰此程度未至,不可以行,遂束縛其足,置之于床,則終身不能行耳。抑所謂程度,不外道德與知識二者,而道德為尤要。革命事業(yè),前仆后繼,鄂江一鼓,各省風從,不可謂無道德與知識也。嚴復為是言,一若己之知識有過于人者。然茍吾民道德之墮落皆如嚴復,則吾國前途之無幸久矣。嗚呼!” (《總統(tǒng)非皇帝》P8)
說實在的,以嚴復譯介西學的成就,我?guī)缀醪蝗绦慕邮堋芭`之奴隸”的評論,但是,從其精神實質(zhì)和所做所為來看,應當承認,邵飄萍的評價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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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通西學嗎?
當然通,他知識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他沒有從身體上、靈魂上建立起西學的信仰!
嚴復通中學嗎?
當然也通,要不然他也不會對諸子六經(jīng)作出那么深刻的批判。問題在于他沒有力量背叛這強大的傳統(tǒng),最后只能認輸投降。
想一想,一個被大煙淘虛了身子的老人,還要養(yǎng)一大家子人,還要維持著大家長的威嚴,讓年輕人、仆人侍候著,能支持他這種生活狀態(tài)的只有無條件尊崇孝道的傳統(tǒng)文化了,他別無選擇!
在學理上、知識上、史實上,批判嚴復是容易的,但不做嚴復是十分困難的,正如嚴復戒不掉的鴉片一樣,所有受益于傳統(tǒng)文明的甲乙丙丁們要自我戒斷自己的毒癮幾乎是做不到的。只有一種辦法能戒掉鴉片,就是將嚴復關起來,終生讓他見不到鴉片,他要死要活地難受一陣子,要是還能活下去,也就戒了。當然,條件是一輩子讓他再也見不到鴉片,否則,他還會舊病復發(fā)的。使嚴復成為“奴隸的奴隸”的傳統(tǒng)文明機制也一樣,如不從根本上加以摧毀,任何所謂新的思想都不過是口頭說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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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算是思想家嗎?
算不上,他充其量只算是學者,因為他根本就沒有自我認識的能力,更缺乏信仰新文明的力量。
嚴復的案例表明,僅僅在知識上了解現(xiàn)代文明是遠遠不夠的,甚至還有副作用,所謂“就怕流氓有文化”。最重要的是物質(zhì)生產(chǎn)方式的變更,馬克思講過:物質(zhì)的力量只能以另一種物質(zhì)來摧毀,信然!Ω
福州市倉山區(qū)蓋山鎮(zhèn)陽岐村嚴復墓
嚴復墓位于福州市倉山區(qū)陽岐村外,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墓前石碑上的“清侯官嚴幾道先生之壽域”和橫屏上“惟適之安”幾個字,是嚴復生前親筆書寫。
攝影:黃欽華 / 相機:NIKON D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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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后鋒 著《嚴復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
皮后鋒 著《嚴復大傳》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
《嚴復評傳》和《嚴復大傳》的作者都是皮后鋒博士,《嚴復評傳》對嚴復主要代表作摘引比較多,資料性比較強,對思想內(nèi)容分析得也比較多;《嚴復大傳》著重記錄人物生平經(jīng)歷和活動細節(jié),兩本書參照閱讀,可以看出一個更加完整、豐滿的嚴復形象,也更有助于了解嚴復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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