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鑄的女兒陶斯亮說：我父親主政廣東15年是三七開，七分功三分過

經過了二十多年的革命斗爭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終于成立。

百廢待興之下，經濟建設也迅速的成為了國家的重中之重，諸多的革命功勛也因工作需要被安排轉任地方。1951年底，陶鑄被調任廣州負責領導廣東省的工作，出任華南分局代理書記兼華南軍區(qū)第二政委。

而此番去粵主政便是15年，也成為了陶鑄晚年最長久的一次履職。十五年里，陶鑄為廣東的穩(wěn)定和發(fā)展做出了不少貢獻，但也因為時代原因等諸多因素造成了一些問題。

而對于父親陶鑄在廣東的政績，身為女兒的陶斯亮曾說：“我覺得父親在廣東15年的工作應該是三七開，七分功，三分過。”

那么她口中的“過”究竟是哪些呢？

在回顧陶鑄在廣東的施政前，有必要大致了解一下他的革命生涯，有助于理解為什么北京方面決定派他去廣東。

他是湖南省祁縣人，出身書香門第，父親是一位教書先生，但不幸的是在他10歲的時候，父親被土豪劣紳殺害。

在學校讀書期間，他認識不少有志青年，在大家的影響下，他決定投筆從戎，考入了黃埔軍校五期。

從學校畢業(yè)后，來到武漢國民革命軍政治部任職，成為了葉挺將軍的助手，在兵運行動中發(fā)揮了很大作用。

四一二政變爆發(fā)后，他果斷奔赴南昌參加起義，在戰(zhàn)斗中成功突圍，之后長期在葉劍英身邊工作。

他擅長組織工作，培養(yǎng)了不少優(yōu)秀的干部，其中好幾個人后來成為了二野和三野的高級指揮員，所以后來陳毅見到他的時候，稱贊他是“二野和三野的始祖”。

1930年的時候，他還曾親自帶領同志們去劫獄，突破重重防御，救出了40多名被關押的同志。

1940年，他回到延安擔任中央軍委秘書長職務，三大戰(zhàn)役時期，他前往東北鞏固根據地，在平津戰(zhàn)役期間，又以司令部代表身份和傅作義談判，促成和平解放。

1950年，南下廣西指揮剿匪作戰(zhàn)。

從這些經歷來看，他是一位久經考驗的干部，因此組織上十分信任他。

所以在1951年，組織上安排他去廣東主政。但正如他女兒所說在廣東期間確實存在一些施政上的失誤，但公允的說這亦和當時的形勢有一些關系。

他的第一個“過”是在土改問題上有些冒進。新中國成立后各地土改都在快速推進，但廣東的土改一直比較緩慢。葉劍英當時之所以沒有冒進處理廣東土改問題，是因為廣東情況比較復雜，有很多海外華僑，這些人并不是剝削農民的土豪劣紳，而是依賴海外貿易賺錢。其中不少人曾經在抗戰(zhàn)時期積極捐款捐物，為國家作了貢獻。所以葉劍英等人為了避免冤枉好人，采取謹慎調查，緩慢推進的方式推動廣東土改工作。

但1951年的時候抗美援朝戰(zhàn)爭正處于初期階段，國際局勢非常復雜，毛主席擔心有人在廣東制造混亂，認為葉劍英等人過于謹慎，于是決定安排作風更果斷的陶鑄前往廣東主持領導工作，協助葉劍英主持華南工作。

陶鑄到達廣東后確實讓工作推進速度很快，處理了很多人，但是在工作過程中出現了很多不公正的情況，造成很多華僑大量逃亡，還有人選擇自殺。

雖然15年后陶鑄離開了廣東，但特殊時期緊接著到來，受冤枉的人更多了。這種情況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才得到改變。

他的第二個“過”是參與到了“浮夸風”中。這件事和1958年的“大躍進”有關。當時北京方面要求工業(yè)和農業(yè)產量短期內“趕英超美”，于是各地紛紛發(fā)展糧食高產“衛(wèi)星田”，一時之間祖國各地“捷報”頻傳，毛主席對此也十分贊賞，表揚了不少虛報的干部。

陶鑄當時也頭腦發(fā)熱，在廣州中山紀念堂召開的一次全省干部大會上要求大家積極行動起來，要求各個縣上報糧食產量，如果達到畝產千斤，就獎勵拖拉機、卡車和獎狀。于是包括東莞縣在內的多個縣開始虛報產量，后來此事被人揭發(fā)，陶鑄這才意識到錯誤，叫停了 “浮夸風”。

他的第三個“過”是在“反地方主義”問題上有些冒進，這件事也和土改有關，當時為了推動土改盡快落實，陶鑄決定從其他地方選派干部，于是1000多名不熟悉廣東情況的土改干部來到廣東，在陶鑄的領導下快速開展工作，結果上面也說了，造成了很多冤屈。而且這些冤枉不僅涉及海外華僑，很多干部也被波及，例如廣東省委干部方方，后來被打成了“地方主義”分子。后來很多人提出反對意見，但陶鑄不聽，在 1956年再次發(fā)起反“地方主義”行動，導致馮白駒和古大存也被打擊，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才平反。

總體來看，盡管陶鑄秉政廣東期間存在很多問題，但陶鑄依然為廣東的發(fā)展作出了很大貢獻。而其在對待逃難百姓的態(tài)度上也盡顯人性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