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芳芳

徐芳芳出生并成長于北京,在北京的中央音樂學院附中鋼琴演奏專業(yè)畢業(yè)。她1981年來到美國,在加州大學柏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獲得歷史學士學位，并在斯坦福大學獲工商管理碩士學位（MBA, Stanford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2000年,她成為中國人民大學第一任音樂系系主任。2022年10月22日,她在林肯表演藝術中心的愛麗絲·杜莉音樂廳舉行了鋼琴協(xié)奏曲《徐悲鴻的彩墨畫》第三樂章的世界首演。她幫助發(fā)起并協(xié)助在丹佛藝術博物館舉辦了父親徐悲鴻在美國的第一個綜合性個人畫展（2011年10月開幕），并參與主編畫展的圖錄。

徐芳芳出版了回憶錄Galloping Horses（《奔騰的駿馬》）及《徐悲鴻的彩墨畫—失傳半個世紀的江文也鋼琴協(xié)奏曲》；她也發(fā)表過數(shù)篇關于徐悲鴻及他的藝術的文章,包括丹佛藝術博物館2011年出版的《徐悲鴻：現(xiàn)代中國繪畫的開拓者》畫展圖錄中登載的文章《徐悲鴻的一生與他的藝術》及《美術》雜志2020年第九期刊登的《徐悲鴻與印度》。

胡潤百富·徐芳芳專訪

胡潤百富：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馬常常具有象征意義。藝術家通過馬這一意象表達自己對世界的理解。徐悲鴻先生為何選擇“馬”作為貫穿其漫長藝術生涯的核心形象？

徐芳芳：徐悲鴻先生成為畫家后一直在畫馬，不同時期的風格有所不同。如果說何時發(fā)生了顯著變化，應該是他去法國留學時期：進入巴黎高等美術學校，接受了西方油畫和素描的系統(tǒng)訓練，尤其是西方解剖學等寫實技法。在1927年學成歸國之后，徐悲鴻筆下的馬在結構和造型上就變得精準結實，這是對傳統(tǒng)繪畫的創(chuàng)新。

1939年，徐悲鴻受印度詩人泰戈爾邀請，赴印度國際大學講學期間，曾為泰戈爾畫馬，祝賀他大病之后恢復了健康。這種印度馬使徐悲鴻神往，騎馬跋涉的經(jīng)歷使他更深刻地了解了它們令人贊賞的性情。因此，1940年之后，他筆下的馬顯然增加了魄力，充滿了一往無前的精神。

徐悲鴻的動物畫通常表達了深刻的內(nèi)涵， 他通過他畫的馬 和選擇的題款，表達了他的悲傷和愉快，以及對祖國光明未來的期望。徐悲鴻的動物畫將中國畫中寄情托物的手法發(fā)揮到了極致。他用洞察人物內(nèi)心的手法來描繪動物，能夠捕捉動物瞬間最生動的表情和動態(tài)。

胡潤百富：徐悲鴻先生生活的年代，中國社會正經(jīng)歷巨大變遷，在西方文化的沖擊下，中西藝術融合處于探索的關鍵時期，如何既保留中國優(yōu)秀文化藝術的精髓，又能吸收外來文化的有益滋養(yǎng)，這一課題在當時和現(xiàn)在都至關重要。您認為徐悲鴻先生是怎樣在創(chuàng)作中面對這一課題的？

徐芳芳：我認為徐悲鴻先生的藝術主張和實踐，至今仍是相關的典范——他的中國畫融匯中西，油畫也蘊含中國的審美和寫意精神，很重要的一點是，他的藝術能真摯地表達人的感情。這正是為什么他的藝術感動了世界各國的觀眾。

徐悲鴻講過：“建立新國畫，既非改良，亦非中西合璧，僅直接師法造化而已。”（“新國畫建立之步驟”，《徐悲鴻全集》《論著》第29頁）他強調(diào)的是掌握寫生的能力。他將西畫準確的造型技法與傳統(tǒng)中國畫的筆墨結合起來，創(chuàng)作出的國畫介于寫實與寫意之間。我曾多次向世界各地的觀眾介紹徐悲鴻先生的作品，他們欣賞他造型的準確，但同時又不同于自然主義對細節(jié)的完全復制。他采取巧妙而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取舍，使其作品能抓住動物和人物的精髓。

胡潤百富：本次展覽將徐悲鴻先生畫作中“馬”的形象，從平面的繪畫轉換為立體的雕塑甚至動態(tài)呈現(xiàn)。您認為這種形式的轉換，賦予了“馬”怎樣的當代特性？

徐芳芳：我認為無論是徐悲鴻先生的時代還是現(xiàn)在，馬所承載的精神意義都同樣重要。用繪畫還是雕塑來表現(xiàn)，只是藝術形式的不同。而他描繪動物時那種寄情托興，捕捉對象精神實質的手法，才是他的中國畫獨特的魅力。

胡潤百富：在胡潤最暢銷中國藝術家（包括在世和已故藝術家）中，徐悲鴻先生常年位列前十名，在最新發(fā)布的2025年榜單中位列第三（59,441萬元），您怎樣看待市場和藏家對徐悲鴻先生畫作經(jīng)久不衰的收藏價值的認可？

徐芳芳：這是個復雜的問題，不能一概而論。

收藏者關注藝術品的價值，這無可非議。在市場規(guī)范的前提下，藝術品的價值也可以用金錢衡量。但我認為藝術品的根本價值在于其藝術性，以及能否經(jīng)受時間的考驗，為世代人民所欣賞——時間最終會給出客觀的評價。

徐悲鴻先生的作品不僅深受中國人民喜愛，也贏得了世界其他國家人民的欣賞。這種喜愛不僅源于其藝術價值，也源于他筆下駿馬所象征的精神和他的人格力量。

他認為藝術家首先要做高尚的人，要盡社會責任，尤其是在中國遭受帝國主義欺凌的時代，一個藝術家是否具有高尚的人格？歷史最終會做出評判。當然，有為藝術而藝術的藝術家，也有人喜愛和收藏他們的作品。但徐悲鴻先生的奔馬鼓舞了中國人民，在遭受帝國主義蹂躪之時，為掌握自己的命運而奮斗。

他的品格和藝術中展現(xiàn)出的對祖國和人民深沉的熱愛，我認為這是被廣大群眾所理解和欣賞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