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數術與儒家思想之間的相互影響

1.數術與儒學思想的相互影響

數術在其發(fā)展過程中，還受到了儒學思想的影響，而數術與儒學思想的交互，最早可見甲骨文中的卜辭。

李學勤認為“占卜原系古代禮制的組成部分，占卜的內涵也無不屬于當時禮制”，此外儒學產生的萌芽也與祭祀相關，儒學在早期是以“相禮為業(yè)”，如果將其置入到數術體系中，應當屬于相禮，與相面、相宅、相刀劍同屬一系，分屬于巫祝。

如在《史記》中記載了先秦時期，統(tǒng)治者與卜筮之間的聯(lián)系。

先秦時期，儒家作為信眾眾多的諸子中的一種，成為了治國安邦所特有的政治哲學，因此儒家從誕生之初便與卜筮之間相互依存。

在秦代之后，儒學與數術形成了類似于易學與數術之間的關系，即以“儒”為理論指導，通過“術”來進行具體的實踐。

當時的儒生注重君臣觀念，部分進言不能直抒胸臆，而需要假借卜筮之口說出，逐漸成為了一種政治進言的風氣。

儒學發(fā)展到唐時期，也形成了自身獨有的道統(tǒng)說，但也將儒學和占卜相聯(lián)系起來。

2.數術對儒家思維的影響

儒家思想的思維方式主要從通識性的經驗為依據，但是其沒有經過系統(tǒng)化的邏輯推導，如《論語》、《孟子》等經典的論述都沒有經過邏輯推導。

儒家思想關注的是自我價值的實現，儒者更加強調的是自我的內省，強調的是“三省吾身”，認為一切問題的解決僅僅需要通過自我約束和自我提高就能實現。

這種儒家的思想直接受到了數術思想的影響，與“易”向“術”的轉換不同的是，“易”向“術”的轉換加入了人文價值，較為重視易學思想的實際應用。

而“術”與“儒”之間的轉換則是直接形成的。

何炳棣認為：“乾父坤母，而人在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tǒng)理人物”，因此何炳棣認為在數術的影響之下，儒學的發(fā)展也逐漸在向科學化的方向邁進。

但隨著各思想學術流派的不斷發(fā)展，卜筮中所蘊含的直覺思維也在儒家思想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在儒學和數術的發(fā)展過程中，始終存在兩者相互影響、相互糅合的過程，需要將兩者有機結合起來來思考問題。

3.儒學對數術的影響

秦漢之后的社會的統(tǒng)治觀念為宗法制，即以儒家思想為統(tǒng)治思想，而數術能夠滲透到人們日常生活中，是因為數術在漫長的發(fā)展過程中也糅合了儒家思想。

而受到儒學體系中“學而優(yōu)則仕”的影響，數術中的占卜結果常出現“三公”、“封侯”等做官的記載。

在《四庫全書術數集》中所載，人們學習數術的最終目的與儒學一樣，也是進朝做官，位極人臣。

此外，《四庫全書術數集》中有更為露骨的記載，《數術類》書籍所記載的內容，但其具體內容卻為夫為婦綱、父為子綱，通過父來觀測出身，通過孩子來觀察晚年生活。

即數術思想也受到了儒家三綱五常思想的影響，夫克婦為正常現象，而婦克夫則要受到譴責。

此外，在數術的分支“堪輿”，也極大的受到了三綱五常思想的影響，將三綱看做氣脈、明堂、氣口等基本的堪輿概念，將五常看做龍、穴、砂、水、向等堪輿方式，在通過卦象進行占卜時，并不是一味的從“易”的角度來進行闡釋，而是需要讓卦象符合中庸思想，實現儒家“和”的思想理念。

此外，這種思想理念還體現在孝悌上，而孝悌也被認為是判斷個人未來吉兇禍福的重要判斷依據，綜上所述，數術在不斷的發(fā)展中吸收儒家思想中的“官本位”、“男尊女卑”、“和”、“孝悌”的思想理念，極大的受到了儒學思想的影響。

儒家所強調的修身正德等關乎個人品質的內容，都可以直接影響問卜的結果。

欲求富貴，則必須要追求積善、念善，而在此基礎上則誕生了“道德定命論以突出人的道德價值而被儒家所接受和提倡”的想法，因此這就賦予了占卜需要追求“德性”的特點，如在《敦煌本夢書》中有關于數術中善惡的記載，認為做夢之后，如果為善夢需要廣而告之，如果的是噩夢則不能與人交談，這種道德命定論極大的影響了占卜的結果。

鄭炳林對此進行了評價“敦煌寫本相書的理論根據主要是儒家的理論為基礎”，他認為儒學極大的影響了數術。

綜上所述，儒家的倫理綱常觀念極大的影響了數術的發(fā)展，如其中的道德觀的闡述能夠極大的迎合受到儒學影響的社會民眾的心理，提升數術的可信度，一方面在賦予數術合理性的同時，也極大的提升了占卜的占詞可解釋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