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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324

韋小寶這小家伙

金 庸

（接上文）

九

武俠小說的背景主要都是古代社會。

拳腳刀劍在機關槍、手槍之前毫無用處，這固然是主要原因。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現代社會的利益，是要求法律與秩序，而不是破壞法律秩序。

武俠小說中英雄的各種行動——個人以暴力來自行執(zhí)行“法律正義”，殺死官吏，組織非法幫會，劫獄，綁架，搶劫，等等，在現代是反社會的，不符合人民大眾的利益。這等于是恐怖分子的活動，極少有人會予同情，除非是心智不正常的人。因為現代正常的國家中，人民與政府是一體，至少理論上是如此，事實上當然不一定。

古代社會中俠盜羅賓漢、梁山泊好漢的行徑對人民大眾有利，施之于現代社會中卻對人民大眾不利。除非是為了反抗外族侵略者的占領，或者是反對極端暴虐、不人道、與大多數人民為敵的專制統治者。

幸好，人們閱讀武俠小說，只是精神上有一種“擁護正義”的感情，從來沒有哪一個天真的讀者去模仿小說中英雄的具體行動。說讀了武俠小說的孩子會入山拜師練武，這種說法或事跡，也幾十年沒聽見了。大概，現代的孩子們都聰明了，知道就算練成了武功，也敵不過一支手槍，也不必這樣辛苦地到深山中去拜師了。

十

我沒有企圖在《鹿鼎記》中描寫中國人的一切性格，非但沒有這樣的才能，事實上也絕不可能。只是在韋小寶身上，重點地突出了他善于適應環(huán)境與講義氣兩個特點。

這兩個特點，一般外國人沒有這樣顯著。

善于適應環(huán)境，在生存競爭上是優(yōu)點，在道德上可以是善的，也可以是惡的。就韋小寶而言，他大多數行動不值得贊揚，不過在清初那樣的社會中，這種行動對他很有利。

如果換了一個不同環(huán)境，假如說在現代的瑞士、芬蘭、瑞典、挪威這些國家，法律相當公道而嚴明，社會的制裁力量很強，投機取巧的結果通常很糟糕，規(guī)規(guī)矩矩遠比為非作歹為有利，韋小寶那樣的人移民過去，相信他為了適應環(huán)境，會選擇規(guī)規(guī)矩矩地生活。雖然，很難想象韋小寶居然會規(guī)規(guī)矩矩。

在某一個社會中，如果貪污、作弊、行騙、犯法的結果比潔身自愛有利，更應當改造的是這個社會和制度。小說中如果描寫這樣的故事，譴責的也主要是社會與制度。就像《官場現形記》等等小說一樣。

十一

中國人的重視人情與義氣，使我們在生活中平添不少溫暖。在艱難和貧窮的環(huán)境中，如果大家再互相敵視，在人與人的關系中充滿了冷酷與憎恨，這樣的生活很難過得下去。

在物質條件豐裕的城市中可以不講人情、不講義氣，生活當然無聊乏味，然而還活得下去。在貧乏的農業(yè)社會中，人情是必要的。在風波險惡的江湖上，義氣是至高無上的道德要求。

然而人情與義氣講到了不顧原則，許多惡習氣相應而生。中國的政治與中國人太講人情義氣有直接關聯。拉關系，組山頭，裙帶風，不重才能而重親誼故舊，走后門，不講公德，枉法舞弊，隱瞞親友的過失……合理的人情義氣固然要講，不合理的損害公益的人情義氣也講。結果是一團烏煙瘴氣，“韋小寶作風”籠罩了整個社會。

對于中國目前的處境，“韋小寶作風”還是少一點為妙。

然而像西方社會中那樣，連父母與成年子女之間也沒有多大人情好講，一切公事公辦，絲毫不能通融，只有法律，沒有人情，只講原則，不顧義氣，是不是又太冷酷了一點呢？韋小寶如果變成了鐵面無私的包龍圖，又有什么好玩呢？

小說的任務并不是為任何問題提供答案，只是敘述在那樣的社會中，有那樣的人物，他們怎樣行動，怎樣思想，怎樣悲哀與歡喜。

十二

以上是我在想到韋小寶這小家伙時的一些拉雜感想。

坦白說，在我寫作《鹿鼎記》時，完全沒有想到這些。在最初寫作的幾個月中，甚至韋小寶是什么性格也沒有成形，他是慢慢、慢慢地自己成長的。

在我的經驗中，每部小說的主要人物在初寫時都只是一個簡單的、模糊的影子，故事漸漸開展，人物也漸漸明朗起來。

我事先一點也沒有想到，要在《鹿鼎記》中著力刻畫韋小寶善于（不擇手段地）適應環(huán)境和注重義氣這兩個特點，不知怎樣，這兩種主要性格在這個小流氓身上顯現出來了。

朋友們喜歡談韋小寶。在臺北一次座談會中，本意是討論“金庸小說”，結果四分之三的時間都用來辯論韋小寶的性格。不少讀者問到我的意見，于是我自己也來想想，試圖分析一下。

這里的分析半點也沒有“權威性”，因為這是事后的感想，與寫作時的計劃與心情全然無關。我寫小說，除了布局、史實的研究與描寫之外，主要是純感情性的，與理智的分析沒有多大關系。因為我從來不想在哪一部小說中，故意表現怎么樣一個主題。如果讀者覺得其中有什么主題，那是不知不覺間自然形成的。相信讀者自己所做的結論，互相間也不太相同。

從《書劍恩仇錄》到《鹿鼎記》，這十幾部小說中，我感到關切的只是人物與感情。韋小寶并不是感情深切的人。《鹿鼎記》并不是一部重情的書。其中所寫的比較特殊的感情，是康熙與韋小寶之間君臣的情誼，既有矛盾沖突又有情誼友好的復雜感情。這在別的小說中似乎沒有人寫過。

韋小寶的身上有許多中國人普遍的優(yōu)點與缺點，但韋小寶當然并不是中國人的典型。民族性是一種廣泛的觀念，而韋小寶是獨特的、具有個性的一個人。劉備、關羽、諸葛亮、曹操、阿Q、林黛玉等身上都有中國人的某些特性，但都不能說是中國人的典型。中國人的性格太復雜了，一萬部小說也寫不完的。孫悟空、豬八戒、牛魔王、鐵扇公主他們都不是人，但他們身上都有中國人的某些特性，因為寫這些“妖精”的人是中國人。

這些意見，本來簡單地寫在《鹿鼎記》的后記中，但后來覺得作者不該多談自己的作品，這徒然妨礙讀者自行判斷的樂趣，所以寫好后又刪掉了。何況作者對于自己所創(chuàng)造的人物，總有偏愛?！鞍]痢頭兒子自家好”，不可能有比較理性的分析。事實上，我寫《鹿鼎記》寫了五分之一，便已把“韋小寶這小家伙”當作了好朋友，多所包容，頗加袒護，中國人重情不重理的壞習氣發(fā)作了。此供談助。匆匆成篇，想得并不周到。

1981年10月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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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祁創(chuàng)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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