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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我參加了我丈夫祖母的追思會。她于六月辭世，是位令人敬畏、才智過人的女家長。我有幸在她漫長生命的最后二十年認識她。她的五個子女都在追思會上發(fā)了言，她的十二位孫輩中也有好幾位發(fā)言。

儀式結(jié)束后，我環(huán)顧滿室的親族，心里既感到幸運也感到自豪。幸運在于，我一直渴望的就在眼前：一個跨越世代與地域、彼此扶持的溫暖家族人群。

他們毫不粉飾，勾勒出一個立體完整的她。她十九歲輟學結(jié)婚，四十多歲重返校園并以最高榮譽畢業(yè)。她從不讓任何一位孫輩或曾孫輩在紙牌游戲里贏她。她參加抗議活動，還一直堅持競賽游泳直到八十多歲，遠在她與之相守五十余年的丈夫于 2008 年去世之后。

我自小生在一個核心家庭成員不多、旁系親戚也寥寥的小家庭。那時我把《一籮筐孩子》（Cheaper by the Dozen）這本回憶錄反復讀到平裝封皮都快散架了。它出自吉爾布雷斯（Gilbreth）家十二個孩子中的兩位之手，寫的是在一大群手足里成長的種種快樂。至于我自己，我當然不想生十二個孩子。我真正神往的，是至親成群所帶來的那份自在默契，而這份默契直到我成年之后才擁有。

我和丈夫一起培育了這種關(guān)于“家庭”的共同價值觀。對此我很自豪。我并不是為了他龐大的家族而嫁給他，但我們之間最關(guān)鍵的紐帶之一，始終是共同經(jīng)營和維護那個房間里彼此之間的關(guān)系。這一切都要從我們自己的結(jié)合做起。索菲·埃爾姆赫斯特（Sophie Elmhirst）的新書《海上婚姻》（A Marriage at Sea）刻畫的，正是一個共同夢想如何成為婚姻黏合劑的方式，即便那個夢想逆潮流而動，在多數(shù)人聽來還有些瘋狂。

《海上婚姻》（A Marriage at Sea）講述的是一對英國夫婦莫里斯·貝利（Maurice Bailey）與瑪拉琳·貝利（Maralyn Bailey）的真實經(jīng)歷。1973 年，他們在太平洋中部海域被困于一只救生筏和一艘小艇上，整整漂流了 118 天。他們原來的船被一頭抹香鯨（sperm whale）頂破船體，他們設(shè)法棄船逃生，帶上了足夠的物資與一股勇氣與韌勁，才得以在海上漂泊數(shù)月、勉強保住性命。正如奧爾加·哈贊（Olga Khazan）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所言：“這場冒險幾乎在肉體層面要了他們的命，卻似乎也幫助他們的婚姻存活下來。”

在我閱讀貝利夫婦的航海旅程及其后續(xù)經(jīng)歷時，我感到他們那段非同尋常的體驗，以其自身的方式，是頗為浪漫的——當然，對于一段包含生吃海龜肉的旅程來說，這已是它所能達到的最浪漫的程度了。在那艘船上，貝利夫婦達成了一種共生關(guān)系，這種關(guān)系迫使他們?nèi)バ蕾p彼此的差異：瑪拉琳那陽光般、近乎不切實際的堅定，與莫里斯那近乎憂郁的現(xiàn)實主義形成了互補。對未來的談?wù)?，以及（令人震驚地）幻想著有朝一日能住在另一艘船上，支撐著他們堅持了下去。

《海上婚姻》（A Marriage at Sea）可被視為對當下圍繞異性戀愛情的極端文化敘事的一種反駁。光譜的一端是宗教保守派，他們執(zhí)意鼓吹更早結(jié)婚，并把母親退出勞動力市場當成值得慶賀的事；另一端則有一些女性擁抱所謂“異性戀悲觀論”（heteropessimism）。其中一位經(jīng)濟學家寫道，她“把數(shù)據(jù)算了又算，然后決定不再和男人約會”，理由是她依據(jù)自己的婚姻經(jīng)歷以及“美國時間使用調(diào)查”（American Time Use Survey）的數(shù)據(jù)認定，男性也許永遠不會在家庭分工這樁“約定”中履行自己應(yīng)盡的那一份。

當我寫到男女在家務(wù)與育兒負擔上的不平衡時，人們有時會誤解我的意思。我關(guān)注這些，并不是因為我憎惡或已經(jīng)放棄異性，或因為我認為所有女性都是男人貪婪自我中心的永久受害者。我之所以書寫這些問題，是因為我愿意放長遠看，并且我樂觀地認為文化規(guī)范是可以改變的；事實上它們已經(jīng)在改變，而且比多數(shù)人預(yù)期得更快。

貝利夫婦（the Baileys）表明，即便在 50 年前，男女之間的長期伴侶關(guān)系也無須把嚴格的性別分工或宗教當作支柱，也不以是否有孩子為前提；而且，就連像莫里斯·貝利（Maurice Bailey）這樣生于 1933 年的人，也能隨著婚姻進程走向更為平等。

他們從一開始就知道自己不要孩子。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他們在戰(zhàn)后英國走到一起時，主動選擇不生育既罕見又具爭議。他們同樣拒絕了教堂婚禮。埃爾姆赫斯特寫道：“當時人們對年輕夫妻的默認期待，是安全與富足，在整潔的家里有一對活潑的孩子。”貝利夫婦選擇了另一條路。他們追求的是冒險，跳出莫里斯在日記里所稱的“日常雇傭勞動的機械奴役”。

被一艘韓國船只救起并登上國際頭條后，莫里斯一次次把他們的幸存歸功于瑪拉琳。起初，他是船長，是這趟旅程的主導者；但到最后他寫道：“我發(fā)現(xiàn)她比我更堅強、更能干，于是我退后，準備讓她接手。她也的確接手了?！卑柲泛账固貙懙溃骸耙虼耍麄兊幕橐龈悠降??！?/p>

許多書評人覺得莫里斯讓人提不起勁，于是看不見他的魅力，他們更喜歡那位勢不可擋的瑪拉琳。可我對莫里斯卻有好感，因為在我的婚姻里，我是那個內(nèi)向的人，我也確實比我丈夫更易生刺（盡管我希望自己能帶來一點火花，為他更平和的性情注入能量）。所謂“養(yǎng)男人”（mankeeping）的近來論調(diào)與我并不相合，即異性戀女性把伴侶的所有社交與情感需求都一肩挑。我丈夫在他人生各階段都有至交，這份忠誠是我最欽佩他的特質(zhì)之一。而擁有這種牢靠友誼的并不止他一個男人。

我丈夫的祖母有棱有角，我也一樣。據(jù)說她在臨終前還對其中一個兒子說，如果她的追思會帶有任何宗教色彩，她就要在他余生里“纏著他”。

我想，無論她還是我，恐怕都撐不過在小艇上與伴侶并肩度過的 24 小時，但我們同樣經(jīng)受過情感的風暴。而讀到貝利夫婦及其非凡的考驗，讓我相信我們能駕馭將要到來的事，不管它遠不如在海上迷失四個月那般戲劇性或攸關(guān)生死。

貝利夫婦旅程的中心教訓是什么？與另一個人相處，沒有哪一次不被命運的風浪所顛簸。

杰西卡·格羅斯（Jessica Grose）是《紐約時報》觀點版撰稿人，關(guān)注家庭、宗教、教育、文化以及我們的當下生活方式。

一段持久的婚姻，其本質(zhì)并非是尋得一個風平浪靜的避風港，而是在于兩個靈魂共同建造一艘能夠抵御任何風暴的航船。它的龍骨，是以共同的夢想與核心的價值觀深度嵌合而成，這賦予了婚姻最初的航向與前行的意義。然而，真正的考驗并非來自風和日麗的順途，而是當命運的狂風巨浪襲來之時。

在這樣的極致困境中，婚姻的真諦才得以顯現(xiàn)。它不再是關(guān)于誰掌舵、誰揚帆的僵硬分工，而是兩個獨立個體在危難中淬煉出的共生關(guān)系。一方的樂觀成為另一方現(xiàn)實主義的燈塔，一方的力量支撐起另一方可能動搖的意志。這種在逆境中形成的深刻聯(lián)結(jié)，超越了社會賦予的角色與性別的標簽，鑄就了一種更為純粹的平等——這種平等，并非源于刻意的追求，而是在共同求生的掙扎中，對彼此不可或缺的價值最深切的體認。

因此，持久的婚姻是一場動態(tài)的航行，一場共同面對存在之不確定性的冒險。它真正的力量，在于將不可避免的人生風暴，轉(zhuǎn)化為加深彼此聯(lián)結(jié)、重塑關(guān)系的契機，最終讓兩個獨立的靈魂，在共同的航行中融合成一個更強大、更具韌性的生命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