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回顧歷史，總會發(fā)現(xiàn)，在歷史轉身的時刻，往往只有少數(shù)人能夠看清真相，并堅定貫徹自己的信念。

丘吉爾和奧威爾就是這樣偉岸且孤獨的人物?！岸?zhàn)”期間，丘吉爾和奧威爾在反法西斯戰(zhàn)爭中發(fā)揮了巨大作用，前者扭轉了英國的綏靖政策，成為歐洲戰(zhàn)場抗擊德國納粹的重要力量，后者的《動物農場》和《1984》造就了經典的警世寓言，直到現(xiàn)在，仍在影響一批又一批的讀者。

如今，兩位已經成為被歷史銘記的重要人物，但人們常常忘記兩人有過很長一段時間備受冷落、威脅和孤立的歷史。當時，西方社會普遍認可、附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丘吉爾與奧威爾盡管有遠見地看清，歷史與文明發(fā)展的關鍵是人們的自由，而法西斯政權終將剝奪這一切。但在“眾人皆醉”的社會氣氛之下，他們只能獨自與法西斯主義進行斗爭。

丘吉爾與奧威爾一生中從未碰面，但都曾為抵抗綏靖主義、保衛(wèi)思想的獨立與自由而戰(zhàn)，相同的志業(yè)讓他們的經歷形成了穿透歷史的共振。新上市的M譯叢系列最新作品《歐洲告急：丘吉爾、奧威爾與自由之戰(zhàn)》，串聯(lián)起丘吉爾和奧威爾兩人的故事，這是市面上難得一見、形式新穎的丘吉爾、奧威爾雙人傳記。

本書重點講述塑造兩人思想與歷史地位的20世紀三四十年代，那時，他們各自經歷了人生的蛻變時期。通過解讀兩人的經歷與洞見，面對威脅和孤立時的堅守，本書再現(xiàn)了當時歐洲乃至世界的困局與挑戰(zhàn)，全書主題鮮明凝練、敘述連貫有力，一氣呵成。

在今日，探討丘吉爾與奧威爾這兩位重要人物，不僅關系到理解他們所生活的年代，而且有助于理解我們目前的世界，更重要的是，在他們的選擇與堅守中，找到自己為之奮斗的目標與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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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綏靖，孤獨的丘吉爾

從諸多方面來說20世紀30年代都是很可怕的一段時期，許多人越來越深切地感受到新一輪黑暗時代正日益迫近。這些恐懼始于全球大蕭條所引起的經濟、社會大錯位。一場漫長、殘暴的戰(zhàn)爭在亞洲爆發(fā)，同時也在西方醞釀，將會在20世紀40年代奪去數(shù)千萬人的生命。借用詩人斯蒂芬·斯彭德的話來說，當時普遍的看法是，他們這代人將會目睹“西方文明的終結”。

在后來的戰(zhàn)爭回憶錄里，丘吉爾把20世紀30年代稱作自己“處于政治荒野”的時期。一些當代學者認為他受到的政治流放并沒有嚴重到如此程度，但是歷史事實以及當時人們的觀點卻都跟丘吉爾的一致。

丘吉爾回歸權力的道路是漫長而艱難的。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里，他都游走于主流思想之外，與時代格格不入。當時人們對時局的普遍態(tài)度在大學辯論團體牛津辯論社1933年2月通過的一項動議上很好地體現(xiàn)出來。這項動議聲稱，該社團“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為國王和國家而戰(zhàn)”。當時英國的領導人也心懷類似想法，走上了對德綏靖的道路，雖然已經處于弱勢卻還在不斷讓步。

《至暗時刻》

綏靖政策的本質，也就是這種政策究竟是什么、如何實施、何時結束，成為20世紀30年代英國政界的核心議題。

需要注意的很重要的一點是，在當時的英國上流社會中，有一小部分人對法西斯主義甚至希特勒抱有認同感，這些人為數(shù)不多但勢力可觀。

許多鼓吹綏靖政策的人把自己看作務實的思想家。在他們看來，要對抗崛起的德國，必須建立起一個愿意采取軍事行動的、強有力的歐洲聯(lián)盟才可能做到。但是，他們眼看這樣的聯(lián)盟無法建立起來，因此推論，既然沒有歐洲聯(lián)盟，而英國重整軍備的進展又十分緩慢，那么綏靖政策便是最聰明的做法，他們自以為這是遠比丘吉爾冷靜的頭腦所傾向采用的方式。1938年1月，張伯倫在一封信中寫道：“作為一個現(xiàn)實主義者，我必須盡我所能維護國家的安全?！?/p>

面對求和派的論調，丘吉爾的回應是，德國納粹獲得權力本身就意味著綏靖政策最終會導致戰(zhàn)爭。1933年4月，他在下議院的一次發(fā)言中說：“德國的軍事力量上升，到了跟法國、波蘭或一些小國相當?shù)某潭?，這本身就意味著一場戰(zhàn)爭又將席卷整個歐洲?！?/p>

一年以后，丘吉爾問道：“在過去18個月中，有什么重大新事件突如其來，讓我們措手不及?”他回答道：“德國正在重整軍備。正是這個新事件讓歐洲乃至全世界都不得不嚴肅對待，其他任何事情與此相比幾乎都無足輕重?！?/p>

英國政府的觀點仍然與此恰恰相反：許多政府領導人相信，和平只能通過避免軍備競賽來實現(xiàn)，甚至應該主動裁軍。20世紀30年代晚期，希特勒認為英國過于孱弱，不堪一擊，而許多英國領導人私下也贊同這一點。當確認德國已開始增強軍事力量時，英國的官方反應竟是向法國政府施壓，要他們作出讓步以安撫德國。

保守黨領袖感覺到，為了達到撫慰希特勒的目的，必須把丘吉爾從領導位置上除去。托馬斯·瓊斯曾擔任鮑德溫首相的顧問，多年來竭力確保丘吉爾被排除在權力中心以外。

這種政策性分歧的結果就是，拿歷史學家托尼·朱特的話來說，直到20世紀30年代的最后一年，丘吉爾都被認為是一個“才華過于出眾的局外人：太優(yōu)秀因此不能置之不理，卻又太不符合常規(guī)，也‘不可靠’，因此無法委以重任，無法進入政府最高層”。

《至暗時刻》

丘吉爾繼續(xù)奮力反對綏靖政策。1937年4月，他在下議院警告說：“我們似乎正在走向，或者說無可奈何地滑向一場可怕的災難，這完全違背我們的意愿，違背所有民族、所有人、所有階層的意愿。每個人都想停下來，卻又不知道該怎么辦。”

1938年，張伯倫的綏靖政策無論是在實施方面還是在受到擁護的程度方面都達到了巔峰，丘吉爾的擔憂之情也不斷加重。

1939年3月中旬，希特勒命令德國軍隊進入捷克斯洛伐克其他所有地區(qū)。而在此之前僅僅6個月，張伯倫曾在公開講話中把捷克斯洛伐克稱為“一個遙遠的國家”，說這個國家卷入了“一場口角......而有關吵架的雙方，我們什么也不知道”。

英國人目睹了希特勒越過邊界向外擴張的行徑，有關丘吉爾的政治論調因此開始有所改變。“這位尊貴的先生堅持不懈地在下議院向政府不斷發(fā)出警告，”雷金納德·弗萊徹在1939年6月的一次議會辯論中說，“而政府卻一味拒絕認可他的警告，但是一次又一次，我們看到政府不得不聽從他的建議。政府這樣做付出了極其高昂的代價，如果從一開始就聽從他的意見，代價就會小得多。”即使到了這一步，張伯倫仍然堅決拒絕讓丘吉爾進入領導層。張伯倫告訴自己的政治同盟、《泰晤士報》的主編杰弗里·道森，他“沒有任何打算要屈服于恐嚇而讓丘吉爾回來”。

支持丘吉爾的呼聲越來越高。1939年8月，戰(zhàn)爭在歐洲爆發(fā)前夕，獨立候選人，女權運動積極人士，代表除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倫敦大學以外的英格蘭大學聯(lián)合選區(qū)的議員埃莉諾·拉思伯恩在下議院發(fā)言說，丘吉爾“一直都預言說這樣的事情會發(fā)生，但是他的忠告卻完全被忽視了”。

張伯倫在公開場合已經顯得心慌意亂?！皩ξ覀兯腥藖碚f，這都是悲傷的一天，而沒有人比我更加難過，”他說，“我為之努力的一切，我為之寄予希望的一切，我整個政治生命中所相信的一切，現(xiàn)在都化為灰燼?！彼谋硎鍪譁蚀_，但也許并不恰當。當時的情形已經遠遠超越了個人情感和張伯倫的個人政治前途，歐洲乃至全世界都面臨著生死關頭。

丘吉爾很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他后來回憶說，那天在下議院等待發(fā)言時，“我心中一片寧靜，有一種超越人類與個人情感的感覺”。起身發(fā)言時，他努力向下議院表達出這種情緒。

丘吉爾所傳達的，是一種比張伯倫更加肯定、清晰的信念：“這并不是一個為但澤而戰(zhàn)或者為波蘭而戰(zhàn)的問題。我們參戰(zhàn)是為了對抗納粹暴政的罪惡，拯救全世界，保衛(wèi)人類最神圣的所有。參戰(zhàn)不是為了獲取統(tǒng)治地位，不是為了帝國擴張，也不是為了軍事利益;參戰(zhàn)也不是為了剝奪任何一個國家的資源或發(fā)展空間。這場戰(zhàn)爭的本質將是為了確立個人的權利，讓其基礎堅如磐石，這將是一場建立并重塑人類境界的戰(zhàn)爭。”

奧威爾的覺悟

喬治·奧威爾可能無法相信這些話出自丘吉爾之口，但是他絕對會贊同這些話所表達的原則，特別是最后一句中有關個人權利和地位的內容。多年以后，他寫道：“智識自由.....毫無疑問是西方文明最突出的特點之一。”他還評論說：“如果這場戰(zhàn)爭有任何目的的話，那就是為保衛(wèi)思想自由而戰(zhàn)。”

在西班牙，奧威爾遭受了身體和思想上的雙重打擊，從此走上了一條特立獨行的道路。他在《我為什么寫作》一文中寫道：“西班牙內戰(zhàn)以及1937年發(fā)生的其他事件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從那以后我清楚了自己的立場。”這篇文章寫得極好，成文于完成《動物莊園》和開始寫《1984》之間的那個時期。他寫道：“1936年以來，我寫的嚴肅作品中每一句話都直接或間接地反對極權主義并支持我理解中的民主社會主義?！?/strong>

《一九八四》

從西班牙回國以后，他的使命就是要按照自己所見的事實書寫，不管這會給他帶來什么后果。他對自己所讀到的任何內容都表示懷疑，尤其是當這些內容來自當權派，或為了取悅當權派的時候。這一點成了他的信仰。幾年以后，他寫道：“在西班牙，我在報紙上第一次看到跟事實完全不符的報道?！彼又鴮懙溃何铱吹綀蠹垐蟮赖臄?shù)場大戰(zhàn)在事實上根本從未打響，而當數(shù)百人被屠殺的時候，報紙上卻沒有任何報道。我看到英勇作戰(zhàn)的軍隊被斥為懦夫和叛徒，而有些人一槍未發(fā)卻因為編造的勝利而被尊為英雄。我看到倫敦的報紙在重復著這些謊言，熱切的知識分子以從來沒有發(fā)生的事件為基礎創(chuàng)造出一個又一個上層建筑。

奧威爾在政治方面將要受到的“教育”還沒有完全結束?！敖逃钡淖詈笠徊绞撬勾罅纸y(tǒng)治下的蘇聯(lián)與希特勒統(tǒng)治下的德國在1939年8月23日簽署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

這一事件給奧威爾帶來的震驚類似于11個月前《慕尼黑協(xié)定》對丘吉爾的沖擊，讓奧威爾肯定了自己心中一直懼怕發(fā)生的事情，讓他更加堅定地相信自己特立獨行的政治主張，即使堅持這些主張意味著挑戰(zhàn)自己的戰(zhàn)友、主流左翼人士?！熬驮诙淼聴l約宣布的前夜，我夢到戰(zhàn)爭爆發(fā)了，”奧威爾寫道，“我來到樓下，看到報紙上的新聞說里賓特洛甫乘飛機抵達莫斯科。所以戰(zhàn)爭就要爆發(fā)了，我會因此完全忠于我們的政府，即使是在張伯倫的領導下?！?/p>

納粹德國與蘇聯(lián)簽署的協(xié)定對西方的左翼人士的沖擊是巨大的。多年以來，蘇聯(lián)在西方的支持者總是辯護說，無論斯大林行為如何，但共產主義畢竟是唯一能夠與法西斯主義抗衡的意識形態(tài)。然而，此時這兩種意識形態(tài)卻在相互支持，即使它們同時也在相互提防。

在奧威爾看來，這已經說明了一切。從這一刻起，他所抨擊的對象是任何形式的權力濫用，尤其是集權政府，無論是左還是右。一些左派人士認為，只要是有益于蘇聯(lián)的事業(yè)，掩蓋事實的做法不僅是被允許的，而且是必需的，奧威爾也強烈反對這種偽善的觀點。當時有很多人對一系列災難性事件視而不見，包括烏克蘭大饑荒、莫斯科作秀公審，以及此刻的納粹—蘇聯(lián)條約。奧威爾卻不會隨波逐流。

尋求真相的勇氣

在歷史的關鍵時刻，丘吉爾和奧威爾所做的，首先是尋求事實的真相，然后按照自己的信仰行事。他們當時面對的威脅，可謂是世界末日臨頭，自己的生活隨時可能被摧毀。在他們周圍，許多人預測邪惡會取勝，以此作為妥協(xié)的理由，指望能與邪惡和平相處。丘吉爾和奧威爾卻沒有隨波逐流，他們的武器是勇氣和洞察力。如果說他們身上有什么智慧可以讓人學習，那就是運用下面這兩個步驟，尤其是在撼動心智的危機時刻：努力找出事實真相，然后遵循自己的原則作出回應。

他們的判斷也常常有誤，但他們不懈努力尋求問題的根源，這種精神同樣重要。尤其是奧威爾，他一直努力要看透各種謊言、迷惑和干擾。他沒有企圖塑造符合自己觀點的事實，而是讓事實改變自己的觀點。

當我們面對恐怖主義、全球變暖、國家內部的不平等和種族主義，以及驚慌失措的政客和蠱惑人心的領導人時，我們一定要好好記住丘吉爾和奧威爾是如何應對他們那個時代的重大事件的。他們尤其擅長看穿自己所屬的社會群體的錯覺，這種能力是一個特別有用的工具，也是交友和保持友誼的好方法。

《純凈的心：奧威爾在朱拉島》

不要忘了，我們中的大多數(shù)人，在大多數(shù)時候，不歡迎像奧威爾和丘吉爾那樣的聲音出現(xiàn)在我們中間。我們中的大多數(shù)人，在面對危機時，不會深入探討問題，相反會竭力逃避。這就是20世紀30年代的綏靖主義：不處理問題，面對不可避免的嚴峻事實時采取逃避態(tài)度。

在丘吉爾和奧威爾所處的時代，面對希特勒的崛起等問題，很多人選擇了逃避。這些人的行為表明，逃避心態(tài)讓他們在面臨壓迫時變得何等軟弱。即使軍事威脅已迫在眉睫，英國的統(tǒng)治階級仍然無法鼓起勇氣去捍衛(wèi)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對抗極權主義的威脅是非常復雜的挑戰(zhàn)，它對我們的最低要求是認清其本質—一種致命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tài)，不僅扼殺了人們的言論自由，還扼殺了人們的思考自由。對于像奧威爾和丘吉爾這樣善于思考的人來說，這種扼殺是一種純粹的折磨。

拒絕隨波逐流其實很難。要想與這些人中最有權勢的角色決裂，需要不同尋常的堅定性格和清晰的頭腦。但是，如果我們要想保留獨立思考、發(fā)言和行動的權利，不任憑政府或時髦思想支配，而是以自己的良知行事，那么拒絕隨波逐流是我們所有人都應該努力選擇的一條道路。

《丘吉爾》

在大多數(shù)時間、大多數(shù)地方，自由不是通過軍事行動獲得的東西。相反，它是一種活生生的狀態(tài)，每天都在增長或減少。它存在于我們如何思考和交流，在公共話語中如何對待彼此的方式中;存在于作為一個社會，我們所珍視、鼓勵的東西是什么以及如何做到。丘吉爾和奧威爾為我們指明了道路。

我們都可以努力做到這一點，追尋事情的真相，特別是關于自己國家的過去。事實具有深刻的雙重效果。在阿根廷、南非和西班牙巴斯克部分地區(qū)開展的一系列“真相與和解”調解會表明，事實是非常有效的工具——不僅可以揭穿謊言，也可以為邁向未來奠定基礎。為了民主的繁榮，多數(shù)人必須尊重少數(shù)人大聲提出異議的權利。準確的觀點在一開始的時候幾乎總是少數(shù)人的立場。

努力想要看清事物的本質也許是西方文明的基本動力。從亞里士多德和阿基米德到洛克、休謨、密爾和達爾文，從奧威爾和丘吉爾再到“伯明翰城市監(jiān)獄來信”，有著一條綿長但直接的脈絡：客觀現(xiàn)實是一種真實的存在，憑著善意和真誠，人們可以認知這一現(xiàn)實，而且當這一現(xiàn)實被呈現(xiàn)給其他人時，他們也會因此改變觀點。

回到20世紀歐洲最危急的時刻，講述丘吉爾、奧威爾對自由的堅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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