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雨過天晴

審核：張鼎教授、鷹版

隨著靶向治療的快速發(fā)展，驅動基因陽性肺癌患者的生存期不斷延長，但腦轉移、腦膜轉移問題也日益凸顯?；颊咭坏┌l(fā)生腦轉移或腦膜轉移，則會嚴重影響患者生活質量，出現頭痛、嘔吐、肢體活動障礙等諸多癥狀，甚至威脅生命，給患者和家庭都帶來巨大壓力。

在這篇文章中，小愛提煉了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yī)院張鼎教授于8月26日在“‘鼎’力攻堅：肺癌腦轉移/軟腦（脊髓）膜轉移的突破與挑戰(zhàn)”直播中的精華內容，對腦轉移和腦膜轉移的治療策略、藥物選擇以及并發(fā)癥處理等焦點話題進行系統講解，供患者及家屬們借鑒參考。

問：患者在發(fā)生腦轉移前通常會有哪些預警信號？一旦出現精神狀態(tài)、感覺障礙、運動障礙等癥狀表現，是否意味著腦轉移已經比較嚴重？

張鼎教授：針對腦轉移的預警信號及癥狀意義，需結合腫瘤分期與隨訪情況綜合分析。當前早篩早診普及，早期與晚期腫瘤的腦轉移發(fā)生時間差異顯著，晚期患者確診時若已達Ⅳ期（全身轉移），初診伴隨腦轉移的比例可達1/4至1/3；而術后患者的腦轉移風險則隨分期升高而增加，ⅢA期或Ⅲ期患者即便無癥狀，通過增強磁共振也可檢出25%-30%已存在腦轉移。

晚期患者的隨訪存在明顯弊端：全國增強磁共振掃描開展不均，部分醫(yī)院因設備不足、掃描耗時久，難以常規(guī)開展；還有機構用頭顱CT（或增強）或PET-CT替代，無法發(fā)現微小病灶。實際上，晚期患者腦部隨訪必須依賴增強磁共振，且掃描層厚需足夠薄，目前很多醫(yī)院5-8毫米的層厚容易漏診。早期發(fā)現微小病灶，既能及時跟蹤，若位于腦干等關鍵部位還能盡早進行立體定向放療。雖然靶向藥、免疫藥對腦部病灶有效，但部分患者用藥后病灶無法消除或易耐藥，臨床已證實“靶向藥+立體定向放療”療效遠優(yōu)于單用靶向藥，尤其當藥物治療進入平臺期時，需及時加用立體定向放療。

術后隨訪易存在認知誤區(qū)：外科醫(yī)生常聚焦肺部CT，認為肺部無復發(fā)即整體無復發(fā)，卻忽視肺癌術后復發(fā)多經血液循環(huán)播散，不少患者肺部正常卻已腦轉移。病灶較小時顱內壓正常（，可以無任何癥狀；一旦突破臨界值，癥狀會突然加重（如癱瘓、癲癇），此時治療難度驟增。因此早期發(fā)現病灶、提前規(guī)劃治療，才能讓患者在無癥狀時維持正常生活。

不同分期術后患者的隨訪頻率需區(qū)分：ⅠB期至ⅡB期患者前三年腦轉移概率低，首次腦部檢查無異常后，可每年或每兩年做一次增強磁共振；Ⅲ期患者需每3-6個月復查，出現不適立即就醫(yī)。此外，腦膜轉移診斷難度遠大于腦實質轉移（二者發(fā)病通道與基因類型不同，可能同時存在），術后長期隨訪需同時警惕。

綜上，腦轉移早期多無癥狀，不能依賴癥狀判斷，需通過規(guī)范增強磁共振隨訪實現早發(fā)現。無論晚期還是術后患者，均需按分期制定隨訪方案，重視增強磁共振的“增強”環(huán)節(jié)與層厚，盡早干預才能有效控制病情、改善預后。

問：腦部也會分為大腦、小腦、腦干、腦膜等很多部位，肺癌腦轉移更常見于大腦的哪些部位？這些不同的轉移部位，預后是否存在著顯著差異？

張鼎教授：從臨床觀察來看，腦實質轉移中，大腦因體積占比高，是最常見的轉移部位；小腦的轉移發(fā)生率也不低，同樣屬于高發(fā)區(qū)域。而硬腦膜轉移雖并非完全不會發(fā)生（包括顱骨也可能出現轉移），但由于硬腦膜不位于大腦皮層及功能區(qū)，引發(fā)的神經功能癥狀不明顯，因此當前并非臨床關注重點。

關于不同轉移部位的預后，目前尚無大規(guī)模研究證實“轉移到某一部位就必然導致更高死亡率”，腦轉移的隨機性較強，預后更多由患者類型、基因突變類型、治療可及性等因素共同決定，并非簡單以“大腦轉移比小腦轉移更危險”來判定。不過，腦干轉移是公認的高風險情況，腦干作為人體心跳、呼吸等基礎生命活動的中樞，若此處出現轉移灶，未及時發(fā)現可能引發(fā)猝死。即便早期發(fā)現并進行放療，治療過程中病灶水腫也可能危及生命，因此腦干轉移的治療需經驗豐富的多學科團隊謹慎評估。

除部位外，影響肺癌腦轉移預后的關鍵因素還包括以下兩點：

一是轉移瘤總體積負荷（占顱腔體積）。腦轉移瘤對病情的影響，并非由單個病灶的大小或數量決定，而是取決于所有病灶的總體積占腦部體積的比例，以及是否因壓迫（功能區(qū)）導致顱內壓異常。即便單個病灶不大，若數量多、總負荷高，仍可能引發(fā)嚴重問題。

二是肺癌腦轉移瘤的“小病大水腫”特性。這類轉移灶往往體積較小，但周圍水腫帶卻非常大，水腫引發(fā)的顱內壓升高、神經壓迫，可能比病灶本身更影響患者狀態(tài)，也是臨床治療中需重點應對的問題。

在治療策略上，需根據總體積負荷調整方案：若轉移瘤總負荷已達極限（如患者出現昏迷、癲癇等癥狀），不可急于開展全腦放療，放療前3天可能導致病灶水腫加重，就像腿部摔傷后數天內水腫加劇一樣，此時水腫會迅速填滿脫水治療騰出的顱內空間，甚至壓迫腦部血管導致不可逆的神經壞死，如同腦梗塞般危及生命。正確的思路應是先通過脫水治療緩解癥狀，再借助靶向藥或免疫治療逐步縮小病灶，待總負荷降低后，針對較大或典型病灶開展精準放療，以保障患者生活質量。

此外，當前腫瘤學領域的藥物研究多將有癥狀的腦轉移患者排除在外，導致缺乏針對不同轉移部位預后的精準數據，也進一步說明腦轉移的治療需個體化評估，不存在“標準化流程”，臨床中需結合患者具體情況動態(tài)調整方案。

問：現有數據顯示，驅動基因陽性和陰性的患者相比，發(fā)生腦轉移的風險更高，這是什么原因？是腫瘤細胞的生物學特性決定的嗎？以ROS1為例，ROS1融合與腦轉移的發(fā)生風險是否存在一些相關性？

張鼎教授：目前臨床已形成定論，攜帶靶向驅動基因突變的肺癌患者，發(fā)生腦轉移的概率遠高于無驅動突變的患者，且這種相關性十分顯著，核心原因與腫瘤細胞的生物學特性密切相關。

以ROS1融合基因為例，其與肺癌腦轉移的發(fā)生風險存在明確關聯。從基因特性來看，ROS1與另一種常見驅動基因（ALK）存在約60%的基因同源性，而ALK融合型肺癌本身就是腦轉移高發(fā)類型，這種同源性也使得ROS1融合型肺癌在腦轉移風險上呈現相似特征。不過需注意，ROS1融合在肺癌中的總體發(fā)生率較低，僅約1%-2%，因此絕對患者數量相對有限。結合2022年官方數據（我國新發(fā)肺癌約106.6萬例）估算，若按2%的發(fā)生率計算，每年新發(fā)ROS1融合型肺癌約2萬人，其中包含早期與晚期患者。隨著早篩早診普及，早期ROS1融合型肺癌患者占比逐漸增加，這類患者經手術治療后，腦轉移風險會低于晚期患者；但對于晚期ROS1融合型肺癌患者，腦轉移仍是需重點警惕的問題 。臨床中不乏此類案例，部分患者因初始檢測技術局限未檢出ROS1融合，僅接受常規(guī)化療、免疫治療，約兩年后便出現腦轉移，后續(xù)通過腦脊液動態(tài)檢測才明確突變類型。

從更廣泛的驅動基因人群來看，以與ROS1同源的ALK基因為例，臨床觀察發(fā)現，ALK突變型肺癌患者的腦轉移發(fā)生率顯著高于普通人群，呈現“腦轉移人群中驅動基因突變富集”的特點。這一現象也間接印證了ROS1融合與腦轉移的關聯性，二者均在“年輕、不吸煙女性”群體中高發(fā)，且這類患者的肺癌發(fā)生常與基因易感性密切相關。

臨床中發(fā)現，年輕不吸煙肺癌患者的發(fā)病多存在家族遺傳傾向，由于基因穩(wěn)定性較差，即便未長期暴露于吸煙、油煙等外界危險因素，仍可能較早發(fā)生癌變。因此，針對這類攜帶ROS1等驅動基因的年輕患者，除了對患者本人進行抗癌治療外，還需對其家族成員進行體檢指導，通過早期篩查降低家族內晚期肺癌及腦轉移的發(fā)生風險。

問：以ROS1患者為例，部分在初次確診時就已經發(fā)現腦轉移的患者與無腦轉移的患者相比，治療策略或治療重點存在哪些差異？

張鼎教授：針對ROS1陽性肺癌患者中，初次確診時已存在腦轉移與無腦轉移患者在治療策略及重點上的差異，可從疾病特征、藥物選擇、綜合干預等維度展開分析。

從疾病本質來看，肺癌轉移遵循“種子與土壤學說”，轉移能力與癌細胞的基因特性、分子生物學特征密切相關。若患者初次確診時已出現腦轉移，且多為全身多處轉移，往往提示癌細胞的侵襲性較強；而無腦轉移的患者，其癌細胞克隆相對不易向腦部定植，疾病進展模式存在明顯區(qū)別，這也為后續(xù)治療策略的制定提供了核心依據。

在藥物選擇的優(yōu)先級上，兩類患者存在顯著差異。對于確診時已存在腦轉移的患者，需優(yōu)先選用入腦能力強、對腦轉移病灶控制效果明確的藥物。從現有臨床數據來看，如瑞普替尼在腦轉移治療中展現出顯著優(yōu)勢，其無進展生存期（PFS）可達到近3年，遠高于其他藥物1-1.5年的水平，能更有效地控制腦部病灶進展，腦部病灶若無法得到有效控制，將直接影響患者生存質量與生存期，因此“強效入腦”是這類患者藥物選擇的核心原則。

而對于無腦轉移的患者，藥物選擇可結合實際情況更靈活地平衡。一方面，近年來ROS1陽性肺癌的治療藥物更新迅速，如瑞普替尼等新藥的臨床數據表現良好，為治療提供了更多選項；另一方面，需綜合考慮患者的經濟水平、各地醫(yī)保政策差異等現實因素。若患者經濟條件有限或特定藥物未納入當地醫(yī)保，在不影響整體治療效果的前提下，可選擇性價比更高的藥物，無需過度追求“強效入腦”屬性的藥物。

此外，兩類患者均需重視“綜合治療”的理念，尤其是動態(tài)監(jiān)測與局部干預的結合。對于腦轉移患者，即便選用了強效入腦藥物，仍需動態(tài)觀察腦部病灶變化：若藥物治療進入平臺期，病灶無法進一步縮小或出現進展，需及時采用精準放療（如立體定向放療），快速降低腦部病灶負荷，避免病情惡化。而對于無腦轉移的患者，在藥物治療起效后，若出現局部復發(fā)、寡轉移或寡殘留病灶，同樣建議通過高精度立體定向放療干預，將耐藥細胞株清除在萌芽階段。

現有臨床研究已證實，針對這類寡殘留或局部復發(fā)病灶，采用局部放療聯合藥物治療，相比單純藥物治療，可使患者的無進展生存期（PFS）延長四倍。因此，無論患者是否存在腦轉移，ROS1陽性肺癌的治療均需突破“單一藥物治療”的局限，通過“藥物+ 局部精準干預”的綜合模式，最大限度延長患者獲益，提升治療效果。

問：患者在使用ROS1抑制劑過程中，出現顱內病變，但顱外病變未出現進展，采用放療進行局部治療后，是否還可以沿用原靶向治療方案？

張鼎教授：從疾病機制來看，即便當前各類靶向藥物的入腦率不斷提升，部分藥物甚至被宣傳入腦效果優(yōu)異，但臨床實際中，藥物在腦部的濃度仍普遍低于外周組織，這使得腦部常成為最先出現耐藥、發(fā)生病灶進展的部位。不過，若顱內進展表現為寡病灶（臨床中通常將3-5個以下病灶定義為寡病灶），并非廣泛進展，那么局部干預而非盲目更換全身靶向方案，往往是更合理的選擇。

在局部治療手段的選擇上，立體定向放療（如伽瑪刀）是針對此類顱內寡病灶的優(yōu)選方案。對于3公分以下的顱內病灶，立體定向放療已成為臨床公認的“金標準”，通常單次治療即可完成，能快速實現病灶控制，部分患者治療后半年至一年可達到完全緩解，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且治療成本相對可控。從費用來看，伽瑪刀治療費用通常最有性價比，遠低于肺癌手術5-7萬元的常規(guī)花費；相比之下，質子重離子治療雖存在技術優(yōu)勢，但目前性價比偏低，即便部分地區(qū)費用降至10萬元左右（最高可達30-40萬/療程），仍難以作為普遍推薦。不過，需注意的是，高精尖放射設備的可及性存在地域差異，部分地區(qū)可能因設備短缺或醫(yī)保政策不同，導致治療選擇受限，這種情況下需結合當地實際條件調整方案。

關于是否需要更換原靶向治療方案，核心判斷標準是 “顱外病灶的控制狀態(tài)”。若顱外病灶通過原方案仍能穩(wěn)定控制，不建議因單純顱內寡進展而盲目換藥。一方面，ROS1抑制劑的可選藥物數量有限，過早更換可能導致后續(xù)無藥可用，且新方案未必能達到原方案對顱外病灶的控制效果；另一方面，臨床治療的關鍵是以最小調整實現最優(yōu)控制，在原方案對全身大部分病灶有效時，通過局部放療解決顱內進展，既能保留原方案的療效，又能避免全身治療方案變動帶來的不確定性。

當然，在局部放療后，需結合患者具體情況進行個體化調整與密切監(jiān)測：其一，關于藥物劑量是否加量，需謹慎評估。目前并非所有ROS1抑制劑都有明確的劑量調整研究數據，且患者對藥物的耐受性存在差異，盲目加量可能增加不良反應風險，需結合藥物特性與患者身體狀況綜合判斷；其二，需加強療效監(jiān)測，定期通過影像學檢查（如增強磁共振）觀察顱內病灶變化，同時關注患者癥狀與影像報告的匹配度，臨床中存在患者出現癥狀但影像未顯示明顯轉移進展的情況，需警惕軟腦膜轉移等特殊情況，避免漏診或誤判；其三，若后續(xù)出現顱內病灶持續(xù)進展、顱外病灶也失去控制，或出現廣泛耐藥，則需及時評估更換治療方案的必要性，確保治療策略始終貼合病情變化。

總體而言，對于ROS1抑制劑治療中“顱內進展、顱外穩(wěn)定”的患者，優(yōu)先推薦“局部立體定向放療+沿用原靶向方案”的組合模式，通過穩(wěn)扎穩(wěn)打的策略，最大限度延長患者生存期與生活質量，同時根據設備可及性、醫(yī)保政策、患者耐受性等實際因素靈活調整，避免過度治療或過早換藥帶來的風險。

問：腦脊液是否會比血液更容易反饋腦部突變情況？如果靶向治療期間出現新發(fā)腦轉移，是否一定要抽取腦脊液進行檢測？

張鼎教授：從檢測原理與陽性率差異來看，腦脊液檢測與血液檢測的有效性需結合患者的腦部病變類型區(qū)分討論。從檢測有效性看，二者差異核心在腦部病變類型。腦實質轉移是癌細胞進入腦實質內部，腫瘤代謝產物極少進入腦脊液，即便有3-5個病灶且無腦膜轉移癥狀，腰穿腦脊液基因測序陽性率低；而軟腦膜轉移時癌細胞直接進入腦脊液，代謝產物及癌細胞本身含量高，檢測陽性率顯著更高。

對比外周血檢測，雖然操作便捷、普及度高，但在腦轉移（尤其腦實質轉移）場景中局限明顯。部分患者靶向治療期間新發(fā)腦轉移、顱外控制良好，僅靠外周血檢測常呈“無突變”結果，無法為腦部治療調整提供依據，臨床中此類無效檢測較常見。

關于新發(fā)腦轉移是否需做腦脊液檢測，關鍵看是否懷疑腦膜轉移：

若為典型腦實質轉移，影像示腦實質病灶，因腦脊液檢測陽性率低，且有操作耗時且有風險，不建議常規(guī)檢測，優(yōu)先通過影像評估與局部治療（如立體定向放療）控制，觀察原方案顱外效果再定是否調整。

若有疑似軟腦膜轉移癥狀（如持續(xù)頭痛、腦膜刺激征等）或影像提示腦膜受累，建議檢測，此時陽性率高，可為更換強效入腦藥物等方案調整提供依據。

此外，腦脊液檢測（腰穿）安全性與術前評估、操作熟練度相關。術前需通過增強磁共振排除梗阻性腦積水等腦疝風險，熟練醫(yī)生操作下5-10分鐘即可完成，患者疼痛感輕、不良反應少，安全性較高，無需過度擔憂。

問：患者為ROS1突變，服用克唑替尼36個月，中途因多發(fā)腦轉進行過伽瑪刀治療，后查出腦膜轉，服用瑞普替尼不足量，一個月后復查腦核磁，部分腦膜病灶縮小減少，但有一個顱內實體病灶增大0.6cm。請問，這種情況如何處理？

張鼎教授：首先，需要評估患者神經功能狀態(tài)。腦膜轉移治療的關鍵參考標準是神經功能異常情況，需明確患者當前是否存在癲癇、肢體活動障礙等癥狀，這些癥狀對生活質量影響程度如何，與服用瑞普替尼前相比是否有改善、是否新增異常。若癥狀無加重甚至緩解，說明藥物對整體病情仍有一定控制作用，無需急于換藥。

其次，優(yōu)先調整瑞普替尼用量。需先明確瑞普替尼不足量的原因，若因不良反應導致劑量降低，在患者耐受范圍內，建議盡量恢復至足量。不足量可能導致部分病灶（如增大的顱內實體病灶）控制不足，足量用藥或能增強對病灶的抑制效果。

再者，針對增大的顱內實體病灶考慮局部干預。若該病灶直徑在3cm以下，且醫(yī)院具備相關設備，建議評估后進行伽瑪刀治療，快速控制這一進展病灶；同時需由放療科醫(yī)生判斷病灶增大是否為既往伽瑪刀治療后的壞死反應，放療后病灶壞死較常見，若為壞死，可在原有治療基礎上聯合對癥處理（如脫水治療），無需盲目調整方案。

此外，需強調治療方案的個體化與溝通原則。目前僅通過信息描述給出的建議僅供參考，實際調整需結合患者完整病歷資料，與醫(yī)療團隊及家屬充分溝通。

問：患者為36歲男性，無不良嗜好，2025年1月確診右肺腺癌Ⅳb期，RET陽性，抑癌基因TP53、CDKN1/2突變。2025年1月份開始服用賽普替尼7個月，8月份CT和MRI提示，原發(fā)灶無明顯增大，但腦部出現2處新發(fā)病灶（4mm），CEA一月份為60，中間降低，現在又升至60多。請問，后續(xù)有哪些治療建議？

張鼎教授：首先，優(yōu)先評估賽普替尼用藥劑量與耐受性。RET突變屬罕見靶點，雖賽普替尼有推薦劑量，但臨床中需結合患者耐受度摸索可耐受的最大劑量。若當前未足量服用，且患者身體可承受，建議嘗試逐步加至足量，以提升腦部藥物濃度，增強對新發(fā)腦轉移灶的抑制效果；需注意，賽普替尼不良反應相對較明顯，加量過程中需密切監(jiān)測患者耐受情況，避免因不良反應影響治療持續(xù)性。

其次，建議聯合貝伐珠單抗治療。若患者因經濟因素或耐受性無法加量賽普替尼，或加量后效果仍不理想，可考慮每三周聯合貝伐珠單抗（初始劑量可從400mg起），利用其抗血管生成作用輔助控制病灶。臨床研究提示，此類聯合方案可延長患者無進展生存期（PFS），且能輔助降低CEA等腫瘤標志物水平，同時對體部潛在微小病灶也有控制作用；需警惕貝伐珠單抗可能引發(fā)的出血風險，治療前需評估患者出血傾向，治療中動態(tài)監(jiān)測。

再者，暫不優(yōu)先推薦伽瑪刀治療，動態(tài)觀察腦轉移灶變化。當前腦部新發(fā)病灶僅4mm，屬于微小病灶，伽瑪刀對1-3cm病灶治療價值更高，4mm病灶行伽瑪刀性價比偏低，且暫無需緊急局部干預。建議通過后續(xù)MRI復查（如每2-3個月一次）密切監(jiān)測病灶大小，若病灶持續(xù)增大（如超過1cm）或數量增多，再評估伽瑪刀治療的必要性，避免過度治療。

問：患者為ROS1基因突變，服用恩曲替尼，7個月前腦部出現11個轉移灶，進行伽瑪刀治療后癌胚抗原有所下降。但目前癌胚抗原持續(xù)升高（近三個月分別為50、60、80），沒有不適，通過PET-CT排查，顱外沒有轉移，腦部磁共振顯示腦膜略增厚。腰穿未查到癌細胞，腦脊液壓力200，癌胚抗原93。請問是否要調整治療方案？

張鼎教授：首先，患者CEA持續(xù)升高，且腦脊液壓力達200，已明顯偏高。即便無頭痛、視力異常、走路不穩(wěn)等癥狀，也提示可能存在腦膜轉移相關顱內環(huán)境改變，部分患者腦室未擴張也可能出現顱內高壓，不能僅憑腦室形態(tài)判斷。

其次，腦膜轉移判定需綜合檢查，不能依賴單一項目。影像精度影響極大，華山醫(yī)院用0.5毫米薄層增強磁共振，定位精度0.2毫米，而部分醫(yī)院5-7毫米厚層易漏灶；腰穿未查見癌細胞也不能排除轉移，因為腫瘤細胞分布隨機，取樣可能未覆蓋，但腦脊液CEA與壓力變化更能反映腫瘤代謝與顱內情況。

再者，治療調整需優(yōu)先關注癥狀與神經功能，而非僅看輔助檢查。臨床中常有磁共振“正?！钡殉霈F細微癥狀的情況，個人常對患者宣教：出現異常感覺（如輕微頭痛、視力模糊）需及時反饋，即便磁共振無異常，癥狀加重也不能忽視。中醫(yī)“感覺不適即有病變”的理念，在此類情況中具有參考意義。該患者雖無癥狀，但腦脊液指標異常提示當前治療對腦部控制可能不足，需密切監(jiān)測。另外，患者此前伽瑪刀治療合理，但后續(xù)仍需重點追蹤神經功能，不可放松警惕。

需要提醒的是，因缺乏當面溝通，以上僅供家屬參考。建議在當前診療機構進一步監(jiān)測，定期復查腦脊液壓力與CEA、用高精度薄層增強磁共振排查病灶，同時關注自身癥狀，出現異常及時溝通，綜合所有信息判斷是否調整方案，避免憑單一檢查決定治療。

結束語

在直播最后，張鼎教授向患者與家屬們強調，當出現神經功能異常的感覺時，切勿隱瞞不說。部分癥狀可能呈緩慢進展趨勢，會從輕微逐漸加重、從少數癥狀逐漸增多，只有做到早期發(fā)現，及時調整治療方案，才有可能讓受損的神經功能盡量恢復，接近正常狀態(tài)。此外，在精細化管理神經功能的基礎上，若神經功能異常已影響到生活自理能力，如出現癲癇、嚴重頭痛、視力受損等明顯影響生活質量的癥狀時，需果斷調整或改進治療方案，不可猶豫；若后續(xù)已無方案可換，神經功能可能會逐漸減退，但盡早干預仍能最大程度延緩這一過程，保障患者生活質量。

我國每年腫瘤新發(fā)患者近500萬，其中肺癌年新發(fā)約100-110萬，而不僅是肺癌，乳腺癌等其他類型腫瘤也容易出現腦轉移或腦膜轉移，因此，關于腦轉移、腦膜轉移的科普知識，對所有癌癥患者及家屬都具有參考價值，這類人群都需關注相關診療要點。

張鼎 教授

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yī)院

呼吸與危重癥醫(yī)學科副主任醫(yī)師、醫(yī)學博士

CSCO會員、國際肺癌聯盟會員、上海醫(yī)學會肺癌學組會員

中國腦及腦膜瘤研究協作組發(fā)起人之一

《肺癌軟腦膜轉移專家共識2025》參與人之一

2024年“醫(yī)路書香”上海市醫(yī)務職工讀書系列活動之慶祝建國75周年原創(chuàng)詩歌征集大賽“優(yōu)勝獎"

2023年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yī)院“十佳醫(yī)主播”稱號

2023年華山醫(yī)院院感先進個人

2020獲聘：西藏昌都市醫(yī)療衛(wèi)生援藏專家?guī)焯仄笇＜?/p>

2016-2017年度華山醫(yī)院優(yōu)秀共產黨員

2016年度華山醫(yī)院“援邊援外特別貢獻獎”

2015年美國胸科學科（ATS）青年醫(yī)師旅行獎獲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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