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有句話，出自《論語·為政》：“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p>

此家喻戶曉之言，既是其一生自我修養(yǎng)之總結，亦可視作古代讀書人終生奮斗之目標。為何以此為標桿？在于它極好地概括了達到君子的幾重境界。

晚明大儒顧憲成曾如此剖析孔子心目中“君子”之境界：

“這章書，是夫子一生年譜，亦是千古作圣妙訣……夫子自十五志于學至四十而不惑，是修境；五十知天命，是悟境；六十耳順至七十從心，是證境?！?/p>

這段話堪稱將如何養(yǎng)成君子的三重境界概括得甚是精辟到位：修境即不斷學習、完善自我、確立志向、積極進取的過程；悟境即隨著人生經驗日益豐富，閱歷的不斷積淀，真正了解自身短長，領悟世界本質，走向成熟的狀態(tài)；證境則是對人生順逆已了然于胸，對世事無常已泰然處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繁雜的規(guī)矩中可以求得自由的化境。

那何為“君子”？孔子身處時代，“君子”具有兩層含義：一指那些出身高貴、地位較高的統治者；二指那些具有很高的道德修養(yǎng)、能夠遵循禮樂的人。故《論語·學而》指出，“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芍佑衅鋵ｉT關注之事、用力之處，“本”即事情的根本之處。換言之，君子要做好本身工作，盡其職責，道便由此產生。

若要聞道，先須自修，這當從“修境”入手，此即古時讀書人求學之始。它分為三個層次：志于學、而立與不惑。志于學，便是自此開始，立志于要把一生奉獻給學問，奉獻給追求真理，這意味著人生目標的確定。意義在于：首先，學術研究和道義探討成為了人的終身事業(yè)，道統開始獨立于政統并高于政統；其次，此乃知識獨立、士人獨立的標志；再次，士人不再是專家，不再是專業(yè)技術人員，而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擔當天下道義的君子儒。讀書人從此真正成為社會核心價值的承擔者，即擔道之士。著名學者錢穆先生曾對君子擔道的重要性有過至論：

道，人生之大道。人生必有死，死又不可預知。正因時時可死，故必急求聞道。否則生而為人，不知為人之道，豈不枉了此生？若使朝聞道，夕死即不為枉活。因道亙古今，千萬世而常然，一日之道，即千萬世之道。故若由道而生，則一日之生，亦猶夫千萬世之生矣。

從此，道統意識油然而生。

所謂而立，簡言之：其一，個人政治身份得到肯定；其二，有了自己的事業(yè)。此乃個人事業(yè)之起步期。試想一個人經過孜孜以求、苦苦努力，達到了而立，會是一種什么樣的狀態(tài)？學業(yè)有成，事業(yè)確立，身份得到充分認可，理想看似越來越近，那么這個人應呈奮發(fā)有為、躍躍欲試，躊躇滿志、銳氣十足之態(tài)。這種狀態(tài)固然頗佳，但尚遠遠不夠。他的見識、修為、眼光、氣度還不足以應對這個紛紜復雜的大千世界。所以，還需要繼續(xù)修煉，以至“不惑”，即對自己的人生追求不再疑惑，對自己的人生方向不再動搖，對世間種種光怪陸離、紛紜復雜的現象，皆能泰然處之，做出正確的價值判斷。

“悟境”指個人修為之瓶頸期與突破期。雖說知天命是悟境，但并不意味著學習之終結，恰恰相反，這是君子修養(yǎng)的又一個起點。孔子講：“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既然“天命”是“上天”給你下達的“命令”、是“天”規(guī)定了的你的“使命”，那么你立身在世，所能做的事，只是去努力完成“天”“分配”給你的“任務”，這是你應該做的，也是你可以做的。于是你的人生經驗給你的人生“定了位”。有了這個“位置”，你如果再“越位”“僭越”，或者放棄這個“位置”而“不到位”，則是為“不仁”，就不是“君子”?！岸宋弧辈坏扔凇暗搅宋弧?，你還得努力才能使自己“到位”，故“知天命”相當于人生事業(yè)的再出發(fā)。唯有繼續(xù)前行，才能抵達君子修養(yǎng)的終點，也就是證境——耳順和從心所欲。

“耳順即舜之察邇言，所謂善與人同，樂取于人以為善也。順者，不違也。舍己從人，故言入于耳，隱其惡，揚其善，無所違也。學者自是其學，聞他人之言，多違于耳。圣人之道，一以貫之，故耳順也?！边@是清代學者焦循對“耳順”的解釋。說的是君子能以一己所持的正確意見不排斥他人的正確意見，能以公認為正確的意見為標準，同時吸取他人意見中符合標準的正確意見。順，就是通達不違礙，入耳即入心。君子不固持自己的異義，能采納他人的意見，那么無論什么話聽來就不違于心、不逆于耳，能夠從他人的意見中分辨出正確的看法予以表揚，又能從他人的意見中分辨出不正確的看法而不予計較，不斤斤縈懷于心，如此就能順利通達，入耳入心。

耳順之后，便達至化境。唐代文學家柳宗元指出：“孔子七十而縱心，彼其縱之也，度不逾矩，而后縱之?！睋Q言之，柳氏認為孔子之所以能夠從心所欲，是因孔子自認內心的欲望不會超出社會規(guī)矩的范圍，孔子有這樣的道德自信，可以估量內心欲望是在規(guī)矩法度之內的。依柳宗元之理解，規(guī)矩是內心欲望的隱形前提，只有“不逾矩”的欲望才可“后縱之”。反過來講，“逾矩”的欲望不可以隨便遵從。其實儒家亦承認人在現實生活中，確有各種不合禮法、不合規(guī)矩的欲望。在這一基本預設下，人心的各種欲望若不加限制，不以“道心”“天地之性”加以引導，人便隨著自身欲望之橫流而蒙蔽良知，從而生出惡念、做出惡行。孔子的“從心所欲，不逾矩”，即經過長期的自我修養(yǎng)和自我控制，達到一定的人生境界，內外打通，社會的規(guī)矩即我自身的規(guī)矩，社會規(guī)范內化為個人的生活信念，因而社會規(guī)矩對我而言，就不再是約束，反而是內外相證、從心所欲的試金石。這種“自由”是一種道德境界，是此心純然天理的境界，是一種不去挑戰(zhàn)世俗禮法的心理自在。因為此時，心就是法，法就是心，人在規(guī)矩允許的范圍里體會從心所欲的自在。

當然，世上諸事，往往知易行難。至于此三重境界，錢穆曾指出，“學者所能用力，亦在志學與立與不惑之三階程。至于知天命以上，則非用力所及，不宜妄有希效。知有此一境，而懸以存諸心中則可”?；蛟S凡人終其一生，也難將修境、悟境與證境踐履殆盡，唯有默默懸于心間。君子何為？便是讀書人在不斷學習、修煉中竭力向理想狀態(tài)靠近而已。這恐怕便是“雖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妙處所在吧。

◎本文原載于《學習時報》（作者：王學斌），文章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圖片由豆包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