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鍾翰先生是著名的清史專家和民族史學家，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終身教授，博士生導師。我有幸和先生多次接觸，對先生的治學精神和對后學的關(guān)愛深有體會。

王先生有敏銳的學術(shù)洞察力。1978年至1981年我在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讀研究生，畢業(yè)論文的題目是清代的理藩院。在搜集資料過程中，了解到意大利學者格拉迪尼·彼羅在羅馬出版的一份雜志中發(fā)表過《關(guān)于清代的理藩院》的文章，便想方設(shè)法找到了這本雜志，并請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的王士歧同志翻譯出來。后來，我又把這篇譯文給了《清史譯文》雜志于1980年第4期發(fā)表。在1981年至1982年間，我相繼發(fā)表了幾篇關(guān)于理藩院的文章。1984年春，我從剛出版的《清史研究集》第三輯中看到了王先生的大作《試論理藩院和蒙古》非常興奮，心想：連王先生這樣的大專家都關(guān)注理藩院，可見這個題目是值得研究的，便一口氣讀完了先生的文章。王先生的這篇文章從蒙古衙門和理藩院、八旗蒙古和內(nèi)外扎薩克蒙古、喇嘛教和蒙古人民、會典則例和蒙古律例、清朝對待蒙古政策的得失等五個方面，以寬廣的視野對清代的民族統(tǒng)治政策的歷史事實和客觀效果進行了深入考察，邏輯嚴密，層次分明，史論結(jié)合，很有說服力。在資料使用方面非常豐富，既有中文資料，也有外文資料，包括前面說到的意大利學者的那篇論文。這里應(yīng)當說明，從1949年到上世紀80年代的四十年中，在中國大陸老一輩的歷史學家中，發(fā)表過有關(guān)理藩院的文章的只有王先生一人，而研究理藩院對了解清代的民族統(tǒng)治政策，進而了解我國多民族國家鞏固和發(fā)展的歷史進程非常重要。由此可見王先生的學術(shù)洞察力是多么敏銳。

王先生對于復雜的歷史現(xiàn)象有很強的分析能力。1998年在福建武夷山召開的國際清史會議上，我和王先生分在一個組。在討論到準噶爾問題的時候，有些學者對從康熙到乾隆解決準噶爾問題用了那么長的時間感到不理解。王先生從滿族貴族和準噶爾貴族兩個集團的利益矛盾作為出發(fā)點，分析了康熙皇帝對噶爾丹的戰(zhàn)爭，雍正皇帝和策旺阿拉布坦之間的戰(zhàn)與和，三車凌對清朝的歸附和乾隆皇帝出兵征討達瓦齊，以及阿睦爾撒納內(nèi)亂和清朝平定準噶爾，既談到了階級觀點，又談到了民族融合，還談到了國家的統(tǒng)一和分裂問題，有情有理，有論有椐，令人信服。

王先生對后學的關(guān)愛令人感動。1993年底，我以新出版的《中國邊疆民族管理機構(gòu)沿革史》一書作為代表作，參加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系列的評定。當時的所長王慶成對我說：能不能征求一下王鍾翰先生對你這本書的意見?那會增加所內(nèi)評委對你這部書的了解。于是，我登門拜訪了王先生，說明了來意。王先生讓我把書留下，說看后再和我聯(lián)系。一個星期后的一天，我接到王先生的電話，讓我去先生家。我準時到了王先生家，先生說：你的書我看過了，我愿意給你寫推薦意見。我從先生手中接過推薦意見書，很快地看了一遍，眼睛不由得濕潤了。先生的字是墨筆小楷，非常工整；句子中有這樣的話：該著作頗多創(chuàng)見，是近些年來不可多得的精心撰寫的佳作。先生署名后，還蓋了印章，日期是1994年1月4日。一位八十多歲的著名學者，為了后學的成長進步，以非常認真的態(tài)度，非常熱情的鼓勵，表達出了自己的關(guān)愛。這樣的精神怎能不讓人感動?先生的這種精神深深地影響了我，后來我對比我年輕的學者給以力所能及的幫助和扶持，正是先生精神的傳承。

王先生善于與人合作，有很好的人脈關(guān)系。這從先生與翁獨健先生的關(guān)系中就可看出。2006年是著名學者翁獨健先生誕辰一百周年和逝世二十周年。這年的11月2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在中央民族大學舉行紀念會，王先生當時因病住院，本可以不參加這個會，但先生卻堅持要參加。當他老人家坐著輪椅出現(xiàn)在會場上的時候，很多人都非常感動，向先生報以熱烈的掌聲。后來出版的《蒙元史暨民族史論集——紀念翁獨健先生誕辰100周年》中，第一篇就是王先生的文章《憶獨健學長》。王先生在文章中回憶了和翁獨健先生七十余年的交往，特別是1971年夏季一起點校二十四史、1977年在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一起工作的情況，情真意切，令人難以忘懷。王先生有很好的人脈關(guān)系，我自己也有體會。在我從事清史和民族史研究的三十多年里，接觸過的專家學者中，無論年長還是年輕，談起王先生的學問和操守，沒有一個不佩服的。在文人相輕還有影響的今天，要做到這一點是多么不容易啊。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

來源：張世林主編《想念王鍾翰》，新世界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