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初，黃埔軍校建校90周年之際，我應廣州市社會科學院、黃埔軍校舊址紀念館等單位邀請，赴廣州參加“黃埔論壇”。該次論壇的主題是“黃埔軍校與百年中國”。參加論壇的大陸學者有汪朝光、許紀霖、曾慶榴；臺灣學者有林德政與我。會中兩岸學者對于“黃埔精神”與“黃埔軍校對中國近代史的貢獻”等議題有深入的闡釋，大家的共識是黃埔軍校與整部中國近代史都有關連，要了解近代中國的歷史發(fā)展，尤其是中俄關系、國共的合與分、蔣介石與汪精衛(wèi)的恩怨等，都繞不開黃埔軍校。

在該次論壇中我的發(fā)言主題是《黃埔軍校：國共兩黨共同的歷史記憶》，后來刊登在《同舟共進》2014年第8期之上。在文中我指出：黃埔軍校創(chuàng)立于1924 年，是孫中山“聯(lián)俄容共”政策下的重要產物。蘇聯(lián)提供制度、顧問與資金支援，目的是培養(yǎng)一支既具軍事實力又有政治信念的革命軍隊。蔣中正在創(chuàng)校之初擔任校長，這段經歷不僅奠定他的軍事領導地位，更成為他日后登上軍事、政治舞臺的重要基礎。蔣說過：“余一生無私產亦不知有私產，私產者即我唯一之黃埔軍校耳！”由此可見他對黃埔軍校深厚情感。黃埔軍校不只是一所軍事學校，更是政治訓練的搖籃。黃埔軍校的校訓是“親愛精誠”，學生在這里學到的是革命信念與國家責任感。從黃埔軍校走出了大批軍事與政治人才，如蔣中正、周恩來、聶榮臻、杜聿明、戴安瀾、謝晉元、林彪、徐向前、左權等。這一批將領對北伐戰(zhàn)爭、抗日戰(zhàn)爭乃至其后的國共內戰(zhàn)都有深遠的影響。

總結來說，黃埔軍校不只是現(xiàn)代中國軍事教育最具代表性的起點，更是國共兩黨從合作到破裂的縮影與蔣中正政治實踐的試煉場。這段歷史既充滿理想與熱血，也深藏矛盾與沖突，是國共兩黨共同的歷史記憶，值得我們深思。

在該次會議中，我也有幸認識曾慶榴教授。曾教授長期從事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在國共關系、黃埔軍校的歷史方面用力最深，可謂學界中黃埔軍校研究的第一人。2004年他曾出版《共產黨人與黃埔軍?！芳醒芯?924年至1927年中國共產黨在黃埔軍校的組織及其活動。曾教授認為黃埔軍校對中共的影響，主要體現(xiàn)于兩點：一是在黃埔軍校工作、學習過的中共黨員（1000多人，有姓名可考的將近800人，約占前六期學生的十分之一），后來許多人投身中國革命，成為各路紅軍、各個革命根據(jù)地、各地中共組織的骨干，在抗日時期和抗戰(zhàn)之后，也有許多人成為八路軍、新四軍和人民解放軍的骨干；二是中共領導的軍隊繼承、發(fā)展了黃埔軍校創(chuàng)立的軍隊管理新體制，把政治工作作為軍隊的生命線，樹立并堅持以“黨指揮槍”的原則。這是作者非常精準的論斷。

后來，曾教授又將對黃埔軍校共產黨人的研究，擴充到對黃埔軍校的全面研究，深入地挖掘國共兩黨這一段共同的歷史記憶。2024年，在黃埔軍校建校100 周年之際，他出版了《黃埔軍校史（1924—1927）》，還原了該校辦學的歷程并剖析其歷史意義。誠如作者所述“這本書是對有關歷史問題做過較長時間的梳理、研究而寫出來的”，可謂畢生學術研究的心血結晶。我拜讀了這本大作之后，有幾點不成熟的感想。

首先，黃埔軍校的研究已經累積了豐碩的成果，不但推出了系列《黃埔軍校史料匯編》、先后出版多輯《黃埔軍校研究》，而且對各期學生有專門研究（陳予歡先生致力于此）。近年來，海峽兩岸又出版了許多相關人物的日記、回憶錄等（如《蔣介石日記》《胡宗南日記》《陳誠日記》《邵元沖日記》《張隱韜烈士日記》等；最近中研院近史所又公布了劉峙的檔案、日記）。同時也有口述歷史的采訪，補充紙本史料的不足。本書是在大量而翔實的史料基礎之上，剪裁、撰述而成。作者一方面闡述黃埔軍校創(chuàng)辦、發(fā)展、演變過程，另一方面力圖揭示黃埔軍校的組織架構、規(guī)章制度、教學訓練和教官與學生活動的全貌，并對校內外發(fā)生的與本校有重大關連的各種事件，作出公允而客觀的分析。他又利用各種人名錄、報紙記載，詳述學校組織、教職員與學生背景、人數(shù)、教育特點（軍事與政治教育）等。其中不乏生動而有趣的故事。例如，作者在臺灣“黨史館”找到一份檔案，上面顯示胡宗南在1924年投考黃埔軍校時，算術只考了5分（總分100分），評語是“中下老”，后來，因為“從寬錄取”，胡宗南才有機會成為黃埔軍校學生。沒想到這一位幾乎落第的學生，后來卻成為升遷最快、表現(xiàn)突出的將軍。這些事實從“微觀”與“宏觀”、“結構”與“變遷”等方面鮮活地呈現(xiàn)出這一段復雜的歷史。

其中作者利用蘇聯(lián)解密檔案（共產國際文件，蘇俄來華顧問、教官的報告）以及當事人撰寫的回憶錄、文章和著述等，還原了許多歷史細節(jié)，讓人印象最為深刻。如蘇聯(lián)向孫中山提供了約200萬金盧布的資金，用于軍校的校舍建設、武器采購及日常運營。1924年10月“蘇聯(lián)運送武器的輪船‘沃羅夫斯基號’到達虎門，船上載有800支帶刺刀的俄式步槍、子彈400萬發(fā)等”。

其次，蘇聯(lián)軍事顧問團、教官，直接參與黃埔軍校的教學活動，包括課程設計（如戰(zhàn)術、炮兵、工兵科目）、課堂講授、操場訓練、野外演習與實戰(zhàn)指揮。這些人包括政治顧問鮑羅廷、軍事總顧問加倫、步兵顧問兼顧問長白禮別列夫、顧問長切列潘諾夫、政治顧問喀拉覺夫（羅加覺夫）、炮兵顧問嘉里列、工兵顧問互林等等。以上人員，許多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和俄國國內戰(zhàn)爭，并將他們的經驗融入黃埔軍校的教學和訓練。

然而這些史料也證明，蘇聯(lián)對黃埔軍校的介入并非單純“國際主義支援”，而是基于自身戰(zhàn)略利益的精密計算，并揭示蘇聯(lián)角色的雙重性。他們表面強調“國共團結”，實則暗中扶持共產黨力量。這種雙重性成為國共合作脆弱的根源?？傊?，本書讓我們充分了解俄國因素在黃埔軍校歷史中的復雜角色。

本書最重要的一個特色是作者不孤立地寫“校史”，而是以“校史”為中心，書寫歷史大勢，時代風云。換言之，他把黃埔軍校放在1924年國共第一次合作，到1927年四一二慘劇之后“合作破裂與黃埔軍校的質變”的歷史過程之中，將重要的歷史事件與軍校的演變結合在一起。作者論述的主軸是“黨權”與“軍權”的較量,認為黃埔軍校并非單純的軍事學校，而是一個“黨權”與“軍權”博弈的舞臺，這場博弈，正是理解蔣介石如何從“聯(lián)俄容共”走向“清黨反共”、最終發(fā)動“四一二政變”的關鍵。

以黨統(tǒng)軍、黨軍一體是孫中山建立黃埔軍校的核心理念，不過在孫中山逝世與廖仲愷被刺之后，孫中山的理念及其所設計的制度受到了沖擊。“黨權”與“軍權”相互制衡的平衡狀態(tài)不復存在。其后蔣介石透過一連串政治行動，以“軍權”對“黨權”的抵制完成了對國民黨的整合。其中“中山艦事件”是轉折點，蔣以共產黨私調艦艇為借口，驅逐蘇聯(lián)顧問與親共軍官，確立其對軍隊的控制。隨后，他和國民黨內的一些人合作，推動“整理黨務案”（1926年5月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逼汪去職和以蔣代汪”，同時在上層清除共產黨，重組國民黨上層領導機構，將“黨權”收歸己手。1927 年4 月初，蔣迎汪精衞返國，表面調和左右派，實則分化汪派、孤立共產黨，為“四一二清黨”鋪路。作者說：“這場以反對蔣的‘軍權’擴張為目的的運動，最后卻以形成蔣的軍事獨栽而告終，其結局耐人尋味?！弊髡邔τ趪顸h如何從“以黨領軍”變成“槍桿子左右了黨”的“質變”的描述，使我們在紛擾的歷史中，看到一條清晰的線索。繼之而來的是“聽命于蔣介石一人的‘黃埔系’，縱橫于歷史的舞臺”，此后，軍事長官缺乏“制度約束”，軍隊失去“政治工作的指引與管治”。這一方面說明了蔣介石為何能夠崛起，同時也解釋此舉埋下了后來失敗的種子。

黃埔軍校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大事因緣”，20世紀活躍于中國政軍舞臺上的人物幾乎都與此校有關。本書以扎實的史料、細密的考據(jù)、公允的論斷呈現(xiàn)黃埔軍校從“聯(lián)共”到“反共”的來龍去脈。2024年《黃埔軍校史（1924─1927）》出版之后深受讀者歡迎，最近將出版繁體字版，蒙曾慶榴先生的抬愛，要我撰寫序言，我深感榮幸。謹向曾先生表達最誠摯的祝賀之意，也希望讀者和我一樣，從這本力作中加深認識這一段國共糾結的歷史，并得到重要的啟示。

2025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