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年6 月3 日，程先生永遠地離開了我們。那一段時間，我常常在想，自己今后的學術道路應該怎樣走？跟隨先生讀書問學多年，又怎樣才能將先生所開創(chuàng)的事業(yè)和先生的學術思想、方法與精神，尤其是先生晚年明確提出的，把文藝學和文獻學完美地結(jié)合起來的思想方法，不斷發(fā)揚光大，以不辜負先生的培養(yǎng)和期許呢？反復考慮，我覺得還是應該回到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本位上來。加之，那時《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的撰寫出版已完成大半，客觀上匡老籌劃的、以評傳的形式對兩千年來中國傳統(tǒng)思想文化進行總結(jié)的愿望，即將實現(xiàn)（2006 年，201 部評傳全部出齊，2008 年，獲首屆中國出版政府獎）。我向周先生報告了自己的想法，也與師兄莫礪鋒和張伯偉商量，得到了周先生和師兄的理解和支持（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師門是一個團結(jié)的學術群體，大家關系融洽。我畢業(yè)后留校工作，不但多承兩位先生指教，而且也時時得到莫礪鋒、張伯偉、曹虹、張宏生、程章燦和徐興無諸兄的關心和幫助。對此，我是十分感念的）。次年，我離開了曾工作過十年的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調(diào)回中文系中國古代文學教研室，成為古代文學學科中的一員。

回歸中文系，日常最重要的工作是教學，怎樣把課上好自然是要注意的首要問題。以教師為職業(yè)，雖然并不是自己最初的理想，然回想起來，似乎也有些機緣，比如讀中學時，就曾在語文課教改中走上講臺試講過，在物理、化學課上也上臺做過試驗。在沛縣師范學校任教時，上課亦受學生歡迎。這時，要給本科生上課，除了認真?zhèn)湔n外，便也向師友進行請教。周先生初次登上講臺給本科生上課，胡小石先生曾告之以“慢”。張宏生兄曾向程先生請教上課秘訣，程先生以“填空”二字授之。意謂填自己和學生的知識之空，教材中已有的可不講或少講。當我向周先生請教給本科生上課應注意哪些問題時，周先生則告訴我要力求“生動”。許志英老師上課另有自己的心得。他說，給本科生上課要講得“清楚”，給碩士生上課要善于“忽悠”，給博士生上課則要有“真貨”。這些先生在不同語境下傳授的上課秘訣，都很值得玩味。

我報考程先生和周先生的博士生時，兩位先生擬定的研究方向是“魏晉南北朝唐宋文學”，我后來招收博士生，也以此為方向。回到中文系以后，我給本科生講授中國文學史，給碩士生講授“中國文學史專題”，給博士生開設“中國文學史背景研究”，也給本科生開過選修課“蘇軾研究”“辛棄疾研究”和“中國古典文學的文化闡釋”等課程，給新加坡班的碩士生上過“中國詩歌理論與批評”“中國古典小說史”等課程。這些課程雖不同，然主要內(nèi)容多屬中國文學史的范圍。教學相長，自己平日所思考的，也多是一些文學史上較重要的問題，例如以下的一些問題。

漢賦的起源問題。關于漢大賦的起源，歷來眾說紛紜，我對此也做過思考，自覺尚能自圓其說。我以為，漢賦直接源于戰(zhàn)國縱橫家的游說進諫之辭。那種以詩為賦之源的說法（即“賦者古詩之流也”），不過是漢人以經(jīng)學眼光看待賦的結(jié)果而已，實則不是《詩》影響了賦，而是賦《詩》的風氣促進了漢賦的產(chǎn)生?！冻o》是楚文化背景下的抒情詩，漢以后擬作甚多，加之受賦的影響，遂有所謂騷體賦的出現(xiàn)，但在以屈原的作品為主要代表的《楚辭》與漢大賦之間，卻并無必然聯(lián)系。至于漢賦多源之說，實未道出漢賦產(chǎn)生的源頭究竟在何處，也是我們所不能同意的。

《文心雕龍》“風骨”論的內(nèi)涵問題。漢魏以降，人們越來越注意從性格、氣質(zhì)和才情等層面考察和評價人物，并將這種理論和思維方式移用到其他許多方面。劉勰《文心雕龍》之論為文用心，也不能例外。其風骨論，就是在王充《論衡》、曹丕《典論·論文》和劉劭《人物志》等諸多理論著述的直接影響下，從作家的先天稟賦、性格和氣質(zhì)的角度展開論述的，其內(nèi)涵即謂文章寫作應以準確暢達、簡約雅正的語言鮮明生動地表達出作家的才情和個性。

我讀碩士時，就曾對《河岳英靈集》很感興趣，尤其對殷璠好奇的審美傾向做過一番思考。這時給學生講唐代詩歌，便不能不涉及盛唐詩歌發(fā)展繁榮的社會原因問題。我通過對殷璠《河岳英靈集》的分析，發(fā)現(xiàn)在盛唐詩人的筆下，固然時時流露出一種自信明朗、高昂向上的精神，同時卻也在在抒發(fā)著“明時”不遇的憂愁憤懣，慷慨激昂，沉郁頓挫。從這個角度看，不管是從軍邊塞還是隱遁山林，實在都是不得已的所為。然而，正是由于詩人的這種遭遇及其創(chuàng)作，將盛唐詩歌的發(fā)展推向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殷璠的《河岳英靈集》用風骨、聲律兼重的標準衡詩，聲律又兼括古、近二體，較之陳子昂，不但在理論上更周全，而且也更符合盛唐詩歌發(fā)展繁榮的實際。

唐五代詩格中“勢”論的相關問題。我以為，作為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重要范疇之一，唐五代詩格中的“勢”論，有其特定的理論淵源。“勢”的含義的發(fā)展有一個過程，尤其是被兵家借用為兵法概念，即兵“形勢”和兵“技巧”以后，遂影響到東漢以后的書論，意謂字體的形狀和結(jié)體的態(tài)勢；影響到文論，即指文章的風格。至唐代王昌齡撰為《詩格》，提出“十七勢”等詩學概念，則謂詩歌創(chuàng)作中的運思和意脈的流轉(zhuǎn)變化。至于皎然《詩式》、齊己《風騷旨格》、僧神彧《詩格》等，雖借用禪宗話頭巧立名目，然其所謂“勢”論，也大抵與王昌齡相近，而與禪學中的“勢”并無深層關系。

歐陽修的思想學術與文學的關系問題。歐陽修在經(jīng)學、史學、金石學、文學等方面皆有成就，研究他的文學不能離開其思想學術，尤其是其經(jīng)學。歐陽修于六經(jīng)最深于《易》《詩》和《春秋》，其解經(jīng)的方法是本之人情常理，所以如此，則與其家世不顯、貧寒無所師有著密切的關系。少無所師，故能學出己見，無所約束，大膽懷疑。這影響到其文學，無論是讀書重其意，主張事信言文，還是對言簡意深和簡而有法的強調(diào)，以及其創(chuàng)作風格的紆徐婉轉(zhuǎn)、平易暢達，都可以由此得到解釋。

關于蘇軾的思想學術，一般都認為是雜糅儒釋道三教，而以儒家思想為主，這在學術界幾乎沒有什么異議。然仔細考察現(xiàn)存蘇軾的全部著述，我們卻會發(fā)現(xiàn)，其思想雖雜糅儒釋道三家，但主要思想傾向和特征實是援道入儒，儒道兼容，即秦觀所謂：“蘇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際?！边@種思想學術影響到其文學思想和創(chuàng)作，是主張自然為文。這又包含兩個方面：一是主張文學創(chuàng)作應順應作家情感抒發(fā)的自然，二是主張文學創(chuàng)作應順應客觀外界事物的自然。進而影響其文學創(chuàng)作，東坡所追求的，便是“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cè)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shù)，不差毫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題吳道子畫后》）。

這些研究前已結(jié)成一集，取名《思想與文學：中國文學史及其周邊》，2021 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回到系里后，除了正常的古代文學教學之外，還有對研究生的指導和培養(yǎng)工作。我在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工作時，已開始在中文系指導研究生，到2020 年我退休，二十年間我指導的博士生和碩士生有近百名，他（她）們絕大多數(shù)現(xiàn)在已成了所在單位的教學科研骨干，有的在學術界已嶄露頭角。我指導學生的方法，大致承繼程先生、周先生的做法，簡單地說，就是給碩士生以問題意識和理論方法，給博士生以研究視野和方向。本科生學習的重點，主要是基礎知識和理論，碩士生就不同了，他們不但要知道“是什么”，還要知道“為什么”。如同欣賞一首詩，不但要知道詩人寫了什么，更要追問他為什么這樣寫，他是怎樣寫的，他在藝術上與前人或同時代的人有何不同，等等，這樣才能進入研究層面。此外，碩士生學習階段，還應根據(jù)各自不同的興趣和愛好，精讀幾本中國傳統(tǒng)思想文化中的經(jīng)典著作，作為自己未來學習和工作的基礎。讀書治學，有了問題意識，又掌握了基本的研究理論和方法，精讀了幾本經(jīng)典，就有了比較好的研究基礎。到了博士生學習階段，進一步擴大研究視野，擴大經(jīng)典閱讀的范圍，明確自己的研究方向，不斷提高自己的學術識力，便可順利地進入學術前沿，進行獨立的學術研究了。每個學生的情性、知識背景、思維方式、家庭情況、生活經(jīng)歷往往各不相同，因此在學習中應根據(jù)不同的情況，揚長避短，揚長補短，這樣才會不斷進步。有的同學的興趣是做文學研究，有的同學更喜歡做文獻工作，這就要各自立足本位，把自己的長處發(fā)揮到極致，同時知其不足，有意識地彌補自己的短處，文學與文獻互補，收獲就會更大?！稗D(zhuǎn)益多師是汝師”，研究生在校學習期間和畢業(yè)工作以后，都應在追隨本師、接受本學科優(yōu)良學術傳統(tǒng)的同時，多注意學習其他老師的長處，吸收不同學校、不同學術群體的治學方法和優(yōu)點，如此方能持續(xù)發(fā)展，取得更大成就。

改革開放以后，中外文化、教育交流愈益頻繁，我也曾多次到韓國、日本、新加坡，以及我國臺灣、香港、澳門等高校去客座或?qū)W術訪問，對其所藏的一些域外漢籍有所了解，對其學界的狀況和風俗人情有所感知，積累了資料，擴大了眼界，增長了知識。

我有一個想法，就是到一個沒有去過的地方尤其是國外，就要了解和閱讀國內(nèi)或自家沒有的書。故每去一地，都會對那里所藏的典籍做些調(diào)查。2003 年，我去韓國延世大學客座，那時已接受了撰寫《宋代文學史料學》的任務。所以，在教學之余，大部分時間都用在域外宋集和宋代文學文獻的調(diào)查、搜集上，后來寫出了《宋人撰述流傳高麗、朝鮮兩朝考略》《論朝鮮時代的宋人詩文選本》《論域外所存的宋代文學史料》等文章（收入《宋集傳播考論》一書，中華書局2008 年版），正得力于此。2007 年，我應邀去臺灣大學交流訪問，又利用這一機會，在臺北“故宮博物院”訪得神往已久的《王荊文公詩》李壁注殘宋本十七卷，撰成《論〈王荊文公詩李壁注〉——從宋本到朝鮮活字本》（亦收入上書），解決了《王荊文公詩李壁注》中“補注”與“庚寅增注”的撰者、宋本與元本、朝鮮活字本的關系等多個問題，受到學界關注（如王水照先生于《記蓬左文庫所藏〈王荊文公詩李壁注〉朝鮮活字本》一文《補記》中，即引錄拙文，見高克勤先生點?！锻跚G文公詩箋注》卷首）。

日本的學風與我國有所不同，他們有一個很好的傳統(tǒng)，就是集體會讀一部書。1998 年，我在大阪大學訪問時，曾與淺見洋二教授一起去參加過京都大學中文系老師們會讀黃庭堅《演雅》詩的活動。每次會讀，先印發(fā)一些事先準備好的材料，由一位老師主講，其他老師參與討論，一句一句地讀，非常認真細致。一首《演雅》，要讀很多次，讓人感佩。這樣細致的閱讀和收獲應該是很大的。這又讓我想到，五山時期由日本僧人笑云清三編成的蘇軾詩歌注本《四河入海》、萬里集九編成的黃庭堅詩歌注本《帳中香》等，就是在當時僧侶們會讀蘇、黃詩的基礎上撰成的吧！

我曾結(jié)識了很多優(yōu)秀的學者，有的還成了好朋友。我們一起討論學問，而在資料的搜集和學術研究上，也時常得到他們的幫助，像延世大學的金鉉哲教授、大阪大學的淺見洋二教授、早稻田大學的內(nèi)山精也教授，以及我國臺灣大學的王德毅、葉國良、何繼澎、謝佩芬教授，臺灣“中研院”的林慶彰研究員，臺灣“清華大學”的朱曉海教授，臺北“故宮博物院”的李天鳴、許媛婷研究員，政治大學的廖棟梁教授，東華大學的張蜀惠、吳冠宏、李秀華教授，東海大學的李立信教授，中山大學的劉昭明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的王晉光教授等。

回歸中文系，我研究的重點主要集中在古代文學尤其是宋代文學方面。我先后承擔了“宋代文學史料學研究”“中國文獻文化史（宋代卷）”兩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研究。我所做的工作，大致可分宋代文獻、文學和文化三個層面。我所追求的，是一種以文獻為基礎，以文學為本位，而以思想文化為視野的研究。

我對宋代文學史料學的研究，緣于周先生與莫礪鋒的推薦和已故傅璇琮先生的信賴。傅先生生前曾策劃了一套《中國古典文學史料研究叢書》，由中華書局出版。在《叢書總序》中他提出：“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從整體上說是一個極其龐大的工程，這里面就有一個對工程整體結(jié)構(gòu)進行了解、分析和設計的問題?！备迪壬鷮⑦@一結(jié)構(gòu)分為“基礎實施和上層結(jié)構(gòu)”兩個方面，前者包括古典文學作品總集、別集的校點、箋注、輯佚、新編，作家傳記、作品系年與本事的考證，基本工具書的編纂等，后者包括作家作品的專題研究和文學史著作的撰寫、文學作品的鑒賞、古典文學與其他學科的交叉研究，以及方法論、學科史的研究等。而“古典文學史料學的研究，主要涉及收集、審查、了解、運用史料問題，因此它的主要研究對象是上述的基礎實施，但應當說它是涵蓋以上兩方面的內(nèi)容的。它的觸及面可能還要廣，舉凡與作家作品有關的史書（如正史、別史、雜史等）、地理、各種體裁的筆記、社會民情的記載等，都應有所述及，而且它還與其他一些學科有所交叉，特別是與目錄學、版本學、?？睂W、史料檢索學等，關系更為密切。古人說，六經(jīng)皆史，可以毫不夸大地說，古代包括經(jīng)史子集中的典籍，都與文學史料有關。而且文學史料還應包括今人的研究成果，提供新的學術進展線索”?？梢娢膶W史料研究的范圍是極其廣泛的，因此，我以為或可這樣表述，即文學和一切可用來說明文學現(xiàn)象的材料，都是文學史料。

我的研究是從宋人別集和總集的編纂、刊刻與流傳開始的。宋人保存文獻的意識雖已很強，然宋集得以保存至今，卻頗賴明、清人的保存之功。前人每有明人刻書而書亡的議論，誠然，明人在?？叭酥鰰r存在一些問題，但不應以偏概全，承前啟后，明人在保存宋集上的功勞遠大于過失。至于清人對宋集的整理更是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如果沒有明清人的工作，我們今天的研究會困難得多。宋人編選的斷代或通代的文學總集數(shù)量很多，這些文學總集的編纂，多有明確的編選傾向和獨特的文學眼光，在作品的傳播、經(jīng)典化等方面，對后世的影響很大。宋集流傳到朝鮮半島和日本的數(shù)量也很多，其中不乏賴此以傳者（如《王荊文公詩》李壁注朝鮮活字本、一些僧人的詩集），有些重要作家的別集，雖中土亦存，然版本卻以朝鮮本或和刻本為優(yōu)（如《山谷詩注》《后山詩注》《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等），而許多由域外文士所編纂的文學選本及其他文學批評文獻，亦足資參考。以上這些方面的研究，后結(jié)集為《宋集傳播考論》，由中華書局2008 年出版。

宋代經(jīng)學昌盛，經(jīng)學文獻豐富，就中不僅為我們研究宋代的文學思想提示了其產(chǎn)生的學術思想資源，而且其本身也有多方面的文學研究價值。宋代又是史學發(fā)展的高峰，宋代史學著述中的傳記資料、地志等文獻皆為重要的文學史料。宋人史學意識普遍很強，受此影響，宋集的編年注釋、傳記體的創(chuàng)作和敘事手法的運用等，都較前代更為廣泛。宋代雕版印刷技術發(fā)達，官私刻書興盛，各種圖書大量刊行，知識得到極大普及，佛道“二藏”和各種匯編之書、綜合或?qū)ｉT的類書層出不窮，其中也雜有許多文學史料。

《宋代文學史料學》一書，作為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已順利結(jié)項，待補充修訂完畢后，擬交中華書局出版。此書撰寫的計劃和部分章節(jié)，曾得傅璇琮先生審閱，就中《論域外所存的宋代文學史料》一文，得傅先生大力推薦，還曾榮獲首屆“百盛—《清華學報》”優(yōu)秀論文獎一等獎，只是此書出版后，傅先生已不及見了，痛哉！

宋代士人多為復合型人才，在經(jīng)學、史學、金石學、文學、藝術等方面往往多有成就，所以，研究宋代文獻既要置其于一個較為寬廣的文化背景下加以考察，同時也應盡可能地進行綜合研究，揭示其內(nèi)在的文化意義。

比如，宋朝立國，崇儒右文，太宗朝大規(guī)模編纂各種圖書，就中《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和真宗朝編纂的《冊府元龜》，史稱“四部大書”，傳播久遠，影響甚大。今日重新考察其書，實具有政治和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意義?！短接[》原為太宗讀書撰文需要而編，同時也是自宋太祖以來崇儒重文政策的組成部分?！段脑酚⑷A》的編纂略同于《太平御覽》?！短綇V記》的編纂，則是在皇權(quán)授受之際，為宋太宗的皇權(quán)承繼服務的，蘊含著其穩(wěn)固政權(quán)的用意和苦心；從文獻上看，也是對《太平御覽》一書的補充?！秲愿敗返木幾氩煌谇叭龝鞘芴镥a的啟發(fā)，上承唐《群書治要》等，以揚善懲惡、“用存典刑”為宗旨，具有糾正太宗朝圖書編纂失于博雜的意味。同樣，姚鉉《唐文粹》的編選也有不滿《文苑英華》的因素。二者都反映了真宗朝思想文化的轉(zhuǎn)向。

再如，北宋王安石利用宋敏求家藏的唐詩文獻，編成《唐百家詩選》。在這些文獻中，既有唐人行卷、唐詩總集，也包括了數(shù)量眾多的唐詩別集。從宋氏的藏書看《唐百家詩選》的編纂，可以消除許多誤解。對于《唐百家詩選》的編選宗旨，理應從王安石文學思想觀念和是書本身去探求。王安石主張為文應“有補于世”，故所選多關涉社會政治，雖是詠史懷古、寫景詠物、抒發(fā)怡情逸志之作，亦著眼于其有益于世道人心的一面?！短瓢偌以娺x》又與王安石嘉祐四年（1059）上仁宗皇帝萬言書而不報的特定心態(tài)有關，表現(xiàn)在詩選中，便是多選抒發(fā)歲月蹉跎、仕途失意和有志難騁的幽怨的作品，許多詩尤其是贈行之作，?；\罩在一種“歸去來”的浩嘆中。作為政治家，王安石重視詩歌的現(xiàn)實政治功能，又表現(xiàn)為強調(diào)文要得體，選詩亦如此。作為文學家，王安石還特別青睞能曲盡人情物態(tài)的詩作，反映出其獨特的文學觀念和審美情趣?！短瓢偌以娺x》編成后，雖爭議不斷，然而也產(chǎn)生了廣泛和深遠的影響。

還比如，南宋孝宗朝，呂祖謙編選《宋文鑒》，“大抵欲約一代治體，歸之于道，而不以區(qū)區(qū)虛文為主”，既體現(xiàn)了呂祖謙以理學為主而又兼綜文史、經(jīng)世致用的思想傾向，又寄托了他期望以此來承繼和重新建構(gòu)自北宋以來所形成和確立的，以文為治、寬厚仁義的政治與思想文化傳統(tǒng)的良苦用心，是一次文化“紹興”的實踐。

在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上，一種文本文獻在形成之后，其主要內(nèi)容一般不會發(fā)生變化，但也有些文獻在刊刻和流傳的過程中，受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其內(nèi)容甚至編纂方式，都會被增刪、改動，發(fā)生變異和衍化。南宋的很多選本也是如此。像《古文真寶》就是這樣一部很特別的書。也許因為它是一部蒙學讀物，所以其最初的編者是誰、產(chǎn)生的具體年代如何等，都眾說紛紜，迄無定論。在流傳的過程中，又有士人不斷地對其進行修訂、注釋，名稱也不斷變化，至明代帝王亦參與整理工作，并為其撰寫序跋，情形十分復雜。它曾在元、明兩代廣泛流傳，并遠播東亞，至今盛傳不衰。揚之者稱其為“詞林之弘璧，藝苑之玄珠”（明神宗：《重刻古文真寶序》），抑之者則貶其出于村夫子之手，淺陋低俗，不可據(jù)信。其實，此書在書籍史和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上頗具代表性，它在中國本土和東亞流傳、演變和接受的歷程，從某種意義上說，恰是南宋以后理學思想和傳統(tǒng)儒家思想文化不斷下滲并逐漸成為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過程。而從后者的角度來考察《古文真寶》一書，也許能更準確地認識和評價其在文學和文獻文化史上的價值與意義。

以上這些研究，已結(jié)成《宋代文獻編纂與宋代文化變革》一書，列入程章燦教授主持研究和多位老師參與撰寫的多卷本《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2021 年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

2024 年3 月11 日，周師勛初先生亦歸道山，悲痛之余，時時念起先生的教誨。記得五年前我要退休的時候，有一次去看望先生，先生囑咐我：

要規(guī)劃一下退休后的生活，不要什么都做。要做幾件大的東西，小的東西就不要去做了。

也是在那時候，我回顧自己走過的學術道路，曾說過下面一段話：

先師程千帆先生一生坎坷，自1957 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后，參加過各種繁重的勞動……1978年，程先生受聘于南京大學，重新回到自己的母校工作時，已六十五歲。然而先生卻暗下決心，努力工作，要奪回失去的時間。從1978 年到1990年退休，十二年間，先生不但帶出了一批博士、碩士研究生，而且撰寫、編纂、整理了近二十部著作，為當代學術史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我輩年輕時雖曾不同程度地受到“文革”的影響，耽誤了許多美好時光，然比起先生所遭受的種種曲折，既微不足道，而作為程門弟子中的一員，有先生的榜樣在前，尤應恒自誡惕，奮發(fā)有為，以退休為新的學術起點，努力前行，做出成績。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光陰荏苒，回顧過去的五年，雖也出版了《思想與文學——中國文學史及其周邊》《宋代文獻編纂與文化變革》兩部專著，修訂出版了《辛棄疾評傳》，主編《中國詩學》《中國詩學研究年度報告》，編纂《呂本中研究文存》，發(fā)表了若干論文，但一直在做，但還尚未完成的事情仍有很多。在我而言，在接下來的時光里，理應以程先生、周先生為榜樣，以當下“為新的學術起點，努力前行，做出成績”，不辜負先師的培養(yǎng)和期望。

作 者： 鞏本棟，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澳門科技大學訪問教授，兼任南京大學人文社科高級研究院研究員，《中國詩學》主編等，主要著作有《唱和詩詞研究—以唐宋為中心》《思想與文學—中國文學史及其周邊》《宋代文獻編纂與文化變革》等，編著有《程千帆沈祖棻學記》等。

來 源：節(jié)選自《“卻顧所來徑”——我的學術道路（下）》一文，刊于《名作欣賞》2025年5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