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云鑫

日本執(zhí)政黨自民黨新總裁高市早苗勝選后不久便宣布了新的黨內高層人事安排，來自“麻生派”的多名成員以及原“安倍派”個別成員獲任要職。因為這些人大多與前首相安倍晉三關系密切，高市又明言將繼承“安倍路線”，所以高市與麻生合作的“高麻體制”被認為具有當年“安麻體制”翻版的意味。不過，與實現(xiàn)了戰(zhàn)后日本政治史上“非常態(tài)”長期執(zhí)政的“安麻體制”不同，“高麻體制”自起步階段即面臨多重牽制，未來可謂變數(shù)繁多。尤其是公明黨10日決定退出與自民黨的聯(lián)合執(zhí)政后，高市和自民黨的執(zhí)政前景面臨更多不確定性。

即便高市得以繼任首相，首先，作為日本主流民意的和平主義也將規(guī)范和約束高市施政。高市關于參拜靖國神社、修改憲法第九條第二款、創(chuàng)設“自衛(wèi)軍”乃至“國防軍”等極右理念和構想令日本國民產生回歸“戰(zhàn)前”的擔憂。事實上，安倍時期解禁集體自衛(wèi)權等“解釋修憲”(修改憲法解釋)政策已經觸碰日本國內民意的極限，出于對“回到二戰(zhàn)前政治狀態(tài)”的恐懼，日本國民普遍反對日本任何可能帶有武力威脅或行使武力色彩的安全政策。這可能成為限制“高麻體制”下日本快速擴張防衛(wèi)力量的“制動器”。

其次，自民黨未實現(xiàn)“舉黨一致”，黨內向心力下降。高市雖試圖模仿安倍建立“舉黨一致”體制，但其人事任命被批評過于“論功行賞”，存在引發(fā)新一輪黨內派閥斗爭的可能。前已言及，“麻生派”和原“安倍派”成員得到高市重用，菅義偉、岸田文雄以及石破茂等派則明顯被邊緣化。高市作為“弱總裁”如此操作，很可能引發(fā)反彈，進而削弱自民黨的向心力。

再者，經濟困境可能導致高市在組閣后支持率快速下降。鑒于首相指名選舉日期延后，未來的“高市內閣”將會錯失通過補充預算案應對通脹的最佳時間窗口。而且，由于自民黨在眾參兩院陷入雙重“少數(shù)執(zhí)政困境”，2026年度預算案以及稅制改革相關法案也可能遭到擱置。高市聲稱要重拾“安倍經濟學”，但當前的日本已經基本喪失這樣的經濟政策空間。“安倍經濟學”的核心在于通過制定通脹目標扭轉通縮循環(huán)，而當前日本經濟面臨的核心問題之一恰恰在于通脹高企。有鑒于此，高市執(zhí)意恢復“安倍經濟學”，無異于“抱薪救火”，很可能導致日本通脹的進一步飆升和國民實際購買力的迅速下降。

?“高麻體制”仍是自民黨派閥政治的延續(xù)。即便繼任首相，高市也需收斂此前的激進政策主張，否則不僅將引發(fā)黨內新一輪抗爭，還可能失去日本國民以及執(zhí)政盟友的支持，從而令日本政局陷入更大不確定性。（作者是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國際商務外語學院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