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3月12日，北京，孫中山病逝。

北洋政府氣數(shù)將盡，共產(chǎn)黨還在地下，國民黨剛翻身，這個時間點，他的死把所有矛盾，集中到了一個焦點上——葬他在哪里？

孫中山遺言寫得很清楚，“葬于南京紫金山”。

可問題是，南京當時不是國民黨的地盤，紫金山也不是想建陵園就能建的地方。

廣州的國民黨政府剛成立不久，北方局勢混亂，內(nèi)部派系林立，想安葬他，先得安頓好人心。

為了這場葬禮，汪精衛(wèi)、胡漢民、譚延闿、宋子文，幾位國民黨元老動作頻頻?；I委會一成立，問題就來了——誰寫碑文？誰寫墓志銘？誰的版本能刻到石頭上，流傳百年？

汪精衛(wèi)搶著寫碑文，胡漢民抓住墓志銘，吳稚暉執(zhí)筆傳記，張靜江負責記文。

每一份都是長篇大論，熱血沸騰，筆下的孫中山不是凡人，是天上星辰，可稿子寫了一沓，沒有一篇能定。

籌委會開了不下十次會，誰都不肯退讓。

每個人的稿子都寫得像政治宣言，一半在紀念孫中山，另一半在樹立自己，看似追思，實則較勁。

一年又一年，碑文遲遲沒有定稿，中山陵的工程卻在推進。

1926年初，紫金山開工，陵墓主結(jié)構(gòu)兩年后基本完成，陵建成了，碑還沒寫。

1928年初，一場會議在上海召開，氣氛壓抑得像棺材板，有人終于說出實話：孫中山的偉業(yè)，不是一篇文章能寫完的，與其爭那幾千字，不如改寫簡短，沒人反對，也沒人再堅持原來的稿子。

于是，把最難的活兒交給了譚延闿。

他是折中人物，也是書法家，既有威望，又不站隊，拿得起筆，也穩(wěn)得住場。

可碑文交給譚延闿，是一件政治活，也是一件手藝活。

要求簡單：字數(shù)少，風格正，筆力沉，不能添情緒，也不能失敬意。

碑文最終定下十五個字：“中國國民黨葬總理孫先生于此”，再加一行日期：“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一日”，字不多，卻重得像一塊鐵板。

寫這二十四個字，譚延闿磨了三百多稿。

他不是想出風頭，更不是故作姿態(tài)，而是知道：碑文一刻，千秋定論，這不是書法，是立場，不是書卷氣，是臉面。

寫字那年，他年過半百，身體不好，常年咳嗽，手還抖。

可偏不讓人代筆，他說，這字寫不好，不是“錯一個字”那么簡單，是“毀一個人”。

譚延闿不斷重寫，有時一張紙上只寫一個字，一天寫不過五個，寫完了燒掉，不滿意就撕。

換過“孫先生”三個字的稱呼，試過“中山”、“先生”、“先總理”，最后還是選了，冷靜也莊重的那種寫法，不煽情，不拔高，干凈利落。

“葬”這個字，他改得最多，怕太重，怕不敬，也怕被后人誤讀，有人建議換成“奉安”，他思前想后還是用了“葬”，用詞準確，不逃避死亡，也不神化安葬。

日復(fù)一日，年復(fù)一年，稿紙堆滿整屋。

他自己把一疊疊試稿封起來，說：“這不是練字，是算賬，給歷史交賬?！?/strong>

真正寫定的時候，是1929年春，南京大典在即，籌委會催稿催到桌子拍響，譚延闿才交出一份干凈字稿，用顏體寫的，穩(wěn)如磐石。

但他沒落款，碑文上沒有“譚延闿書”四字，籌委會一頭霧水。這種政治場合，不署名？那誰來背這個責任？

譚延闿拒絕加名，他說得不多，只一句：“這不是給我留名?！?/strong>

也不是裝，這個時候的譚延闿，已經(jīng)是國民黨內(nèi)部重要人物，兼具資歷與實權(quán)，落個款，地位更穩(wěn)，可他清楚，這二十四個字代表的是整個國民黨，不是他個人。

1929年6月1日，南京，十萬人送葬，紫金山中山陵奉安大典舉行，各路人馬齊聚，口號喊得震天響，儀式排得滿滿當當，卻沒人念出碑文的作者。

碑就在那里，字就在那里，人卻退得無影無蹤。

沒有掌聲，沒有鳴謝，沒有“書法大家”這種虛頭八腦的禮數(shù)，只有一塊石碑，一排字，一個被有意忽略的名字。

可所有人心里清楚，寫得出這字的人，不需要落款。

刻字的人沒署名，看字的人都記住了

1929年春，石碑豎起來了，白色漢白玉，正面刻字——二十四個大字：

“中國國民黨葬總理孫先生于此?！?/strong>

下方是一行落款時間：“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一日”，整塊碑正中空落落的，沒有落款，也沒有題字者印章。

外人看不懂，內(nèi)部人都懂，這字是誰寫的。

這二十四個字，不是因為寫得有多漂亮，而是因為太穩(wěn)重、克制、正經(jīng)得嚇人。

沒有贊美、沒有口號、沒有鋪陳，像公文，又像祭文，冷得發(fā)光。

當時很多人不理解，有人嫌棄字“沒感情”“沒氣勢”，可真正看得懂的人只說一句：壓得住場。

字體是顏體，顏體什么調(diào)子？正、重、硬、直，像規(guī)矩砌出來的石頭，不許動，也不能動。

有人注意到，“葬”字收筆尤其短促，像刀刻進去，不是裝飾，是克制，是拿命保住尊嚴的克制。

碑文交出后，譚延闿一病不起。

不是生病，是脫力，那陣子，他常獨自去中山陵工地，一個人坐著，看碑，人來請他，他搖頭，那是他唯一一次，不肯參加公開儀式。

奉安大典舉行，十萬人參加，蔣介石站在前排，宋慶齡、汪精衛(wèi)、胡漢民、于右任，國民黨所有重量級人物全到場，陵前站了三小時，沒人說話。

所有人都知道，孫中山死了，他留下的，不只是“主義”，還有權(quán)力空位。

蔣介石靠軍隊，汪精衛(wèi)管文宣，胡漢民掌黨務(wù)，三方博弈開始，而中山陵，就是第一場公開對峙——誰站得近，誰說得響，誰就是繼承人。

可他們都忘了一點：碑是別人寫的，那塊石碑，把場子鎮(zhèn)住了，字少，但重；無情緒，但不冷；沒人署名，卻沒人敢改。

寫字的人沒露面，氣場卻大。

不落款背后，是一場看不見的刀光劍影

譚延闿為啥不署名？不是“謙虛”，是保命。

1928年開始，蔣介石已經(jīng)全面掌權(quán)，北伐成功，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他不信任汪精衛(wèi)，也防著胡漢民，國民黨里派系斗爭一觸即發(fā)。

這種時候，誰寫碑文，誰署名字，就是政治表態(tài)，落款，等于站隊。

譚延闿不蠢，這二十四個字，本來就不是“藝術(shù)創(chuàng)作”，是儀式的一部分，落名字的那一刻，他的命運，就不再是自己的了。

而且他也清楚，這塊碑不是寫給現(xiàn)在的人看的，是給后人留的。

后人不管你是哪派的，不在意你得了什么賞，只看你留了什么字，所以他退了，把功勞丟給歷史。

結(jié)果是：碑文立住了，人沒進斗爭泥潭，真正高明。

1937年，南京淪陷，日本人進了中山陵，把陵園當營地，孫中山的靈柩險些被遷走，有人主張炸碑，稱“去其象征”，沒人動得了那塊碑。

碑上的字太冷靜、太堅硬，沒有攻擊性，也沒有煽動性，沒一個政治口號，也沒有夸張敬詞，卻讓人肅然起敬。

1949年后，中山陵歸為國家重點保護單位。

碑仍立原地，字仍原樣，無人敢添一筆，北京方面派人修復(fù)，最后決定“不動字跡”，理由很直接：“字穩(wěn)。”

“穩(wěn)”在這里，是一個評價，也是一種判斷：這字能扛事，能撐臺面，不是寫得漂亮，是站得住。

沒人再提起譚延闿，書法圈偶爾談到這碑，也只說“顏體正宗”，諱言作者。

可知情人都知道，那不是書法流派的問題，那是政治手腕的結(jié)果。

譚延闿死在1930年，走得不算早，也不算晚，沒等到國共矛盾，也沒看到蔣介石失勢，更沒參與內(nèi)戰(zhàn)。

他活得清楚，退得干脆，他知道什么能留、什么不能碰，碑上不寫名，反而讓人都記住了他。

那碑還在，字也還在，他留下的，是一個時代冷靜的見證。

參考資料：
張書生主編.《民國人物傳》第6卷. 中華書局, 2007年.
《譚延闿傳》，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免責聲明】文章描述過程、圖片都來源于網(wǎng)絡(luò)，此文章旨在倡導(dǎo)社會正能量，無低俗等不良引導(dǎo)。如涉及版權(quán)或者人物侵權(quán)問題，請及時聯(lián)系我們，我們將第一時間刪除內(nèi)容！如有事件存疑部分，聯(lián)系后即刻刪除或作出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