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鄭老誕辰一百周年、逝世十八周年，作為鄭老的學生，不禁回憶往事，寫此小文，聊表我的懷念之情。

1936年，我從山東濟南高中考入北京大學史學系。在一年級必修的課程中，魏晉南北朝史是由鄭天挺先生講授的，從此開始認識了鄭先生。先生講課條理清晰，時常發(fā)揮他自己的見解，能引人入勝，我當時很感興趣。后來我在閱讀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史書時，花的時間比較多，與這時聽先生的課有關。鄭先生那時是北大秘書長，從他的辦公室到紅樓的教室，要走一段路，但他總是按時上課，從未遲到或請假。

1937年，我在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因故失學。經過兩年的輾轉奔波，1939年才到昆明西南聯(lián)合大學歷史系復學，入二年級。在二年級的必修課中，有隋唐五代史由鄭先生講授。先生在講課中介紹了史學界對隋唐史的研究成果，使我們得到了一些課外知識，獲益不少。先生那時是西南聯(lián)大總務長，公務繁忙，考試時很可不必親自去監(jiān)考，委托別人代替一下就行了，但他認真負責，總是到教務處領了試卷后就去監(jiān)考。

我在三年級時選修了由鄭先生講授的清史研究，主要講清廷入關前后的歷史。此課不考試，學生每人寫一篇讀書報告，記述自己的讀書心得，從而使我們多看了一些參考書，訓練了研究能力。那時有一位外校的青年教師，有志研究明清史，而苦于不得門徑，便冒然寫信向鄭先生求教。象這種事情，本非鄭先生份內必盡之責，但先生當仁不讓，為嘉許其研究學問的熱誠，還是在百忙之中開列了參考書目，并指示其閱讀方法，滿足了這位青年教師的要求。

1942年的春天，我開始撰寫畢業(yè)論文，題目是“論曹操平定中原”，導師是鄭先生。在先生的指導下，我終于寫出論文，完成學業(yè)，拿到了大學畢業(yè)證書，獲得學士學位，達到了復學時的目的。

1945年，抗日戰(zhàn)爭勝利結束，舉國歡騰。1946年，北大復員北平，我們又回到了闊別九年的沙灘、紅樓。不久，原史學系主任姚從吾先生調任河南大學校長，系主任由鄭先生繼任。先生雖然照舊主管全校行政事務，但對系里的事仍認真負責，時常來往于秘書長辦公室和系主任辦公室之間，非常忙碌。

解放以后，鄭先生繼續(xù)擔任北大秘書長和史學系主任的職務，并積極參加各項革命運動。

1951年冬季，北京市各高等學校分別參加各地的土地改革運動。北大史學系、哲學系、中文系的師生參加中南區(qū)土改工作團第十二團，由鄭先生任團長，到江西省泰和縣進行土改工作。先生在全體大會上作過幾次講話，每次都充滿對社會主義的熱情，激昂慷慨，使大家深受感動。團員中有幾位著名的教授，如賀麟、唐蘭、容肇祖、馮廢名等，在鄭先生的帶動和鼓舞下，都提高了參加土改運動的積極性。

1952年，全國開展三反運動，因為鄭先生曾擔任過十八年北大秘書長，主管全校的行政和財務工作，學校請他提前回校參加運動。當時這個運動搞得熱火朝天，很多主管財務的人被打成“老虎”。我們與先生熟識的人雖然知道他一向清廉，不會有什么問題，但在轟轟烈烈的運動中，誰也不敢保證不會出什么事，所以都非常懸念。結果，鄭先生以清白之身經受住了革命運動的考驗。大家不但放心了，而且更增加了對他的敬重之心。

先生一生為人忠厚，謙虛謹慎，治學勤奮，成就卓越，培養(yǎng)了很多明清史專家和人才，對學術和教育事業(yè)作出了重大貢獻，實為一代宗師。先生雖然已經作古，但他的言談舉止，音容笑貌，仍深深印在我的心中。

我開始認識鄭先生的時候，僅是一個十八歲的小青年，而今，我已是年逾八十的老人了。歲月易逝，時不我與，撫今思昔，不勝感慨之至。

來源：《南開學報》哲社版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