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杭州，一位名不見經(jīng)傳的小巡檢，被遺忘在官場的角落。

范仲淹提拔了無數(shù)人，唯獨漏了他。別人升官發(fā)財，他外出辦事，連露個面都難。

可誰料，這位“小透明”并沒抱怨，而是寫下區(qū)區(qū)十四個字——“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為春”。兩句詩不談仕途，卻句句寫盡人情冷暖。

范仲淹一看，心中會意，從此小官蘇麟聲名不朽。這首詩，沒有對仗繁花，卻勝過千言萬語，火了整整一千年。

杭州城外的遺忘者

范仲淹時期的北宋政治生態(tài)復(fù)雜，官冗吏濫、薦舉不公已成積弊。

宋仁宗時，全國官員人數(shù)超過四萬人，其中真正能治事的不足三成。許多地方知縣、轉(zhuǎn)運使憑資歷、門第上任，治理乏術(shù)，百姓負(fù)擔(dān)沉重。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范仲淹登上政治舞臺。

早年家貧，他靠苦學(xué)成才，“晝誦夜讀，粥冷燈殘”，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胸懷入仕。

他仕途坎坷，數(shù)次貶官，但始終不改其“以天下為己任”的志向。

慶歷三年（1043年），宋仁宗任命范仲淹為參知政事，主持全國吏治改革。

他上奏《答手詔條陳十事》，主張從根本上整肅吏治，核心思想就是任賢去弊、以德選官、裁汰冗吏、舉賢任能。

他提出：

“慎選官長，抑僥幸；明黜陟，精貢舉?！?/p>

這幾句話后來成為宋代吏治的基本準(zhǔn)則。

他改革薦舉制，要求所有官員推薦屬下必須有據(jù)可查，若薦人不當(dāng)，舉主與被舉同罪。

這項制度讓官場“走門路”的風(fēng)氣受到極大遏制。

同時，他還主張“薪俸養(yǎng)廉”，以足夠俸祿抑制貪腐。

在范仲淹的觀念中，廉政不是靠懲罰，而是靠“養(yǎng)廉”——讓官員有尊嚴(yán)地生活，才不會為利所惑。

此外，范仲淹從不以門第論人，而看重品與才兼。

他選拔人才，尤其注重基層小吏與寒士。

在杭州任知府時，他推行的就是“賢能治地”理念。

他到任后，杭州官場風(fēng)氣為之一振，百姓無不稱頌。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蘇麟的名字，才被這位“舉賢不避遠(yuǎn)”的官員看見。

北宋慶歷年間，杭州的西湖還未完全成今日的模樣。

就在這座繁華之地的一隅，住著一位名字幾乎被歷史湮沒的小官——蘇麟。

他官不大，叫“巡檢”，說白了就是地方治安頭兒，兼理防務(wù)與糾察。

職位雖低，卻并不輕松，尤其在宋代這種“文貴武賤”的時代——文人寫幾篇文章就能青云直上，而武官終日奔走，卻常常連門都摸不進(jìn)京師。

蘇麟就在這樣的尷尬位置上徘徊。

北宋慶歷年間，范仲淹剛被調(diào)任杭州知府。

杭州官員都想在他面前露個臉，哪怕是抄份文書、報個公事，也盼能被看見。因為被范仲淹看見，就意味著有機(jī)會。

蘇麟也是其中之一。

他從小讀書，是一個非常有才華的人，卻因出身寒微，只能在軍職里混個邊角。

范仲淹初到杭州時，他也希望得到一個舉薦的機(jī)會。但因自身總是外出辦事，而沒能讓范仲淹注意到這個名字。

即便心有不甘，他也只是低頭把手頭的文案理得一絲不茍。

可心里那口郁氣，終究難平。

于是，他提筆寫下一首《斷句》，

——“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為春?！?/p>

蘇麟因此得到賞識。

蘇麟這一首《斷句》，看似寫景，實則句句帶鋒。

他寫“近水樓臺先得月”，不是感慨天文，而是映射人事。

在北宋的仕途上，人與人之間的差距，從來不是“才氣有別”，而是“距離不同”。

當(dāng)時的薦舉制度講究“上官保舉”。

只要能在知府、轉(zhuǎn)運使、御史的視線之內(nèi)，升遷如探囊取物；而遠(yuǎn)在屬縣的基層官員，即便勤政如蘇麟，也常被淹沒在文案堆里。

一句“先得月”，寫得輕，卻透出濃濃的官場諷味。

可這句詩又妙在“有分寸”——它不怨天，不怒人。

蘇麟并未直言不公，而是以自然之理暗喻人事之常：

水邊的樓臺，本就先得月光；朝中的權(quán)臣，自然近于天恩。

而向陽花木易為春也意味著靠近權(quán)貴而獲得優(yōu)先的機(jī)會。

他既指出不平，又不觸怒權(quán)力。

這便是宋代士人的高明——含諷而不逆，訴屈而不顯。

范仲淹看到這首詩后自然明白蘇麟的意思，遂在征詢了他的意見后滿足了他的要求。

從此，“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為春”不僅僅是一句詩，
更成了一段仕途奇緣的注腳。

參考信源：
《清夜錄》
范仲淹的吏治改革思想 《中國領(lǐng)導(dǎo)科學(xué)》2024年第2期